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起源

“景观设计学”一词最早用在出版物上，大约是在1828年吉尔伯特·莱恩·梅森的《意大利著名画家笔下的景观建筑艺术》一书的标题中。梅森是一位绅士型学者，他人缘很好，苏格兰最畅销的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就是他的朋友，不过，梅森自己却没有什么著名的追随者。他用landscape architecture一词指代景观中的一系列建筑，而非景观本身。如果不是一位名叫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1783—1843）的苏格兰同胞采用了这一表述的话，我们或许就再也听不到这个词了。劳登是位多产的设计师、作家兼编辑，1826年，他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造园师杂志》。许多人都读过劳登的书，包括他的美国同行安德鲁·杰克逊·唐宁。唐宁所著的《论风景造园的理论与实践》共发行了四版，售出约9000册，其中一段名为“景观设计学或乡村建筑”。“景观设计学”一词似乎就是由此传入美国，随后又被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采用。

不过，要是“景观设计学”这一表述直到1828年才被创造出来的话，我是怎么在前言中断定这门学科与建筑学和工程学一样古老呢？在1975年首次出版的《人类的景观》中，作者杰弗里·杰里科与苏珊·杰里科深入调查经过设计的景观的历史，并用插图展示了布列塔尼地区卡纳克镇里上千块纪念碑和巨石的排布，以及威尔特郡巨石阵里50吨重巨石的布局。这些调查表明，自史前时代以来，人类一直在有意识地修整土地。同样，园林史的相关书籍中往往也在开篇就提出设想：最初的人类通过在土地周围设立防护屏障，创造了最早的院落和花园。正如我们所见，景观设计学通常涉及功能性和生产性景观的设计，如农场、森林和水库，但它与造园在美学、愉悦感和舒适性方面有着共同点，这不仅让它同最早的定居点和耕地联系了起来，也使它与古人对天堂乐园的梦想有了关联。

天堂乐园的构成总是取决于当时的条件。对于要在尘土飞扬、没有河流的高原上忍受严酷环境的古代波斯人而言，水显然是生命的源泉。他们发明了名为“坎儿井”的地下水渠，以此来补充灌溉渠，并把花园集中建设在交叉的水渠上，开创了经典的四分制设计——查赫巴格。花园被围墙封闭起来并与外部的沙漠隔绝，里面满是沙漠居民喜爱的元素，如椰枣、石榴、樱桃、杏等可作水果和提供阴凉的树木，还有凉亭、芳香灌木、玫瑰和各种草本植物，以及水池和喷泉等。我们现在所用的“乐园”（paradise）一词可以溯源到古伊朗语言（阿维斯陀语）中描述这种特殊花园的词pairi-daeza，该词后来被缩短成了paridiz。把称作“第一自然”的野外与人类定居和耕作的“第二自然”区分开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园林史学家约翰·狄克逊·亨特曾建议用“第三自然”一词描述公园和花园等带有特定美学意图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景观设计学不仅涉及第二自然，也事关第三自然。至于这里面是否有可以被称作“第一自然”的部分，目前仍存在着争议。一些地质学家认识到了人类对大气层和岩石圈的影响程度，已经将我们现今的时代称为“人类世”。人类对地球影响深远，足以让所有人类都在不安中意识到我们共同的责任，但这也印证了杰弗里·杰里科在《人类的景观》中的观点，有朝一日，“景观设计可能会被公认为最全面的艺术”。

直线与曲线：规整与非规整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概述一下园林史，因为景观设计师继承了几个世纪以来由造园师所承担的空间调查和实验，当他们为新的设计挑战寻求解决方案时，常常会借鉴或反对这些长期以来的传统。根据风格，花园可能有不同的分类，但从设计的角度，将它们视作一个连续体会很有帮助。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规则式花园，其特点是几何图形、直线和规则的平面布局，而另一端是非规则式或自然式花园，特点是形状不规则、曲线和更加丰富多样的平面布局。在这两极之间则存在着无数的变异和混合。比如在爱德华七世时期，英国工艺美术风格虽然以直线、规则几何和规整的平面布局为特色，却在种植方面体现出自然主义的柔和，同时还在所有铺装、墙壁或其他建筑元素中采取了利用当地材料和传统施工技术的乡土细节设计。

历史上最早的花园大多是规则式的，显然，用直线和直线形的模具进行测量和放样要简单得多。米利都（今土耳其境内）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之类的古城都建立在网格状规划图上，几百年后，许多美国城市也采用了同样的规划形式。用规则的砖石更容易建造建筑，两地之间直线的路径最短，平直的犁沟比弯曲的更容易挖掘，排水更有效，水渠和排水沟也同理。尽管人类在散步时习惯走略微弯曲的弧线，但是仪式中的游行却更有可能沿着直线行走。景观史学家诺曼·牛顿认为，轴线这种最能体现空间秩序的元素起源于穿过寺庙场地的游行路线。在规则式设计中，主轴是一条想象中的线，垂直将建筑的正面一分为二。这些建筑也许是寺庙、教堂，也许是一栋大房子。轴线连接了两个点，为两侧对称提供了可能，即图纸的一侧与另一侧镜面对称。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花园都有这个特点，如意大利巴涅亚附近的兰特庄园和巴黎的卢森堡花园。在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造园大师安德烈·勒诺特的作品中，这种组织花园空间的方法体现得最为典型。在离巴黎12英里外的凡尔赛宫，勒诺特设计了占地面积约为纽约中央公园两倍的花园。对植物的处理同样沿用了这种规则式的设计，这些植物被反复修剪，直到它们成为绿色的砖石。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消耗下，自然受到了严格的操控，哪怕是路易十四本人都无法随心所欲：不管他雇用多少工程师，派遣多少士兵去建设沟壑水渠，都无法让他的喷泉全天候运转。凡尔赛宫成了全欧洲许多皇家花园的典范，维也纳的美泉宫、圣彼得堡郊外的彼得大帝夏宫以及伦敦附近的汉普顿宫等著名皇家花园都以此为范本。

到了18世纪的英国，花园设计师和他们的赞助者不再拘泥于法式的规整和拘谨，转而青睐那些随着近百年的发展越来越趋于不规则和自然式的设计。对于这种变化，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一方面是来自荷兰设计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报道。英国的地主当然希望远离法国的严谨和规整，他们将这些与令人憎恶的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英国的赞助者往往崇拜画家克劳德·洛兰和尼古拉斯·普桑所绘的风景画，这两位画家都在罗马度过了大半生，喜欢以罗马坎帕尼亚平原的风景为灵感，创造出世外桃源般的场景。更抽象地说，非规则式在花园设计中的兴起与人们对经验主义日益浓厚的兴趣不谋而合。对有理几何的执着让位于对自然界表面不规则性的仔细观察。威廉·贺加斯在《美的分析》中确立的蛇形“蜿蜒线”与兰斯洛特·“万能”布朗所设计的湖边曲线非常相似。到了18世纪中叶，布朗（1716—1783）的地位不断提高，直到现在仍是其同行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作品丰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个难忘的绰号。布朗的绰号源于他的一个习惯：在参观完赞助人的庄园后，布朗总是告诉他们，他从中看到了“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叫作“可能性”或“潜力”。布朗的设计模式包括去除露台、栏杆和所有规则式的痕迹，在公园周围种植林带，给河流筑坝形成曲折的湖泊，以及将漂亮的树木以孤植或丛植的方式点缀到公园中。有意思的是，布朗并不把自己称作风景造园师，他更喜欢“场地创造者”和“改良者”的称呼，这两个词语在很多方面比“风景造园师”更接近现代景观设计师的角色。在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西萨塞克斯郡的佩特沃斯庄园和利兹城外的坦普尔纽萨姆庄园都可以找到典型的布朗风格。

对布朗的批评始于他所在的时代，并在他去世后愈演愈烈。他在当时受到批评，不是因为破坏了许多规则的花园（虽然确实如此），而是因为他对自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在他的批评者中有两位赫里福德郡的乡绅，也是新的如画风格的倡导者——尤维达尔·普赖斯和理查德·佩恩·奈特。一处风景或设计如果想成为如画风格，必须是适合风景画的选题，但热衷新时尚的这些人认为布朗的风景太枯燥了，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奈特的说理诗《风景》就是针对布朗而作，他曾说布朗的干预只能创造出一片“沉闷、无趣、平淡而静止的景色”，需要增添一些草木丛生且多样化的粗犷风景才好。这一争论如今也反映在了修剪后的草坪与野花草地之间的对立中。在美国，修剪整齐的草坪一直是人们对于前院的正统处理方式，通常受到城市法令的管制。除了受到精心照料的单一草坪，在房前种植其他任何植物都可能引发争议。

布朗自封的接班人汉弗莱·雷普顿（1752—1818）与如画风格的热衷者们争论不休，但公众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校长兼艺术家威廉·吉尔平（1724—1804）的影响。吉尔平出版了一系列瓦伊河谷和英国湖区的游记，使公众对如画风景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兴趣，这种审美至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如画”一词如今已经失去了原意，很少再以大写字母的形式出现。对许多人而言，它现在只意味着“漂亮”或“迷人”，与绘画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

然而，雷普顿在景观设计学的开创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第一位称自己为风景造园师的从业者。在他决定效仿布朗之前，他曾尝试过许多职业——记者、剧作家、艺术家和政治代理人。他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园艺知识，但他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按照改造前和改造后分别绘制成水彩草图，装订在红色封面中呈现给客户（图2a、2b）。通过翻动折页，客户可以清楚地看出雷普顿对他们的庄园提出的改造建议。这些别出心裁的《红皮书》是当今可视化方法的先驱——比起水彩画，如今更常用的是计算机模型和漫游动画。布朗和如画风格的提倡者分别用自己的方法把想法灌输给各自的客户。雷普顿更像是现代的景观设计师，他了解客户的需求，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此，他和布朗的模式分道扬镳，重新在房子附近布置露台，形成了一种实用的花园特色。他写道：“我发现在人类居住区附近，实用性常常比美学优先，而便利性比如画效果更受人青睐。”

“风景造园”转变为“景观设计学”

无论是劳登还是唐宁，两人的著述标题都使用了“风景造园”（landscape gardening）一词。在英美传统观念中，风景造园被认为是景观设计学的先驱。前者服务于私人客户，而后者通常提供公共服务。以伦敦东区和英国北部工业城市为代表的公园建设运动促进了这一变化。作为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公园建设运动始于19世纪30年代，与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精神一致。劳登是这位哲学家的友人，同时也是埃德温·查德威克和议员罗伯特·斯莱尼的朋友，前者曾为公共卫生改革而奔走，后者则在议会为公园做过辩护。基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感的功利主义观点，仍然是建筑环境中许多设计和政策决定的基础。19世纪的立法为英国地方政府建设市政公园创造了条件，这些公园很快就成了市民的骄傲。英国中部的德比植物园便是其中最早的公园之一，而它就是劳登的设计作品。这座植物园是一位慈善纺织品制造商兼前市长赠送给这座城市的礼物，顾名思义，它以收集树木和灌木为特色，并贴上了教育用途的标签。公园可以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在那个真的担心会爆发革命的时代，人们觉得不同阶级在公共场所的交流可以提升公共秩序。劳登放弃了对如画风格的追求，转而采用一种由人工精心设计的方法来布局和种植，他称之为“花园式景观学派”。它以几何种植床为特色，先在温室中培养外来植物，再移植到外界环境中。花园式风格很快就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园所认可，为卓越的园艺水平提供了丰富的展示机会。约瑟夫·帕克斯顿（1803—1865）是与劳登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从一名在伦敦百灵顿伯爵大屋皇家园艺学会花园工作的卑微造园师成长为创造1851年世界博览会水晶宫的著名设计师。他承担了许多公众公园的设计，但其中最关键的作品是坐落于默西赛德郡的伯肯海德公园。1850年，奥姆斯特德在访问英国时参观了该公园，从中获得了设计中央公园的灵感。如果恰和时宜的话，将劳登和帕克斯顿之类的设计师称作“景观设计师”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他们的时代，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虽然现如今把自己称作“花园设计师”可能更流行，薪水也更丰厚，然而与此同时，“风景造园师”的头衔并没有消失。就像我接下来将要展示的那样，尽管花园设计师可能像大厨一样更为公众所熟知，但景观设计学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如今，花园与景观设计师的关系就如同私人住宅与建筑师的关系。建筑师有时会设计私人住宅，景观设计师有时也会设计私人花园并在切尔西花展上展出。不过，他们的主要生计还是依赖更宏大的项目，并且无论如何都与开发有所关联，这在大型机构中尤其明显。直到1899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成立时，景观设计师才被正式确立为一种职业。有趣的是，他们将承包商、建设者和苗圃工人排除在外，却把比阿特丽克斯·法兰德纳入景观设计师的范畴，而这名设计了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著名花园的设计师，直到她杰出的职业生涯结束时，还一直坚持称自己为“风景造园师”。在英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现称景观协会）直到1929年才成立，这时离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在竞赛中引入这一称谓已经过去了71年。

在其他地区的起源

对景观设计学的基本描述无疑是一个跨越大西洋的故事，而奥姆斯特德的伯肯海德之旅常常被誉为这一故事的开端。但是在其他国家，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历史。我将列举一些出现在欧洲的例子，来说明景观设计学如何从早期的花园和公园设计传统中脱离出来，它们也将说明不同的历史文化特色如何塑造了这一学科在每个国家的发展特点。在18、19世纪的法国，英式花园风格被广泛采用，工程师让—查尔斯·阿道夫·阿尔方（1871—1891）在园艺师让—皮埃尔·巴里耶—德尚的支持下，结合奥斯曼男爵的巴黎改造，建造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公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城市东北部的肖蒙山丘公园，里面有座曾经的石灰岩矿场。在矿场高耸的峭壁顶上，有一座罗马灶神庙的复制品。“景观设计师”在法语中叫作paysagiste（最贴切的翻译是“乡村主义者”），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的园艺学校开设了第一批培训课程，该职业才被官方认可。在20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重新兴起的法国传统规则式花园通过与混乱的后现代思想糅合而获得了新生，并由于为枯燥的如画风景创作提供了大胆的选择而风靡一时。

在德国，风景造园向景观设计学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名园丁，彼得·约瑟夫·莱内（1789—1866）。除了皇室的委托之外，他还设计了德国最早的一批公园，包括马格德堡的腓特烈—威廉公园、法兰克福的奥得河畔莱内公园以及柏林的蒂尔加滕公园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人民公园。直到1913年，德国花园建筑师协会才在法兰克福成立，又在1972年更名为德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开放式公共绿地的设计受到关注，但是景观设计学的发展受到了活跃的纳粹主义实践者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景观设计师的工作不仅是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植树，更臭名昭著的是，他们会在被征服的东部地区开展乡村景观的“德国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景观设计学起码在西部地区迅速重组，从业者们在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联邦园艺博览会1951年在汉诺威首次举办后，这个两年一度的展会持续展示了景观设计学如何将废弃地和战毁地变成永久的公园。

荷兰的公园设计者小扬·戴维·措赫尔（1791—1870）受到了布朗和雷普顿的影响，他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冯德尔公园于1865年开放，是一座英式的浪漫自然主义公园。然而，荷兰也有填海造陆的历史，因此，到了20世纪，需要进行全面的景观规划，从而在圩田上创造全新的居住区和景观。被誉为荷兰生态运动之父的植物学家雅各布斯·彼得·蒂塞斯（1865—1945）提出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观点：他建议每个城镇或社区都应该有座“教育花园”，使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了解自然。蒂塞斯很担忧排干沼泽和荒地造林等人类行为造成的乡村物种减少。荷兰已经高度城市化，显然，乡村也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但人们却渴望与自然接触。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在景观设计学和都市主义方面诞生了一些最为有趣的新构想。在这里，“景观设计师”这个头衔自1987年就开始受法律保护了。

如今，景观设计学已经成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然而在许多国家，它依旧处于起步阶段。超过70个国家级协会都隶属于世界景观设计师与风景园林联合会，名单依字母顺序，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开始，排到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结束，其中包括了美国、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也包含了拉脱维亚和卢森堡这样的小型国家。不同国家中，从业人员的数量也千差万别。加拿大景观设计师协会拥有超过1800名成员，法国景观设计联盟拥有超过500名成员（但只代表了其中三分之一的从业者），德国景观设计师协会有大约800名成员，英国景观协会有超过6200名成员，而1992年刚成立的爱尔兰景观学会仅有160人。目前，最大的协会是拥有约15500名会员的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虽然各协会在教育、资格认证和注册要求方面努力实现标准化，但由于地方体制结构和法律的不同，各国间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很大差异。即使在教育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同。在一些国家，景观设计学授课与园艺学、农学和造园学相结合，在另一些国家则与建筑、规划和城市设计相配套，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它可能会出现在与林学或环境科学相关的学校中。虽然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中，景观设计学课程方案的相似性远远超过了差异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或特色。

在读完这段简史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对景观设计学的范围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此刻你也许想知道这门学科是否有什么明确的核心。下一章我们将会讨论，在景观设计学的总体框架下，各种人类活动的具体范围，还将关注对该学科的本质进行定义的各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