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9年4月12日上午，亚当·诺伊曼将我迎入办公室，这是他最后作为WeWork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所接受的采访。这些年来，WeWork总部所在地时有更换，到访诺伊曼办公室的人们往往讶异于这么一个事实：员工的办公空间越来越小，老板的私人办公室倒是越来越大。诚然，过去那些沙袋、锣鼓和吧台等花哨玩意已不复存在，但他现在的办公室带有私人浴室，里面桑拿间和冷水浴缸一应俱全。办公室内的一张圆桌甚至能容纳多个WeWork赖以闻名的玻璃小隔间[2]。我们在圆桌边落座后，诺伊曼首先对时间有限表示歉意。“要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个人并不容易，”他说，“而要如实描述真相也同样很难。”

和往常一样，诺伊曼这次也迟到了。在等待时，我抽空打量WeWork总部——这里与其说是WeWork总部，更像是位于纽约某6层写字楼楼顶的一个“游乐场”。当时已接近中午，一位咖啡师正给员工和访客——来自纽约其他陈旧办公空间的“难民们”——续上第二杯咖啡。偌大的门厅处摆满了亮眼的沙发、低矮的躺椅、桌上足球和碰碰球桌。3台街机旁，员工正两两开着会。

在挂满植物的厨房雨棚下面，放置着装满各种水果汁的冷水瓶——西瓜、菠萝、哈密瓜……还有十多个饮料机，分别供应啤酒、苹果酒、冷萃咖啡、气泡水、梅洛干红、灰皮诺干白和康普茶等饮品。在这旁边立了一块标语牌，上面“很热心”地向新员工们建议道，要是你刚年过30岁，就感觉自己已青春不再，不妨在接啤酒时倾斜玻璃杯。厨房的一侧是几个餐厅风格的隔间，用于临时会议；另一侧是几张长桌，长桌的每个座位都装有传感器，员工可以通过数字化操作选订区域，以占用全天。

这只是WeWork全球400多家运营分店“游乐场”之一。大家似乎都在努力完成工作，但又总让人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音箱里播放着兰尼·克拉维茨的歌曲《飞走》（Fly Away），装饰台上展示着员工们热烈庆祝美剧《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播出的照片，整层楼显得拥挤而嘈杂。

对于那些与诺伊曼有过密切合作的高管和警惕其野心的人们来说，诺伊曼是个可怕的人。但对那些受其励志演讲启发的员工、贪得无厌的业主和急于大捞一笔的投资者来说，诺伊曼已经成为新工作、生活方式的千禧年预言家。他飘逸的黑发向后梳着，与人交谈时循循善诱，却又夸夸其谈，但他的有些话在某种程度上还真的实现了。

WeWork的核心业务很简单：租赁场地，分割空间，然后出租。公司主要通过提供时尚设计、灵活分割和定期举办主题活动等服务来盈利。提供类似服务的其他公司也有做得不错的，但大部分都不怎么样，因为这就相当于一个直接套利模式：长期租进来，短期租出去，然后赚个差价。诺伊曼的公司之所以与众不同，不仅是因为其在30个国家所占据的空间总面积多得惊人，还在于诺伊曼对于公司未来的构想宏伟得吓人。诺伊曼长期抵制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WeWork是家房地产租赁公司，他坚持认为WeWork属于科技初创企业，是一家社交网络公司和“社区公司”，而且还是个致力于重塑社会的组织。“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诺伊曼曾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感兴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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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ork成立9年以来[3]，几乎每位和诺伊曼会谈过的纽约业主、投资者和行业巨头都遭遇过其仅仅为了喝杯龙舌兰酒而突然中断商业会谈的情况。我俩会面时，他穿着运动鞋、黑色牛仔裤和灰色T恤，摆着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向一名助理要了杯加柠檬生姜的热水。当时，他还不知道，5个月后的突发事件会让自己光脚走在纽约街头，他将用美国商业史上最为耻辱的方式，试图在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中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但随后仍被扫地出门。一旦没有人愿意再在高密度的办公空间里工作，亚当那价值十亿美元的退出方案也就泡了汤。

或许那时的诺伊曼能感到灭亡的祸根已经埋下并开始发芽，但他没有表现出恐惧。“我们的发展轨迹有点像亚马逊，”他告诉我，身后的桌上摆着个魔力8号球[4]，“只不过我们的市场更大，增长也更快。”

这个“牛”已经吹了成千上万遍，但诺伊曼的热情有独特的洗脑功效，能够让每个人都觉得这番话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到2019年，任何一位雄心勃勃的初创企业创始人——好像现在也没有其他类型的创始人了——都会将自家企业描述成即将改变世界的全球巨头。但要是有人敢说自己终有一天会在后视镜里看到杰夫·贝佐斯，那就不是一般的“牛”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亚马逊卖图书的阶段，”他说，“他们从卖书逐渐过渡到什么都卖。我们也是一样，从联合办公进入更广阔的领域。”那是什么领域？“更广阔的生命领域。”WeWork刚刚宣布在约翰内斯堡设立新公司，由此将业务拓展到第六大洲。“正因为知道非洲有着巨大的发展机会，我们才迟迟没有进入。”诺伊曼告诉我。考虑到目前所知的“公司将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南非开业其实更多是代表了一种责任。

一个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企业家，宣称有能力让某个完整经济体屈从于自己的意志，这实在算得上大胆的宣言。不过诺伊曼有理由自信，WeWork已经成为纽约最大的写字楼租户，在伦敦则是仅次于女王政府的第二大租户。这家公司激发了一种渴望，一种在年轻员工中尤其强烈的渴望，即自己的办公室体验应该比父辈待过的小隔间更丰富。10年来，公司营收几乎每年翻一番，诺伊曼筹集了超过11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日本软件银行集团（后简称软银）创始人兼董事长孙正义，他是世界上比诺伊曼更有野心的少数企业家之一。早在2017年，孙正义就通过由沙特阿拉伯政府领衔出资、融资总额达1000亿美元的航母级风险投资基金——愿景基金（VisionFund），首次投资WeWork。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孙正义投入了在过去难以想象的巨额风险资本，试图在全球重塑一系列行业：77亿美元投资优步，3亿美元投资遛狗App，3.75亿美元投资比萨制作机器人。孙正义认为，WeWork，或者准确地说，诺伊曼，能够凭借其独特的能力去颠覆价值约200万亿美元的全球房地产市场。2019年1月，就在我与诺伊曼会面的几个月前，软银再度追加投资，将WeWork的账面估值提升至470亿美元，使其成为美国第二大最有价值的非上市初创企业。WeWork还买下了罗德与泰勒奢侈品百货连锁店的曼哈顿旗舰店，计划将其打造为下一个公司总部——此举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一个旧世界的机构被一张新面孔吞噬，这位新来者拥有中东石油资金[5]的支持、技术颠覆的光环和建立帝国的野望。

在办公室里，诺伊曼取出自己和联合创始人米格尔·麦凯维于2009年制作的企业推介材料，当时WeWork甚至还没开设首家分店。材料中设想了We品牌的各项业务：WeBank、WeSail等。“那时我们的思路就很清晰。”诺伊曼谈到早期愿景时说。几个月前，WeWork更名为We公司（WeCompany），下设3条独立业务线——WeWork、WeLive和WeGrow，并亮出新的使命宣言：“提升世界意识。”我告诉诺伊曼，在跟别人提起这个口号时，对方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不是坏事，”他说，“如果他们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么聊天的话题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他解释说，公司每个分支机构在赚钱的同时，都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WeWork的使命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WeLive专注于出租带有大型公共空间的微型公寓，在他看来这有助于缓解人们的孤独感，并降低自杀率，这样就没人会感到孤独了。最新设立的WeGrow，也就是其妻子丽贝卡经营的一所小学，该小学每年的学费高达4.2万美元，学校的目标是“释放每个人的超能力”。

我问诺伊曼，所谓超能力是指什么。“改变，”他说，“这是人类能够拥有的最强超能力。”他说改变能让自己“获得所有其他超能力”，还问我是否看过《英雄》（Heroes）。2010年WeWork开业之际，这部电视剧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NBC）播出了最后一季。该剧讲述一群普通人突然发现自己具备了各种能力：心灵感应、预知能力和飞行能力，等等。诺伊曼对其中某个角色的自我认同感特别强烈。“有个人物非常强大，”他说，“能够拥有所有超能力。”事实上，剧中有两个角色都具备这种天赋。其一是连环杀手塞拉，他吸收了所谋杀对象的全部力量；另一个是主角彼得·佩特利，他因为吸收了周围人的力量，一度变得极其强大，以至体内积聚的能量险些炸毁整个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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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过来是什么打算？”采访快结束时诺伊曼问道，“打算捧我还是黑我？”2015年后，我在《纽约》杂志担任特约撰稿人，探索日益扭曲的初创企业经济。我采访过旨在“注释因特网”的说唱歌词网站、志在成为“下一个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朋克杂志，还有坚称目标远不止拼车的拼车公司优步。2017年春我到优步总部时，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正因疯狂追求全球统治地位的鲁莽行为而受到责难。在我看来，除了成为全球霸主，似乎多数初创企业也想不出其他更有价值的目标。而现在，纽约这家联合办公空间管理公司所表现出来的虚张声势，与那些硅谷孵化出来的想要改变世界的新一代科技公司相比，别无二致。

WeWork似乎既捕捉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早期希望，也捕捉到了这10年即将结束时形成的裂痕，他们对经济衰退后带着奥巴马时代理想（是的，我们可以[6]）进入职场的千禧一代强调社区意识。诺伊曼本人就曾经是一个辍学生、一个差点被迫离境的移民和一个失败的企业家。然而，凭借着勇气、幸运、魅力、冷酷、厚颜无耻和对完美时机的把握，他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一个跨越党派界线的“美国英雄”。2011年，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世界正翘首以盼新一代救世主般的初创公司创始人，而诺伊曼比任何其他企业家都更紧密地将精神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之际。“过去10年是‘I’（我）的10年，”诺伊曼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未来10年将是‘We’（我们）的10年。”

随着奥巴马时代渐渐拉上帷幕，诺伊曼的朋友贾里德·库什纳跟随岳父入驻白宫。两人相识之时，后者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纽约房地产商。夸张而专制的领导力以及与现实的脱节在不经意间居然成了诺伊曼通往权力之路的资本，他将公司绑定在廉价资本的水龙头上，甘冒巨大风险，使新的赚钱模式只需依靠雄心壮志和技术力量——无需说清哪种技术——就能横扫一个新的行业。另一位曾经备受赞誉的初创公司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就被曝是个骗子，她的希拉洛斯（Theranos）血检公司根本无法兑现承诺。一言以蔽之：弥天大谎撒出去，狂妄自大收进来。

尽管取得过不少成功，但随着WeWork一贯乐观的表述方式开始出现转向，一直关注希拉洛斯事件进展的员工愈加感到不安。不论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软银的投资都是巨大的，但在2018年年底，由于前10年的强劲经济出现松动现象，作为诺伊曼的头号鼓吹者和商业导师的孙正义撤回了规模更大的投资交易。2018年，诺伊曼的公司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损失近20亿美元，就连员工也不知道公司所谓的“努力提高世界意识”到底意味着什么。过去10年间，诺伊曼一直在跟时间赛跑。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有不少人质疑诺伊曼所采用的高风险增长策略并不符合传统商业规则，而他则反驳说自己是在大萧条之后推出WeWork的，目标就是让公司在下一次大萧条来临之前成长为“大而不倒”的机构。

现在，10年的最后一个弯道近在眼前，他正冲向终点线。WeWork的资金即将枯竭，诺伊曼耗尽了全世界的私有资本，欠下数亿美元的债务。他准备让WeWork上市，这是公司继续发展的唯一可行途径，也是变现获利的绝佳机会。在经济衰退后，诺伊曼完美把握了每一次公司发展的关键机会。随着公司在股市的首秀开始，他面临的挑战变成能否及时全身而退。

正当我准备抛出最后一个问题时，诺伊曼说：“先来设定一个意图吧，不如问个能让读者得到成长机会的问题。也许你得花点时间想想。”我停了下来，想了想自己一直感到迷惑的事情：随着WeWork抢占房产并将业务拓展到其他生活类别，诺伊曼所建立的社区似乎是孤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排斥世界的其他区域，而不是拥抱整个世界。他喜欢将WeWork称为“实体社交网络”，以此向他希望效仿的科技公司致敬，但这些公司在这10年间的初期虽可谓新时代典范，在10年之末却暴露出多重危害。我问诺伊曼，他是否担心自己正在构建一个隔绝周围一切的反乌托邦世界，会让像他这样的少数人受益，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诺伊曼回应道：“给点压力，你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相信自家公司已经准备好带来积极的变化。“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We控制的世界，让我们想象一个We驱动的世界，”他说，“我们可以把We公司看作世界内在的操作系统，一个让工作和生活更加美好的操作系统。”他希望与我分享能够定义未来岁月的公司新精神：“我们被We公司的无限潜能所吸引。”

临别，诺伊曼起身将我送到门口。“我发现你在交谈时有所改变，你应该知道，”他站到我身边说，“你接受了我所说的预设意图，这并不意味着就发现不了问题。”他说随着对We公司的进一步了解，如果我产生任何新的问题，他都会很高兴再和我聊聊。“我们正在逐渐了解彼此，希望可以长久来往，”诺伊曼说，“短时间内，我不打算搬离这个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