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亚洲

近十年来，在智慧城市的发展浪潮之中，亚洲城市的数字治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发展阶段不同，随之诞生的治理创新案例与亮点也不同。从城市的战略推进热度上来看，相比欧美城市，亚洲城市在智慧城市与数字治理方面显得更为积极甚至超前。例如，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的“U-Japan”战略一直到当下的“Society5.0”战略，都是从信息基础设施起步，持续到当前面向国家和城市全面数字化的战略行动。比如，韩国从一开始的“U-Korea”到朴槿惠时代的“政府3.0”，再到文在寅时代的“数字强国”；松岛的智慧新城模式到江南西的智慧城区，再到首尔的“市民即市长”的数字治理实验，始终保持着从国家到城市自上而下的治理革新。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家也未放弃对智慧城市发展的追求，但由于政治体制局限、种族问题、数字基础设施滞后，以及人口基数及市场创新氛围不足以支撑本土化的大型互联网企业，缺乏在数字治理层面向社会民间力量寻求创新养分与促进互动的基础。同时，政府公务人员与公民的智能手机拥有率较低、无线宽带网络覆盖率较低，以及人们在线生活的数字素养不足，也限制了基于数字技术的治理创新的延伸与应用。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从亚洲看到未来数字治理转型的希望。迪拜积极推进的“未来城市”建设，以机器人警察、无人机的士等天马行空的未来数字技术实验的方式，呈现出全新的思考维度；新加坡作为一个典型的“城市国家”，一直被视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模范生”，其智慧国家的建设历程也体现出未来城市治理的基本轨迹。

1.3.1 数字治理创新的界限与极限

迪拜在媒体舆论中被形容为一个“挥金如土”的中东国家，其在政治方面的“贵族共和制”通常以“迪拜王子”为代表向世人展示。另外，帆船酒店、“刀片高塔”等夸张而激进的建筑风格及城市建设模式，也时常被讨论。2013年，阿联酋副总统、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宣布了迪拜向“智慧城市”进军的计划，该项计划演变为以6个关键目标和100项创新举措为核心的迪拜“智慧城市”战略。6个关键目标为智能生活、智能交通、智能社会、智能经济、智能管理、智能环境；100项创新举措涵盖运输、通信、基础设施、电力、经济服务、城市规划等方面，以及让政府和私营部门获得超过1000项的智能服务。2016年，迪拜公布了“智能迪拜2021”计划，以“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城市”为愿景，让迪拜在2021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在该阶段，迪拜将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驱动力，将“关注终端用户的体验”扩大到“关注所有用户在所有平台上的体验”，这里的“所有用户”包括迪拜公民、居民、旅客和商人。这也是迪拜政府开发所有数字服务的核心思想：为用户解决问题，而不是首要考虑为政府解决什么难题。

此外，为了配合迪拜“智慧城市”战略的推进，迪拜智慧政府和执行办公室还开发了“幸福指数”应用，允许用户在触摸屏设备、网页及App等渠道上，即时为所有政府的线上和线下服务进行一键评分。截至2018年年底，迪拜的幸福水平为90%。

在城市治理方面，迪拜重点开发了Dubai Police App和C3 Courts两款应用。Dubai Police App是迪拜警察局推出的一款移动警务一体化服务平台，主界面以卡片式推出了SOS、罚单查询和支付、海上救援、常用服务、报告交通事故、我的地图、警察局模式、驾驶模式、SPS、志愿者机会、抓拍工具、ARTITLE（AR应用）等应用服务，其中的服务频道涵盖了公民安全、交通、生活等55项服务内容。Dubai Police App同时提供语音和文字交互功能，具备一定的智能语义分析与识别能力。C3 Courts是一个通过流程优化改造政务服务体验的典型案例，具有“减时间、减环节、减流程”的特征。在迪拜，法院平均每年需要审理60000个案件，所有案件都需要通过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连续审理，耗时约为305天，当事人需要在法庭出现15次，且需要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迪拜法院通过C3 Courts打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三院合一”的司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能够同时审理案件，而不是连续审理。这个独特的举措将每个案件的3个诉讼程序的总时间从305天缩短至30天。通过推行无纸化进程，C3 Courts能够减少当事人50%的诉讼费用；每个案件仅需要3个法官和1个书记员进行审理，节约了60%的法院资源。C3 Courts通过数字技术与在线平台为法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案件审理方案。

迪拜智慧城市的演进具备部分亚洲国家和城市在推进智慧城市早期的特点——自上而下地全方位推进，其界面变得越来越模糊，城市治理在数字时代变成城市的“全部议程”，而非过程或工具。同时，不管是利用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机器人技术，迪拜一直在寻求通过数字技术突破城市治理极限的可能性。

1.3.2 “城市国家”的智慧治理选择

新加坡在亚洲国家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对象，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行业监管等领域也成为中国发展较快城市学习的榜样。

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1980年，新加坡提出《国家计算机化计划》（National Computerisation Plan），拟在新加坡的政府、企业、商业、工厂等领域推广计算机应用。1992年，新加坡提出“IT2000”智慧岛计划，计划将信息技术普及到所有领域，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建立联系更密切的电子社会，将新加坡建成“智慧岛”和全球性信息技术中心。2000年，新加坡提出“信息通信21世纪计划”，将信息科技深植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实现到2005年成为网络时代的“一流经济体”的目标。2006年，新加坡推出为期10年的“智能城市”发展蓝图，旨在将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以资讯通信驱动的智能化“城市国家”。较早地投入智慧城市建设让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发展经验与产品得以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城市传播。2014年，新加坡推出“智慧国”战略，利用网络、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改善生活、创造经济机会，并建立联系更紧密的社区。从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其战略与日本、韩国并无区别；从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到聚焦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治理赋能、反哺和驱动生活、经济及变革创新。其实，早在2014年，新加坡政府已经有近98%的公共服务是通过在线方式提供的，这让民众可以得到一站式服务。截至2015年，无论是互联网的接入率还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新加坡都处于全球领先位置：87%的家庭接入互联网，72%的国民是互联网用户；86%的企业接入宽带网络，而5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接入宽带网络的占比更是达到100%。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与影响，新加坡把“智慧国”的建设分成了“连接”“收集”和“理解”3个阶段，通过建立一个安全、高速、经济且具有扩展性的全国通信基础设施，获取海量的实时数据，分析和预测民众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换句话说，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科技让城市的规划更加系统、更具理性，从而让政府机构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

受地缘特征、政治背景、国民构成与国家历史等多因素影响，新加坡应该是全球少有的在数字时代并未掉队，并且持续引领智慧城市发展的“城市国家”。而让新加坡最先在全球数字治理视野中崭露头角的是新加坡为不同人群设计的政府门户网站，这在整个桌面互联网时代被视为一种面向公民的“定制化服务”。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后，新加坡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创新声音在逐渐减弱，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使用上并无突破性的进展，在针对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应用立法等方面的探索也无值得其他亚洲国家参考的价值。

1.3.3 以市民为核心的城市治理价值观

首尔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主要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9年），初步建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设施的计算机化阶段；第二阶段（1999—2007年），主要建立发展路线图，并推动城市服务与信息的实时连接；第三阶段（2007—2011年），以“U-Seoul”计划为标志，应对移动互联网冲击，强调公共参与和共享的Web 2.0；第四阶段（2011—2015年），智慧政府阶段，以推动公众参与与开放政府为目标，通过推进“智能首尔2015”计划，整合有线和无线基础设施，为市民提供定制服务，并利用大数据和数据开放推动公共数据应用；第五阶段（2016—2020年），通过“全球数字首尔2020”计划，确保首尔在高度互联的数字时代的全球领先地位，改善和提升市民福祉。

《首尔电子政务手册（2016）》显示，首尔市政府的职责是组织处理所有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建立连接32个相关组织的电信网络，并建立一个由首席信息官（CIO）领导的数字政府推广小组。首尔市政府为基于信息技术的高效城市管理安排了614种信息系统，推进综合公共服务建设，覆盖住房、环境、文旅、健康、交通、基建、税务等领域，为残障人士、妇幼、商务人士等不同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

对首尔而言，从“U-City”到“Smart City”的发展转变过程体现了4个方面的差异。首先，在建设模式方面，前者推行的是“中央政府+地方开发公司”的模式；后者采用的是4P模式（Public、Private、People、Par-tnership），通过政府、企业、市民三者之间的合作，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建设推进方式。其次，在技术应用方面，前者主要侧重独立的信息系统建设，无法共享数据；后者强调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开放。再次，在建设重点方面，前者主要关注新城的开发与建设，注重城市发展的“增量”部分；后者关注解决城市当前的问题，如交通拥堵。最后，在发展领域方面，前者关注运输、安全、城市灾难管控，后者更关注环境、治理、教育、就业等城市民生服务。

首尔市政府于2017年12月发布了《全球首尔智慧城市：首尔电子政府》（Sustainable Seoul Smart City：Seoul e-Government），即“全球数字首尔2020”，重新定位了首尔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与战略目标。从“Smart City”到“3S City”（Sustainable Seoul Smart City），首尔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从发展背景来看，“全球数字首尔2020”的提出主要基于3个方面：首先，智慧城市的发展处在一个移动智能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城市中的人、物、事都处于超连接状态，城市的治理与服务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产品实现输出与触达；其次，智慧城市的建设开始从“以用户为导向”的政府数字化战略向“以公民为主导”的数字化战略转变，政府需要围绕新的模式、体验与界面为公民提供服务，其中围绕政府部门信息化的“政企合作”成为主流；最后，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首尔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五大城市之一”，因此，“全球数字首尔2020”是一个新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能够提高其全球竞争力。“全球数字首尔2020”侧重3个要素：数字技术、人和社会创新。首尔正在寻求整合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的途径，设想智慧城市治理带来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促进公民的社会化参与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并为未来创造可持续的价值。在数字政府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进程中，首尔市政府一直希望努力跟上韩国中央政府制定的宏伟愿景，即“政府3.0”，它强调开放、共享、沟通、协作。在这个新愿景的指引下，首尔智慧城市也正在经历一个范式转变，从“政府主导”转向“以人为本”。

在城市数字治理应用方面，首尔为市长建立了智能城市平台——数字市长办公室，旨在实时向市长汇报各种行政信息，使市长能够实时识别城市的行政问题，确定优先顺序，并在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协调行动。对以前分散的城市目标进行整体规划可以帮助市长形成协调不同部门和需求的综合视角。数字市长办公室设计了3个核心功能：第一，实时了解灾难、事故的发生情况，市长不去现场也可指挥现场，提高应对效率；第二，在同一个画面上，市长可同时查看大气质量、水质量、物价信息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信息；第三，市长不去现场也可以接收首尔城市建设主要项目的报告。数字市长办公室的界面可分成4个部分；一眼了解首尔、实时城市现状、市政现状、市政新闻，市长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智能设备登录系统，迅速了解首尔城市运行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

此外，数字市长办公室还为城市政府公务员提供了内部协同与沟通服务，当市长下达指令后，系统将立即通知负责解决问题的公务员，并在智慧城市控制塔的帮助下收集信息，以查看和分析政策决定的有效性、发展趋势及市民反馈等。数字市长办公室是首尔市政府提供公共数据的广场，涵盖了首尔安全综合状况室（TOPIS）等167个系统的1046.8329万件政务大数据信息、首尔市区800多个电视监控系统的视频信息，以及120呼叫中心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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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5月25日，以德雷克·肖万为首的四名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事件。

[2] 资料来源：董一凡、李超，欧盟《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解读，《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