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今，“全球化”早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了，今天的人们无论是拥抱还是排斥，它都已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全球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变化，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唯有变化是恒定不变的。
历史上，超越国界、洲界且各方面互动持续时间长达近三百年的大变化当数两千年前的希腊化时代。在那段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杂居在一起，各方都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环地中海沿岸的各民族，通过彼此观念的相互交流，调整与融合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可以说，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既是对古典希腊文化的发展和延伸，也是对东方文化的吸纳与利用。希腊化时代作为东西方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也是人类观念急剧转变的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碰撞、大汇合的时代，甚至有学者认为，希腊化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时代。
在此，我们不对该提法做概念上的追究，但那个时代思想与文化的丰富性及复杂性却是为学界所公认。“描述希腊化文明丰富多彩的面相”，将“这个极其多样化的新世界”作为写作的对象，也正是这本《希腊化时代》的作者彼得·索恩曼想要做的事情。然而，如何在一本仅有百页左右篇幅的小书中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在西方，有关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著述不少，其中多为艰深的学术著作，而这一本则属于通识类读物，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之一。作者彼得·索恩曼是牛津大学古代史副教授，在瓦德汉姆学院主讲希腊和罗马史。但他更有名的著作是2012年获得朗西曼奖的《梅安德河谷：从古代到拜占庭的历史地理》，他还与西蒙·普莱斯合著了企鹅欧洲史系列中的《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的历史》。此外，索恩曼还定期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有关希腊和罗马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通过以上简短的介绍，基本上可以看出，索恩曼既是一位有着严谨专业背景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热衷于向大众传播学术知识的通识作家。前一重身份保证了其内容的严谨和准确，后一重身份则要求其文笔通俗易懂。
这本《希腊化时代》恰好体现了这两重身份的完美结合。彼得·索恩曼以专业的眼光，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将一个多样且丰富的希腊化时代立体地展现了在读者面前。
首先，作者从索里的克莱尔库斯铭文入手，想象一个名叫克莱尔库斯的小男孩曾做过一场开始于塞浦路斯海岸，结束于巴克特里亚的漫长旅行。我们知道，在公元前275年前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一位著名人物，哲学家索里的克莱尔库斯（Clearchus of Soli）的确曾从希腊来到今天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城访问，在这座今天唯一一个被发掘出来的两河流域以东的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城市中，他在基里阿斯王陵墓的一根石柱上留下了著名的德尔斐箴言中的一段文字。克莱尔库斯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旅行，完全得益于希腊化时代东西交通的便利和人员往来的频繁。索恩曼以一场想象中的旅行开始他的叙述，这样的阅读体验让读者犹如在向导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随后，在解释“希腊化”这一概念的由来时，索恩曼先学术性地介绍了德国学者德罗伊森及其代表作《希腊化史》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但他并未过多铺陈，而是迅速转向读者，清楚地提醒他们，想要了解这个时代，需要明白自身的阅读立场究竟是“以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文化融合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还是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为特点来看待希腊化”，并将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希腊化世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这样的写作思路等于帮读者梳理出了理解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提供了可能的解读路径。
在材料的处理上，索恩曼对希腊化时代留给后世的丰富材料予以肯定，认为抱怨这一时期文献的缺乏是一种“无病呻吟”。索恩曼指出，除了的确不算令人满足的叙事史外，尚可借助其他材料，如官方档案、私人信件、商业契约、学生习题、隐修日记、神庙记录、石刻铭文以及大量的实物证据等，来展示当时国家机制的运作、商业经营及管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诸多方面，并由此得出结论：后世对“希腊化历史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古风时代或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正是基于材料的丰富性，作者证明了自己从多方位叙述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合理性。
在主体叙述中，索恩曼基本上是以重要人物（包括军阀、国王、学者等）为主线，串连勾勒出希腊化时代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复杂多变的王朝发展与政权更替、东西交流中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政治格局的合纵互动与利益变化、城市规划与建设、学术成就与科学研究、图书收藏与学派兴衰、文化传播与艺术创作，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由此，作者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角度，生动而又形象地将希腊化时代波澜壮阔的文明画卷徐徐展开，在有限的篇幅里，揭示了希腊化时代文化与历史“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这一段“人类历史上短暂而美妙的时刻”以一种活泼清晰而又准确深入的笔法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样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既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专业水准，也凸显了其独特的问题视野与思想方法。
当然，索恩曼对希腊化时代文明繁杂多样性的呈现，也体现出20世纪后半叶学界在希腊化时代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势。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将希腊化文明的成就和价值归于希腊——马其顿人和近东非希腊民族的共同创造，而非希腊文化的单纯传播，从而修正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学术圈内对希腊化王朝臣属民族文化的忽略。
事实上，无论学界对此有着怎样的不同意见，只要人们仍然把“希腊化时代”或“希腊化世界”这些表示这一时空范围的概念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单位或名称，也就是承认了希腊化文明是多元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当然，其中也充满了种种张力和冲突，甚至有着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难题。
应该说，两者间的交融，既超越了古代东方，也超越了古典希腊。由此而形成的希腊化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合并”，双方是在互动的基础上相互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堪称世界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普世性不是通过减法和强行统一思想，而是通过加法和日趋混同而得以运行。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模式首次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与继往开来的意义。
如同希腊化时代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一样，当今世界也有着对一体化的诉求与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只是今天的发展更进一步地显示出，世界已不再允许西方文明的单独发展或东方文明的孤立存在。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事实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群体生活的新阶段，这是一个更加重大的时代转换期，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将更加不再被地理环境所阻隔，也不必然为文化、民族及宗教等观念所遮蔽。这或许是今天我们读《希腊化时代》一书所自然产生的联想和进一步的期望吧。
本书的中文版由陈恒教授领衔翻译（陈恒译第一、二、三章，李腊译第四、五、六章）。陈恒教授长期以来耕耘于希腊化研究领域，是国内该领域内的权威专家之一，他以专业而又流畅的译笔将这本《希腊化时代》介绍给国内读者，既拓展了中文学界对希腊化时代的研究视角，又让大众对这一时代有了生动形象的了解，可谓功莫大焉。
是为序。
2021年10月1日于湾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