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直的人

皮埃尔·米歇尔

一五三〇年，在人文学者纪尧姆·比代的影响下，弗朗索瓦一世创建了王家学院，不仅教授拉丁语，同时还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一五三二年，拉伯雷的第一部小说《庞大固埃》在里昂问世。蒙田就是在人文主义获得辉煌胜利之时呱呱落地的。

一五三三年，米歇尔·埃康[1]诞生于佩里戈尔地区[2]距卡斯蒂翁镇四公里的蒙田城堡。他家祖辈通过在波尔多开鱼行和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发财致富。他的曾祖父拉蒙·埃康购置了良田和蒙田城堡（又称蒙塔涅城堡，直至十八世纪还有人这样称呼）。蒙田的父亲不像斯卡利杰[3]所说的那样是卖鱼的，而和龙沙[4]的父亲一样，是一位真正的贵族老爷，参加过征服意大利的战争，回来时，已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狂热崇拜者。那里，古代的遗迹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创新相互结合，人们颂扬生活的美好和乐趣。他的乡亲对他推崇备至，选他为波尔多市长。

独出心裁的教育

据蒙田证实，皮埃尔·埃康不通文学，他想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拉丁语是学者和文人的通用语言，他就设法让儿子牙牙学语时就把拉丁语当作母语。在《论儿童教育》一章中，蒙田深有感触地忆及他父亲如何高薪聘请一个德国人当他的家庭教师，那位教师的任务是和孩子讲拉丁语，绝对排斥法语和佩里戈尔方言，这两种语言，孩子是后来才学会的。这样，蒙田熟知拉丁语，视之如一种活的语言，很早就能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用拉丁语写的各种现代作品。但他父亲怕他这样下去会落后于其他孩子，就把他送进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那所中学刚由一个叫安德烈·德·戈维亚的葡萄牙籍校长重新改组，他和皮埃尔·埃康非常熟悉，因为他是在皮埃尔·埃康任波尔多市长时获得法国国籍的。照蒙田的说法，他是法国最优秀的中学校长。还有几位出类拔萃的教师：人文主义者布卡南、盖朗特、米雷；如果《随笔集》中的回忆符合事实的话，他们甚至还是蒙田的个别辅导老师。这又怎样呢！最好的学校在独立和古怪的孩子看来，从来就是“监禁青少年的牢房”。蒙田把自己说成一个思维迟钝、笨头笨脑的学生，他不爱吵不爱动，无精打采，懒惰散漫；他只对爱看的书感兴趣：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他“一口气读完了这两本书”；还有泰伦提乌斯和普劳图斯……但当他在布卡南、盖朗特和米雷的拉丁语悲剧中扮演角色时，他就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后来，他不仅不否认他对戏剧的痴迷，还为这种爱好辩护说：“我很赞成贵族子弟演戏，这对他们是一种娱乐。”他认为戏剧是一种极好的社会娱乐活动，看到喜剧演员威信扫地的样子，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说他在居耶纳中学所学不多，至少他的判断力未受损害，在那时，他的判断力就很敏锐了。

法官生涯

中学毕业后，蒙田开始学习法律，很可能是在图卢兹和巴黎。他先在佩里格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当推事，该法院撤销后，他就成了波尔多最高法院的推事。但不久，他对这个职务厌烦了：法律多如牛毛，终于失去了效果，况且，它们的来源“极不牢靠”，与其说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是因袭习俗。还有，某些法官出于无知或狂热，常常滥用职权。“我亲眼看到，多少判决比罪犯的罪行还罪恶！”他在《随笔集》中如是说。他当了十三年法官，在这十三年中，他宁愿有负于法院，也不肯愧对人类。蒙田有力地抨击酷刑，在这方面，他是孟德斯鸠的先驱。

这历时许久的法官生涯尽管令他大失所望，但也使他结识了可爱的人：他和妻子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以及和他的挚友拉博埃西就是在法律界邂逅的。拉博埃西生在萨尔拉[5]，是法官的楷模。他精力充沛，廉洁奉公，深受斯多葛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对蒙田的友谊热情真挚，不可替代，他给蒙田带来了后者所缺乏的坚定不移和持之以恒的品德。如果说从前柏拉图因遇见苏格拉底而从此走上了哲学之路的话，那么，与拉博埃西的真挚友谊则帮助蒙田理解了一种学说，从而增加了他的独立性。受拉博埃西的影响，蒙田对斯多葛式的英雄敬佩不已，不管是奴隶、哲学家还是皇帝，不管是爱比克泰德[6]、塞涅卡[7]还是马可·奥勒留。一五六三年，拉博埃西不幸逝世，这独一无二的友谊于是中断，但并没有破灭。拉博埃西在九泉之下仍然指引蒙田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前进。他遗赠给蒙田的藏书以及他自己写的著作，对蒙田来说既是精神食粮，也是光辉指引。蒙田的首次文学活动，乃是出版亡友的拉丁语诗、法语十四行诗及希腊语作品译本。只有《甘愿受奴役》这篇演讲稿没有收进拉博埃西的作品集中，因为这篇文章已被新教徒作为抨击国王的檄文发表了。此外，出于对父亲的热爱，蒙田还翻译了雷蒙·塞邦[8]的《自然神学》，想借此给他的老父亲以宗教的安慰。在《随笔集》中，蒙田用整整一章（指上卷，第二十八章）的篇幅来阐述友谊。文中他所写的“因为是他，因为是我”这句话，流露出了他常常掩饰起来的真挚感情，读来令人万分感动。

一个自由的人

一五七〇年，蒙田三十八岁，他卖掉了法院推事的官职，回到蒙田城堡定居。再没有什么可以把他留在法院里了：他看透了他的工作毫无意义，而且不再有朋友在旁督促他忍耐克制；他父亲已过世两年，给他留下了地产和蒙田的称号；他的婚姻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因此，他“厌倦了宫廷和法院的束缚”，现在可以尽情地享受他书房里的一条拉丁语铭文所说的“自由、安宁和闲暇”了。这绝不是一个愤世者或苦行僧的遗世独居，而是一个乡绅的离群索居，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受野心驱使，也与大人物打打交道，过问一下政治，但更多的是精心维护自己的独立：“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上卷，第三十九章）具体地说，这个“后间”，他安排在城堡拐角处的一个塔楼里，那里有他的小教堂、卧室和书房。这是他的私人领地，他竭力保护他这方领地免受“夫妇、父女和家庭生活”的骚扰。他的书房里有一千册藏书，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数目了。为了随时能领受永恒智慧的教诲，他从《福音书》或古代哲学著作中摘录了一些箴言，把它们的形象描绘在天花板的搁栅上。他就躲在书房里，逃避“一切责任”，潜心读书，踱步沉思，为他喜爱的作者写写评注，抑或边凝视佩里戈尔乡村风光，边逗弄他的小猫。十九世纪，一场大火将蒙田城堡的主体部分毁于一旦，但苍天有眼，那塔楼幸免于难，这样，人们仍能在蒙田撰写《随笔集》的环境里回忆蒙田。

思想孕育的孩子

就在一五七〇年，《圣日耳曼条约》使宗教战争暂告结束；一五七一年，莱奥诺诞生，这是蒙田唯一成活的孩子。《随笔集》毫不掩饰蒙田对只有一个女儿的失望心情，他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他本希望能生个男孩，就可以把他的人生体会、他的姓氏和地产传给儿子。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不感兴趣，这让我们难以接受。其实，这恰恰是他对温情的一种抑制。也正因如此，他便在他思想孕育的孩子身上寻觅慰藉：“我们智慧、勇气和才能的产物，由比肉体更高尚的器官产生，更像是我们的孩子……”（中卷，第八章）就在这一五七一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拉博埃西的作品，从而向他个人的作品迈出了第一步。

不任公职和相对清静的生活不一定带来心灵的平静，因为隐居时也有可能不清静。对于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烈的人，无所事事会导致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蒙田有过切身体会：“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只同自己对话，只想自己的事，这是对它最大的爱护……但我觉得事与愿违……它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够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上卷，第八章）蒙田和古代神话中的那喀索斯[9]一样，需要一池清泉来认识自己。而这清泉，就是拉博埃西留给他的，以及他自己觅得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一五七二年，阿米奥把这部书译成了法文。蒙田更是将人生的教训和书本的教诲捏合起来苦思冥想，试试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一五八〇年的《随笔集》

蒙田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他的幻觉呢？按照当时的风尚，他可以到古人的著作中去抄袭警句格言，就像《加图箴言集》、伊拉斯谟[10]的《格言集》、亨利·埃蒂安纳[11]的《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道德格言》。他也可以像有些人那样，模仿塞涅卡的《致卢齐利乌斯》，写一些论道德的信札或文章，如西班牙人格瓦拉[12]的《金色信札》、皮埃尔·德·梅西的《训诫大全》。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写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中去，这对他很有吸引力：他是法兰西国王和纳瓦拉[13]国王的宫廷内侍，他对公众事务了如指掌，加之他看问题的客观性，这使他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观察家；因此，他的朋友们鼓励他写这样一部著作。不行！在这内战年代，一部历史书无异于一种表态：不是辩护，便是抨击。他不是意大利战争中的老战士，不像杜贝莱统帅[14]或他的乡亲蒙吕克元帅[15]那样有英勇业绩可供叙述。此外，他不喜欢历史的报刊文体，生性钟爱生动幽默的诗歌文体。他的天才之举，是博采众长，将这些不同体裁的特点融进《随笔集》中；《随笔集》既是一个学徒的习作，又是一个敢想敢为者的奇想，一个并不灿烂辉煌却经受过磨炼的人的人生体会。诚然，今天的读者看到一个极其厌恶卖弄学问的作家竟如此大量地借鉴古希腊和罗马作家，会感到不胜惊讶，然而，他这样引经据典不是为了炫耀知识渊博；那些引语变成了蒙田“自我”的一部分，并使他的“自我”更加丰满，但仍保持无拘无束。这部著作的构思史无前例，成为作者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蒙田可以在他的《致读者》中宣称：“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

一五八〇年至一五八一年的旅行

一五八〇年，两卷《随笔集》在波尔多由出版商西蒙·米朗日出版。接着，他离开妻子、女儿和城堡去外地度假，一去就是十七个月零八天。这就招来了许多闲言碎语。蒙田在下卷第九章中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击，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是为了进行一系列的温泉治疗；他患肾结石多年，他父亲就死于此病；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痛苦的不治之症。然而，蒙田厌恶吃药，这是祖传的习惯。怎能相信药剂师让“腹痛病人”服用的“磨成粉末的老鼠屎”呢？相反，大自然提供的温泉能治百病：蒙田已试过比利牛斯山和奥弗涅的温泉，但没有根治之效。他还没去过洛林、蒂罗尔[16]、意大利等地的温泉。此外，他那时四十八岁，连续骑马十小时也不觉难受，这不正是出外旅游的好时光吗？他对他的钟楼的墙角塔有点腻烦了，渴望“让自己的脑子接触一下别人的脑子”，在潜心研读过书本知识之后，现在特别想去“发现新鲜事物”。

随行人员除仆人外，还有一群亲戚和朋友：他的弟弟、他的连襟贝尔纳·德·卡扎利、一位洛林的贵族杜奥图瓦、年轻的代蒂萨克，后者是普图瓦名门望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是拉伯雷的保护人。蒙田没有直接去温泉：他先到巴黎，把他的《随笔集》敬献给国王。反过来，他聆听了国王的指示，并得到了御笔亲书的介绍信。中间还有一个与战争有关的插曲：他随国王去围攻拉费尔要塞，然后在苏瓦松参加了他朋友格拉蒙伯爵[17]的葬礼。接着，他又返回巴黎地区，穿过香槟和洛林，瞻仰了多姆雷米的贞德故居，进行了温泉治疗，然后去德国的南方、奥地利的蒂罗尔，从布伦纳山口[18]进入意大利。那时候，温泉比比皆是，名胜层出不穷，那群旅行者一路上尽情游山玩水：“如右边天气阴沉多雨，我便往左边走……”（下卷，第九章）。他们终于抵达罗马，那是人文主义者人人向往的地方。和拉伯雷、杜贝莱一样，蒙田崇拜古代的罗马，但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和教皇的罗马也颇感兴趣，那是“唯一的万国共有之城……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大都会”（下卷，第九章）。他受到教皇的接见，他对教廷图书馆举世无双的手稿赞叹不迭，他把《随笔集》呈送教廷圣职部审查，比起索邦神学院来，教廷圣职部往往更宽容。他们在卢卡[19]和维拉温泉浴场逗留的时间最长，这也是最愉快的一站。蒙田从未感到像这样自由过：“我想睡就睡，想学习就学习；当我心血来潮想出去走走，到处都能找到我谈得来的男男女女……”要不是他被波尔多市议会选为市长，他在意大利逗留的时间会更长。市长职位虽然令人向往，但这意味着放弃自由，要去对付比家庭琐事还要烦人的公众事务。一五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他离开罗马，经由米兰、都灵、尚贝里、里昂、克莱蒙费朗和里摩日，回到了蒙田城堡。一回到家，他就看见亨利三世的亲笔信，信中不乏恭维之词，但也给他下了命令，要他尽早去波尔多赴任。

旅行带来什么好处呢？蒙田归来，肾结石依旧未愈；事实上，矿泉水淡而无味，他就用白葡萄酒和牡蛎来提味。他宁死也不能不喝白葡萄酒，不食牡蛎！可他的人文经验大大丰富了。尚未旅行时，他就深信习俗对个人和国家起着支配作用。在旅行中，他到过许许多多地方，他的相对主义得到了证实。因此，《随笔集》下卷比起上卷和中卷来更加丰富多彩，更有个人见地。蒙田对自己的记忆力不甚信任，于是便坚持记日记，把所到之处及其特点都写下来：这日记不是用来出版的，但在十八世纪被一位叫普吕尼的议事司铎发现，并于一七七四年由出版商默尼埃·德·凯隆出版了。若将《日记》和《随笔集》进行比较，就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将事实进行艺术的搬移，后者则是从这些事实引发的道德劝谕。

波尔多市长

这位人文主义者极其自豪地获得了“罗马市民”的称号，又荣升为阿基坦地区[20]首府的行政长官。他未走马上任就已知这一职位的分量：在他之前，他父亲就因此而把“温馨的家庭抛至脑后”。因此，蒙田不打算让自己的意志受到太多的考验，一上来就给自己规定了应有的状态：“到任后，我就忠实认真地介绍自己的性格，完全如我感觉到的那样准确：没有记性，没有警觉，没有经验，没有魄力；也没有仇恨，没有野心，没有贪欲，没有粗暴。”（下卷，第十章）为了评价他这一表白的意义，有必要用他的另一个声明作补充：“我并不主张人在承担公职之后又漫不经心，拒绝奔波、演讲、流汗或在必要时流血。”（下卷，第十章）第一个“市长任期”没遇到太大的困难就过去了，显然，波尔多市民对蒙田是很满意的，因为他们再次选他为市长，这是异乎寻常的。可是，这第二个任期却让他到处奔波，费尽口舌，不仅流了大汗，还差点儿流血。居耶纳和波尔多附属于法兰西国王，但纳瓦拉国王在那里也有利益；此外，神圣联盟[21]非常活跃。最后，形形色色的海盗，还不算布鲁瓦日[22]的海盗在纪龙德河上拦截运酒的船只，对酒商们敲诈勒索。波尔多军队不大可靠，密谋利用阅兵谋杀市长。面临如此混乱的局面，蒙田表现得果断泼辣。他和要塞司令密切联系，从而恢复了秩序，排除了新教的威胁。在他第二个任期结束之际，爆发了一场新的灾难：蒙田在他的城堡时，波尔多发生了瘟疫；他因此而没有回波尔多主持选举他的继任者，那是出于谨慎，而不是胆怯。

蒙田家门口的战争

蒙田又变成了普通人，他就更容易受到攻击了。但他既不狂热，也不左右逢源，因此，他受到两个阵营里的极端分子的怀疑：“在国王派眼里，我是教皇派的，而在教皇派眼里，我又是国王派的。”一五八五年，国王和神圣联盟的军队包围新教控制的卡斯蒂翁镇；士兵们将当地掠夺一空：“我当时的遭遇，若是落在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身上，他就会像省吃俭用的人那样去上吊寻死。”然而，蒙田依然心境恬静，拒绝武装他的城堡：“我想使这个角落免受社会风暴的侵袭，就像我在自己的心灵中营造另一个这样的角落那样。……在这么多武装起来的房屋之中，我知道像我这样地位的人，在法国只有我一个把自己的房屋完全交给上天来保护。……我怕就要怕到底，逃命就要完全逃脱。”（中卷，第十五章）更糟糕的是，波尔多地区发生了瘟疫，死亡者不计其数，葡萄园一片荒芜；蒙田家雇用的一百来号农业工人被迫失业。蒙田平日非常好客，现在也只好离乡背井，四处寻找避难处。后来，战争远离了，瘟疫平息了，生活恢复了正常。蒙田准备再版《随笔集》，并和凯瑟琳·德·梅第奇[23]恢复了关系。

一五八八年的《随笔集》

一五八八年，《随笔集》第三卷准备就绪，那是意大利之行、两次连任波尔多市长和战争及瘟疫严峻考验的产物。蒙田前往巴黎，让阿贝尔·朗热利埃给他印刷出版。他还给亨利三世捎去了纳瓦拉国王的一封信：宗教战争已持续三十多年，在这混乱的局面中，两国君主终于试图接近了！可是，蒙田抵达那天恰好是巴黎街垒日[24]；神圣联盟首领亨利·德·吉斯[25]攻占巴黎，把亨利三世赶了出去。蒙田与纳瓦拉国王亨利过从甚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因此被投入监狱，后来，因为神圣联盟的一个成员被凯瑟琳·德·梅第奇抓获，作为交换，蒙田获释出狱。他离开巴黎，到皮卡第的一位狂热崇拜者德·古内小姐那里小住几周，这是无数坎坷中的一次愉快的间歇。接着，他陪同国王四处流浪，并列席了在布卢瓦召开的三级会议[26]，此间，亨利·德·吉斯公爵被谋杀。这对所有希望和平的人犹如冷水浇头。蒙田对政治越来越厌倦，便回他的城堡去了。

顺应自然

蒙田感到自己年迈体衰，肾结石发作的次数日渐频繁。于是，他真正解甲归田，致力于修改和增补他的《随笔集》，这是他生存的最终目的。诚然，他对亨利四世登上法国王位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终于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君主！但他年事已高，又不愿受束缚，因此不可能加入新政府；他仅限于向新国王提一些稳重而公正的建议。他寻求过各种哲学的帮助，从今以后他要顺应自然，认为“最美好的生活……是过普普通通、合乎人道的生活”。他像他的挚友拉博埃西那样，怀着对天主教的信仰，勇敢地面对死亡。

就这样，这个人悄然弃世。他毕生都在逃避时代的种种冲突，安详地超越这血腥的混乱。“蒙田最与众不同并使他成为奇才的地方，是他在那样一个时代，始终是节制、谨慎和折中的化身。”圣伯夫如是说。在蒙田同时代的名人中，比他杰出的不乏其人，如阿德雷男爵[27]、蒙吕克或阿格里帕·多比涅[28]，他们总是刀不离手。蒙田的生活虽然动荡不定，但他过得平平静静，没有参与破坏和屠杀。虽然初看起来他因为从没有过激行为而成为反传统人物的代表，但他却实践了非凡的品德。《随笔集》描绘了蒙田深刻的“自我”，它已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世界各国正直人的枕边书。《随笔集》不仅在全欧洲，而且在美洲和亚洲被广为阅读和评论：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出版了《随笔集》，一万册在一年中便销售一空。不！《随笔集》不是写给少数人看的，也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那些依然相信人类尊严的人永久而普遍的读物。

（潘丽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