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劝米格尔别把“绿色办公桌”的盈利存到银行。“你知道我会花掉。”亚当跟他说。两人决定将资金投入一家以平等身份创建的新企业中，寄望在新的办公空间培育出同样的合作精神。一般来说，合伙人之间总是存在差异，重要性也会有所不同，但这家公司的创始文件中明确写道，联合创始人要是不能就某件事达成一致，双方将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直到问题解决。
当务之急是确定公司名称——这是传达社群主义精神的信号，正如米格尔所说，“缺乏仪式感”是重大瑕疵。米格尔后来说，在经营企业方面，自己童年时代最重要的经历不是成长于母系集体，而是生活在耐克诞生的小镇，得以近距离观察到品牌的强大力量。毕竟，这是正经的生意，而不是邀请大家围坐一圈解析彼此梦境的游戏。亚当和米格尔已经开始考虑办公室以外的其他空间类型——公寓、酒店、餐馆、银行和咖啡馆等。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准确表达这种野心的公司名称。
几个月徒劳的集思广益之后，亚当和丽贝卡的介绍人安德鲁·芬克尔斯坦突然在某天晚上灵光一闪。（芬克尔斯坦是好莱坞经纪人，后来曾为丹泽尔·华盛顿和林-曼努尔·米兰达服务。）“就用WeWork吧，”芬克尔斯坦说，“还有WeLive、WeSleep和WeEat。”
接下来就是寻找合适的空间了。“绿色办公桌”的出售协议中存在竞业禁止条款，亚当和米格尔若干年内不得在布鲁克林营业，所以两人开始关注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的曼哈顿楼市；旧金山也是个可选项，那儿的科技界正急于取代华尔街成为美国商业欲望的中心。而且在这两个地方，联合办公室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用笔记本电脑的自由职业者纷纷依据个人审美租用办公桌。而亚当和米格尔正是希望在开放精神和传统办公室的封闭世界之间搭起桥梁。
然而物业业主对这个想法普遍抵触。曾经试图充当办公室租赁中介的公司在经济衰退期间可谓举步维艰。业主当然偏爱15年的长租客，让一家不够靠谱的公司把空间租给其他不够靠谱的公司，业主的感受肯定好不了。“刚开始有3/4的业主都问，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出租呢？这样就可以赚到你们赚的那部分钱了。”米格尔后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便雷曼兄弟也不再是有偿付能力的承租人，业主总是需要以某种方式出租空间。而且，亚当这个百折不回的家伙不厌其烦地去找业主沟通，就跟对付古特曼一样。2009年秋，亚当和米格尔在坚尼街看中一栋大楼，希望租下来实施心目中的住宅理念。业主不想租给他们，但说有个朋友可以跟他们见上一面。而事实上，这位朋友正在赶来的路上。
乔尔·施赖伯身穿深色西装，留着传统的哈西德派鬓角，走进房间时没和任何人握手。他是个年轻的房地产开发商——才二十几岁，比亚当和米格尔都年轻——21世纪最初几年，他在布鲁克林和新泽西建了不少住宅楼，之后开始进军曼哈顿下城的商业地产。米格尔对施赖伯无感，但亚当很乐意展示自己的交易谈判才能。他和施赖伯上了一辆车，就这个想法聊了几个小时。施赖伯离开时对亚当的魅力和精力都印象深刻。
这次谈话的结束可以说是WeWork估值失控的开始。施赖伯没有房子可出租，但是有钱，愿意投资，他询问亚当和米格尔想象中的公司值多少钱。两位联合创始人其实不见得希望增加第三位合伙人，但觉得抛出个离谱的数字也无伤大雅。第二天，他们告诉施赖伯，甚至还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WeWork估值为4500万美元。施赖伯二话不说，就同意拿出1500万美元资助这个想法，以换取这家不存在公司的1/3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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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房地产界，施赖伯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他的参与为亚当和米格尔增加了可信度。他把两人介绍给业主，亲自为公司租约做担保。几年后我跟施赖伯聊起来时，他也自认为是公司的第三联合创始人，甚至有人还告诉过我，没有施赖伯就没有WeWork。
那年秋天，有位朋友建议亚当去看看苏豪区格兰街154号的一栋建筑。美国的商业地产评级分为从A级（比如世界顶级的那些摩天大楼）到D级（比如诺伊曼去看的那栋位于格兰街和拉斐特街拐角处的狭窄砖楼）不等。一家在克雷格分类网站上打广告的非法酒店就盘踞在楼宇北翼，整栋楼看上去急需一次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彻底改造。大楼对面是一块空地，乘坐楼里唯一的狭窄电梯到达顶层耗时56秒，而实际上楼高不过6层。
即便是如此破败的建筑，业主也不愿租给亚当和米格尔。“我们没有理由租下4万平方英尺（约合3716平方米）的空间。”米格尔承认。与业主的谈判愈加剑拔弩张，因为亚当和米格尔一方面要求把租金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又要求获得慷慨的施工补贴，以翻新内部空间——这是公司未来扩张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业主还想让自家兄弟来做WeWork的装修工程。就两位创始人而言，米格尔在谈判时从来不够强硬，所以哪怕多年后经过这栋大楼，回想起WeWork创立时的紧张气氛时，他还是觉得很痛苦。而在当时，亚当甚至拒绝向朋友支付找到这栋建筑的全额中介费用，搞得米格尔更加焦虑。
然而到11月，交易达成了。施工立即开始，计划是完成一层开业一层。由于没有什么卖点可供对外宣传，亚当的吹嘘本领再次有了用武之地。他告诉潜在租户，公司打算建个地下健身房，还正跟市政府谈判在对面空地建一个公园。（10年后，地下室仍然没有健身房，对面那片空地上也还是一无所有。）
亚当负责天马行空的设想，米格尔则承担起将其变为现实的艰巨任务。每个楼层的面积都与麦凯维负责开设的AA美国服饰门店大致相当，但后者有一套运转良好的模式。WeWork或多或少是从零开始，成本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才能做得起生意。单是网络布线，工程承包商就开价10万美元，米格尔犹豫了。这个数字高得令人怀疑，令人不安，他觉得只要花8000美元材料费，反复试验50个小时，自己就能完成这项工作。于是，他干脆就让电线暴露在外，拉着五颜六色的一捆捆电线蜿蜒穿过大厅，虽然样子不好看，但确实能用。米格尔还想让粉刷过的砖墙恢复原状，于是开车到新泽西，在后备厢装满一袋袋50磅（约合23千克）重的小苏打，然后通过荷兰隧道带了回来。等到用苏打水把墙漆打掉以后，格兰街154号终于面目一新。“那简直太棒了。”米格尔后来说。
米格尔希望WeWork不要那么像正儿八经的办公楼，而是更像纽约正在不断涌现的一家家精品酒店。他在空间里配备了住宅家具和白炽灯，并在窗户上安装无色玻璃，让更多光线进来。单个办公室则由以铝材支撑的玻璃隔间组成。理论上，这能让每个办公室看起来更宽敞，让光线照射到每个空间，同时又提供了那么一点点隐私——就像横跨高线公园的新标准酒店那样，游客和路人都能窥探一二。透明的空间传达出一种感觉，即每个拥有WeWork办公室的人都在同一个更大的空间里。
2010年2月开业时，WeWork共有17家租户，他们分别是音乐家、科技初创企业和建筑师等。客观条件让部分求租者望而却步。与穿运动鞋的人相比，穿着尖头皮鞋的人更不可能签约。但裸露的砖墙与咯吱作响的百年地板，对于那些新近失业、不喜造作和渴望真实的劳动者来说，却别具美感。WeWork不是纽约最便宜的办公空间，但人们愿意为周到的设计、灵活的条款和完善的社区意识买单。想找律师？沿着大厅走过5个玻璃隔间就有1位。亚当和米格尔开始将租户称为“会员”，这么做有双重好处，一方面可以掩盖WeWork的办公室二房东本质，另一方面又让租客隐约觉得自己是组织的一员。
亚当和米格尔对公司的核心定位不限于办公室租赁业务。WeWork将为美国梦提供另一种选择，不再意味着人们必须花几十年时间在企业阶梯上攀爬。经济衰退后的致富之路就是创办一家初创企业，然后去颠覆传统。WeWork将为从事这种转变的人们提供一个避风港：这是一家孵化初创企业的初创企业。在这里，年轻企业家可以发明可折叠鞋跟，即使失败也不受长期租约拖累，仍然可以继续轻装上阵。没人知道一家公司5个月后需要多大空间，更不用说5年了。新经济太不稳定。“我在和‘工作’竞争，”亚当喜欢这么说，“我在和旧观念竞争，也就是认为工作方式应该一成不变的旧观念……可我凭什么要去追求父辈的梦想？那不是我的梦想。”米格尔设计了首个公司标识：一个抡着大锤砸向台式电脑的简笔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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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街154号爆满后，他们需要第二个空间。亚当和米格尔委托朋友在多伦多和旧金山寻找合适地点。乔尔·施赖伯带他们去看曼哈顿中城第五大道帝国大厦对面的一栋大楼。此前，这里是摩根大通贷款和抵押贷款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在房地产危机发生后，这个部门已经没有多少工作了。好几个月来，这处房产一直处于招租状态。施赖伯认识业主：扎尔家族是伊朗裔美国人，经营保守生意，不愿承担投机风险。施赖伯告诉亚当，如果能搞定大卫·扎尔——扎尔家族中最年轻的那位，就有希望达成交易。
身穿白色T恤、外披收腰短夹克的亚当与扎尔在第五大道349号见面。原先扎尔想找6家公司来各租用一层。在周围逛了15分钟后，亚当说想租下整栋楼。“你到底要做什么生意？”扎尔问。
亚当邀请扎尔去参观格兰街154号。他们转了一圈，然后在一楼休息室长谈到深夜，一边喝着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一边讨价还价。但是扎尔去征询家人意见时，他们很犹豫，因为扎尔夫妇更愿意把赌注压在有长期生存能力的租户身上。亚当后来回忆，在扎尔来解释家人的保留意见时，自己表现得很是不屑。“我知道波斯人是言出必行的。”他跟扎尔说。
格兰街的租约属于试运行，期限为5年。到了第五大道349号，亚当同意签个符合常规的15年租约。扎尔夫妇出资近100万美元进行整修，并授权WeWork使用大楼一侧的4个大型广告位，WeWork最终将这里命名为帝国大厦分店。整修开始之前，亚当就竖起了WeWork的巨幅广告，排队进入帝国大厦的每个访客都能看到新公司的名字。几个月后，扎尔在一次活动上碰到亚当。亚当把扎尔拉近拥抱并表示感谢——与其说是感谢这个空间，不如说是感谢随之而来的公众关注。“你让我们出了名，”他对扎尔说，“你让我们变得货真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