二 十年立宪之失败
对于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之后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其中的路径，则经历了由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的探索。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实行君主立宪的“小国”日本先后战胜了中、俄这两个实行封建帝制的大国。残酷的现实，让国人真切感受到宪政体制的优越性，激起了上至督抚下至庶民呼吁实行立宪的热潮。截至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月底），在位的八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五位奏请立宪，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奕劻也明确表示支持立宪变法。江浙立宪派人士张元济等则开始了“奔走运动”，并首次提出遣使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的主张。如此，使得立宪已成不可避免之趋势。连日会议讨论之后，慈禧于六月十四日发布谕旨，遣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17]。晚清立宪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在得到考察大臣载泽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18]的承诺，并经过自己一番痛苦权衡后，慈禧终于下定立宪决心。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俗称《仿行立宪上谕》），公开承认中国的专制制度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预备立宪进入正式启动阶段。
一个有限的君权、一个责任的内阁、一个民选的议会，此三者是君主立宪的题中之义。《仿行立宪上谕》虽已颁布，但何时立宪、如何立宪，清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此，自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至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夕，以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全国有据可查的参与签名者达十五万人之多。[19]
在民众压力之下，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甚至包括军机大臣等纷纷奏请速开国会。军机大臣奕劻亲自向慈禧和光绪奏陈：“若不及早将国是决定，使宪政克期实行，万一人心不固，外患愈深，陷中国于朝鲜地位，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20]一番动情陈述让素以狠辣著称的慈禧大为动容，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要求“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至此，原本杳渺无期的立宪预备，终于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然而，就在《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到三个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两位最高统治者的骤然逝去让清廷的立宪之路发生重大转折。
没有了慈禧的威权，清廷的立宪立即失去了约束、失去了耐性——先是民间的不满开始涌动：宣统元年十一月起至宣统二年九月，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的策动下，“速即立宪派”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几十万人“哀请立宪”使得清廷被迫缩短立宪期限，“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21]——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接着是朝廷的处置变得乖谬：为遏制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宣统二年十一月摄政王载沣下令将参与第四次请愿的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并将组织者温世霖发戍新疆。
庙堂与民间的龃龉、清政府的镇压行径，激起了国民的“普遍恶感”，加速了立宪派向革命派转变的进程，“天下之士灰心疾首，一瞑不顾，势迫形驱，相率入于革命”。[22]辛亥革命后，本为立宪派的张謇很快就与革命派的孙中山、黄兴等结成联盟，助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最初的起因，或肇始于此。
更有甚者，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清廷公布首届责任内阁名单——十三名成员中，满族大臣竟占有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称为“皇族内阁”。成立内阁本是彰显清廷立宪的成果和决心，而“皇族内阁”的粉墨登场，表明清政府毫无立宪的诚意，使“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23]
“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即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宣布将原本由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民众集资筹建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由此引发的四省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辛亥革命最终迫使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也宣告晚清十年立宪之失败。
清廷决定立宪，最初曾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启程之日，革命党人吴樾就怀揣炸弹上火车试图与五大臣同归于尽。有观点认为，革命党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行动，是担心清廷立宪后，他们难以鼓动民众，故加以阻挠。光绪三十二年，得知清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决定实现立宪后，梁启超曾对友人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24]
假如立宪成功，武昌起义可能就不会发生，大清王朝或许能得以延续下去。我们不禁设问，历时十年、有良好意愿和坚定决心的晚清立宪改革为何没能成功？这其中自然有慈禧在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三十一年间的贻误，但更多可能在于其对君主立宪认识不透：以为只是对专制制度的修修补补，不知是自我革命、是对君权的限制；且立宪目的不纯，只想竭力维护皇权，而不是普及宪政价值；所持诚意也不足，整个改革方案空有宪政外壳，内里仍为专制特质。
也因此，从最初开始，清廷的立宪举措，均非主动而为，且无一不落后于立宪派和国内民众的企望——预备立宪的背后，是张元济、杨度运动请愿的身影和十五万民众的齐声呐喊；缩改立宪日期的背后，是张謇等数十万请愿民众的背书；限制君权的原因，是武昌起义和张绍曾等兵谏的结果。清廷立宪步调与立宪派、与民众要求的长期不对等，形成了“民心已向共和，君主依然立宪”的错位。最终，当清廷同意召开国会时，赞成者已寥寥无几，隆裕太后不得不接受共和、颁布退位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