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心灵的印迹
每个家庭都携带一些创伤历史。每个创伤都以独特的方式存在于家庭中，下一代在出生前就已留下情感印记。
在过去十年中，当代精神分析和实证研究拓展了关于表观遗传学和遗传性创伤的文献，调查创伤以不同方式代代相传，留在我们的思想和身体中，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在研究创伤的代际传递时，临床心理学家调查了我们的祖先怎样把创伤作为情感遗产，在我们及后代的思想中留下痕迹。
创伤遗传不仅包括我们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拒绝谈论的经历，也包括他们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这些秘密阻止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它影响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在我们所想和所能之间创造鸿沟，阴魂不散。写作这本书，我试图介绍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连接，并且发问：接下来我们该怎样做？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就懂得什么是禁语。我们从不谈及死亡。我们尽量不提性，知道最好不要太伤心、太生气或失望，当然绝不能太吵。我的父母从未表露任何不开心，他们信奉乐观主义。当他们提起自己的童年时，都是美丽的画面，他们掩饰创伤、贫穷、种族主义和移民带给他们的痛苦。
我的父母双方都是很小的时候就随他们的家庭抛下所有一切移民到以色列的。我的父亲来自伊朗，母亲来自叙利亚。他们各自有六个兄弟姐妹，从小在贫民区长大，生活的艰辛不仅来自贫穷，还有种族歧视，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在以色列属于“劣等民族”。
我了解到父亲出生前曾有两个姐姐，在幼童时期患病夭折，父亲在他婴儿时期也很孱弱，差点活不下去。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出生就失明，需要我父亲和他一起工作，在街上卖报纸。我小时候就知道父亲没上过学，他从七岁开始就工作养家。他教会我努力，因为他渴望我获得他曾经望尘莫及的良好的教育。
和父亲一样，我的母亲在婴儿时期也曾患病，有生命危险。她最年长的哥哥在十岁时早夭，对整个家庭是巨大的打击。母亲对童年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些故事。我猜我的父母可能都从未意识到他们有如此相似的经历，疾病、贫穷、早逝和羞耻竟是默默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和其他家庭一样，我们的家庭也像串通好了，默认避而不谈是消除不愉快最好的方式。他们曾经的信条是：如果你不记得，它就不会伤害到你。但如果你不想记得的事情，不管你多么努力，还是被记住了呢？
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创伤历史曾经活在我的身体里。
我是伴随战争长大的，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时常感到恐惧，但并不完全明白其实我们成长在纳粹大屠杀的阴影下，残暴、死亡和无尽的哀痛是我们的民族遗产。
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1]爆发时我才两岁，那是自1948年开始的第五次战争。战争爆发的当天，我妹妹出生了。和其他所有男人一样，父亲被招入军队。母亲自己去医院生妹妹，我被留给了邻居。大家都没想到以色列会遭受如此大规模的侵袭，许多受伤的士兵都涌到医院，没有地方留给临盆的女人。母亲们被挤到走廊上。
我对那场战争没什么印象，就像孩童时期的许多记忆一样，那些似乎都很正常。接下来的几年，学校每个月都会有“战争演习”。我们这些孩子们练习安静地走到避难处，因为可以玩棋盘游戏而不用学习，我们都很高兴，谈笑着导弹可能会发射或者恐怖分子会带着武器把我们抓起来。大人给我们的教育是没有什么困难是处理不了的，危险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我们只需要勇敢、有幽默感。
在学校里我从不会害怕；只是晚上我会担心，全国有那么多房子，某个恐怖分子会专门来到我们家，我没办法挽救我的家人。我想过纳粹大屠杀时所有好的藏身之处：地下室、阁楼、图书馆后面、衣柜里。关键是要保持安静。
但是我很难安静。我从十几岁开始玩音乐，曾经认为自己唯一想要的就是制造“噪声”，被听到。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音乐充满着魔力。我不能大声讲出来的东西可以用音乐表达。那是我对无声的抗争。
1982年，黎巴嫩战争（the Lebanon War）[2]爆发，当时我已到了懂事的年龄，明白灾难降临了。学校纪念墙上的名字越来越多，这一次包括我们认识的年轻人。失去儿子的家长在纪念日典礼来到学校。我很骄傲能为他们演唱，直视他们的双眼，保证我不会哭，不然我会毁了那首歌，别人会取代我在麦克风后面的位置。《和平之歌》（Shir La Shalom）是以色列最有名的歌曲之一，每年的典礼我们都以它压轴。我们打心眼里呼唤和平。我们渴望崭新的开始和自由的未来。
小时候父母总说：等孩子们长到十八岁需要入伍的年龄，战争就会结束。但直到现在，这一天都没有到来。我以声乐兵的身份入伍，祈祷和平，跟着军队从一个基地辗转到另外一个基地，穿过封锁为士兵们唱歌。海湾战争（Gulf War）[3]爆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十九岁的军人了。
巡演的时候我们摇滚乐的声音特别大，大得我们得留心不要错过警笛的声音，以便能有时间跑回避难所带上防毒面具。有一段时间我们决定不去管什么面具或者避难所，每次警笛一响，干脆就跑到房顶上，这样能看到从伊拉克射过来的导弹，猜它们会降到哪里。每一次雷鸣般的爆炸结束后，我们会继续玩音乐，玩得声音越发震耳。
我们为士兵唱歌，他们有的是我们童年的玩伴、邻居或者亲人。每当他们流泪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经常流泪——我能感到用我的真心表达出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由此打动另外一颗心的力量。我们的音乐宣泄了许多没有人能大声讲出来的东西：我们恐惧，但是甚至我们自己都不能对自己承认这样的恐惧，我们还那么年轻，我们想回家，想恋爱，想远行。我们渴望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连正常是什么样子都不确定。玩音乐想唱就唱是有意义的，它解放自我。那是我打开自己内在的创伤遗传，寻求真相之旅的起点。
后来，多年之后，我离开家乡，搬到了纽约，开始研究所有难以言表的东西——那些尘封的记忆、感受和完全在意识之外的欲望。我成为探索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师。
对大脑的分析就像是一个神秘故事，是一项侦查活动。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是研究潜意识的神探，他热衷于福尔摩斯，家里收藏了大量侦探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也借用福尔摩斯的方法：搜集证据，搜寻表面现象内在的真相，寻找隐藏的事实。
我和我的来访者也像侦探一样按图索骥，我不仅要聆听他们所说的，还要观察谈话之间我们都不熟悉的停顿。这是一个微妙的过程，收集儿时记忆、所说所做，倾听遗漏的部分、没讲的故事，寻找线索，把点滴拼凑起来。我们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事人是谁？
心灵的秘密不仅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包括我们毫无觉知地携带着的——几代人遗传下来的记忆、情感和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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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精神分析师开始研究创伤对下一代的影响。那时许多的心理咨询师都是逃离欧洲的犹太人。他们的患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或者幸存者的后代——那些潜意识里携带着祖先痛苦痕迹的孩子。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神经科学印证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现，幸存者的创伤——即使那些他们从不提及的最隐蔽的秘密——对他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生活也有实际的影响。那些相对较新的研究侧重于表观遗传学以及基因表达的非遗传影响和修饰。他们分析创伤幸存者后代的基因怎样变化，同时研究环境，尤其是创伤，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体基因里留下化学印记并遗传给下一代。实证研究强调了压力荷尔蒙在大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创伤因此通过生物学机制从一代传给下一代。
西奈山依坎医学院的创伤压力研究学（Traumatic Stress Studies）主任瑞秋·耶胡达博士（Dr.Rachel Yehuda）及其团队的大量研究表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皮质醇水平较低，而恰恰是这个激素，帮助身体在创伤后修复。调查表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具有和同龄人不同的压力荷尔蒙特征，可能使他们更容易患焦虑症。研究发现，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被奴役者、退伍军人和经历过重大创伤父母的健康后代，在经历创伤或目睹暴力事件之后，更有可能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PTSD）[4]的症状。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可能是为了在生理上做准备，以使孩子适应他们父母经历过的相似的环境，帮助他们生存下去。但事实上，即使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创伤，也会更容易出现创伤症状。
这个结果对我们这些研究人类思维的人来说并不意外。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能看到创伤性经历侵入下一代的心理，以难以理解和出人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所爱的人和养育我们成长的人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经历他们情感上的痛苦，我们梦到他们的记忆，我们知道那些没有直接传递给我们的东西，而且正是这些东西，经常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塑造我们的生活。
我们继承家庭创伤，甚至包括那些从未提及过的。出生于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师玛利亚·托罗克（Maria Torok）和尼古拉斯·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在巴黎为许多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及他们的子女提供咨询，他们经常用“幽灵”（phantom）这个词描述第二代感受他们父母重创和失落的多种方式，即使父母对这些从未提及。父母从未消化过的创伤会传给孩子，这些感受是住在孩子身体里的“幽灵”，是避而不谈和无法言表的鬼魂。我们遗传的正是这些“幽灵”般的经历，不完全活跃，但也不是不存在。它们用肉眼可见的、实实在在的方式入侵我们的现实；它们赫然耸现，留下痕迹。我们知道它们，能感受到，但不一定总能找到它们的源头。
《创伤遗传》这本书融入许多来访者的描述和我自己私人的故事，有爱，有痛，有个人的和民族的创伤，穿插精神分析学视角和最新的心理研究发现。本书描绘许多定位“幽灵”的方式，那些过去的“幽灵”拖累我们，干扰我们的生活。任何我们没有清晰认知的东西都会架在我们之间[在我和路易斯·艾伦（Lewis Aron）合著的《戏剧性对话》（Dramatic Dialogue）一书中，我们用当代精神分析模型介绍这些不断发展的重现过程]。他们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身体里，以我们所谓的症状显现出来，头痛、强迫症、恐慌症、失眠可能都是因为我们将之推避到内心最黑暗的角落。
我们怎样遗传、保留和消化那些我们自己不记得或者没经历过的事情呢？那些目前存在的，但是没有被完全得知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我们真的能保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我们给下一代留下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一部分自我，被过去的秘密所囚禁。在释放这部分自我的过程中，上述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得到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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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诞生起于沙发上，形成于我和来访者之间的私密谈话，我们不断探索创伤遗传的过程中。经他们允许，本书介绍他们以及我自己的创伤遗传：那些难以想象的创伤和隐藏的真相。我探索那些禁忌的情感，心里遗忘或忽略的记忆，还有我们所爱之人的碎片历史。正是因为对他们的爱，我们时常不允许自己真正理解或记得那些碎片。每段故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检视过去，展望未来。当我们准备好打开尘封的遗传记忆，我们才能面对体内携带的“幽灵”。
在本书中，我描述遗传创伤的许多面孔，它的影响以及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继续我们的生活。第一部分关注幸存者的第三代：祖父母的创伤怎样存在于孙辈心里。我审视禁忌之爱的秘密，出轨和它与代际创伤之间的关系。我研究性侵的“幽灵”，自杀对下一代的影响，以及潜意识中对同性恋恐惧厌恶的残留。我讨论约兰达·甘佩尔（Yolanda Gampel）的“创伤的辐射性”（the radioactivity of trauma）理论，即灾难以情感“辐射”的方式扩散到下一代的生活中。
第二部分的重点是父辈掩埋的秘密，探索我们出生前及婴儿期家里不堪言表的真相。即使我们不能清醒地知道那些真相，它们也在决定我们的生活。我探讨失去兄弟或姐妹之后人会怎样“冻结”，介绍“不受欢迎的”婴儿，以及他们成年时怎样憧憬死亡，也分析了军人的创伤，以及治疗关系中流露出的男性脆弱。
第三部分探求我们自己隐藏的秘密，威胁太大以致我们不想知道的事实，或者我们自己不能完全消化的事实。这里有关于母亲身份，关于忠诚与谎言、暴力、友情和痛失的故事，最后都证明即使我们通常把它小心藏在心底，但实际上还是了知的。
我们深藏秘密是为了扭曲事实以保护自己，把不愉快的信息推到我们的意识之外。因此，我们启用防御机制：我们把那些不想让自己感到矛盾的事情理想化，认同苛待我们的家长，把世界视为非好即坏，这样就可以把它安排成安全的、可以预期的。我们把自己不想感受的，或者那些让自己太焦虑而不想知道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投射给他人。
正是这样压抑情感的防御机制，让我们不把记忆当真，剥夺它们的意义。压抑让我们把记忆和它情感上的影响分离。这样，创伤在心里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想法和感受的脱节能够保护我们，让我们感受不到那些近乎毁灭性的伤害，把创伤放在一旁不予处理。
防御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是很重要的。它管理我们的情感痛苦，设计我们看自己及周边世界的视角。然而，它的保护功能也限制我们检视生活的能力，限制我们充分展现我们的生命力。那些对我们来说太痛苦，我们不能完全掌握或消化的经历也会传给下一代。正是这些难以言表的、过于痛苦的创伤，让大脑无法消化，成为我们给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遗产”，让他们无从理解、无法控制。
这里讲述的大部分私人故事都是很久之前被掩埋的创伤，涉及的人物从不提及，许多事件也都没有完全地传达，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大家竟然都知道。也正是那些从未被提及的故事和被销掉的声音，让我们绝望。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打破这个沉默，追踪探索那些限制我们自由的“幽灵”，那些阻止我们追求梦想，让我们不能充分创造与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潜力的创伤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