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女性摄影家的花卉静物

在静物摄影中，有一类题材尤其受到女性摄影家的青睐，这就是花卉静物。从画意风格缘起，进而寻求突破，摄影史上不乏佼佼者。

美国女摄影家伊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对花卉摄影就情有独钟，她有一个奇妙的哲学观念：将摄影的空间想象成一个浅浅的盒子，里面充塞着各种形式构成并在表面呈现出来，因此具有双重性——既是具体的材料，又是装饰性的。在坎宁安的眼中，构成形式几乎就是一切的可能，从而在表面得以明确的表现，包括一个人的躯体，或是一块圆石，或是植物的叶子。这一被称为“直接摄影”的方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种创意的实验，影响了以后许多摄影家的创作。遵循这一观念，坎宁安所创作的花卉摄影作品，尤其是通过大特写表现的自家花园的花卉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当今的拍卖市场上价格一路上扬。1998年，美国斯沃恩画廊获得其第一笔100万美元的拍卖收入，其中由坎宁安在1925年拍摄的摄影作品《木兰花》就高达211500美元的价格，成为这位女摄影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她曾在这幅代表作《木兰花》旁边写道：“木兰花，我所拍摄的最普通的东西，依旧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出……我希望有一天我会拿出更好的。你相信吗？”面对她的照片，我们只有一丝遗憾，在1976年去世的坎宁安无法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但她所留下的已经是相当优秀的了。

另一位女性摄影家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出生于意大利，这位美丽的女性曾经是默片电影时代的演员，在一些好莱坞影片中担任过并不太出名的角色。莫多蒂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和革命活动家，于1927年加入墨西哥共产党，即使是在被流放的岁月中，她也一直在法国、西班牙等地投身革命运动，直至突然去世。作为一位艺术摄影家，她在静物，尤其是花卉拍摄中注入了政治的象征性符号，并以独有的激情成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从摄影的角度考察莫多蒂，不能不提到莫多蒂是从她的情人、美国著名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那里学习摄影技术的，而韦斯顿以莫多蒂为模特儿，拍摄了很多肖像作品和很有影响力的人体摄影作品，成为他们短暂合作的重要结晶。一张题为《白色鸢尾花》的作品，以朦胧的色调和神秘的氛围，将韦斯顿对莫多蒂隐秘的恋情展现在画面中，引人遐想。也许从这时起，莫多蒂就和花卉有了神秘的不解之缘。

这以后，莫多蒂在传统的花卉摄影中展开了想象力。但是她不是去简单记录花卉的美丽形态，而是更多地注重其恣意放荡的观念形态。比如在一丛玫瑰中，以图像的傲慢和无力的形态，暗示着一种无可避免的颓废。她还常常对一些人们不太在意的植物加以造型，构成了对贫民阶层的同情。甚至她在花卉摄影中所展现的关于人类性爱的暗示，远远早于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摄影家梅普尔索普的花卉摄影，以及画家奥吉弗相同类型的花卉油画。

莫多蒂的代表作《玫瑰，墨西哥》（1924）在1991年的秋季拍卖中价格高达165000美元，刷新了当时照片的拍卖纪录。1993年，收藏者以1895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莫多蒂的白金版照片《两朵马蹄莲》（1925）。在一幅题为《玫瑰，墨西哥》（1924）的作品中，四朵玫瑰以雕刻般的造型出现在摄影的平面空间，这是20世纪20年代纯粹主义的经典作品，它要求观众更多地关注画面中呈现的微妙的影调结构，从而产生相关的联想。女性的柔情和强烈的政治激情，在花卉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跨越时空来审视中国摄影家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作品，在她十多年前的创作，似乎都已经有了对这些前辈作品的超越意识。

因为一次偶然，王小慧开始了花卉摄影创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拍花拍得如痴如狂，为了拍这些花，真没少牺牲吃饭、睡眠的时间，几乎快到夜不成寐的地步……”这样的感情投入，甚至到了“我都怕朋友们再送我鲜花了，因为唯恐看到花又没法克制自己的拍摄欲望”。这样的拍摄是从她补过生日的那一天开始的，而在这以前，她或许没有机会一下子接触如此多、如此艳丽的鲜花。或许因为以往生活中的重大挫折还没有使她心灵得到充分的恢复，从而能有这样一份心情面对花的魅力。然而创造力的突然爆发，就像火山熔岩一样，是经过长时间积累而造就的，一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就会转换成一种控制不住的艺术创作激情，以至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接下来的问题是，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之所以与众不同，也正是得益于她所经历的独特的人生历程。读她的花卉作品，或许也会联想到上面提到的优秀女摄影家拍摄花卉所展现的那种神采飞扬、飘逸俊秀的神韵，但是一旦试图将目光在她的花卉作品中多停留一些时间，就会体验到隐藏其中的一份忧郁甚至伤感情怀。尤其是她的镜头距离花卉是那么近，切入的角度往往又是那样奇特，使人几乎在一瞬间会忘记她所拍摄的是花卉，而是一群来自遥远天国，舞动着不属于我们能理解的视觉语言的精灵。花瓣和叶片缓缓地旋转出奇异的舞步，让敏感的观赏者一时间看到了生之灿烂和死之伤感。这就是王小慧的过人之处，也是她那些积聚已久的生命体验给她带来的“恩赐”。

假如我们跳出摄影的空间，从其他艺术样式，比如和摄影相似的绘画艺术中寻找花卉视觉艺术的踪迹，会发现一条惊人相似的轨迹：将花卉绘画作品和王小慧的作品无形中连接在一起，会越发启迪我们对王小慧作品探究的兴趣。尤其是一些女性艺术家对花卉深蕴其中的性意识的发掘，不难理解女性对花卉钟情的另一层心理原因。

和前面提到的女摄影家坎宁安同时代的乔治娅·奥吉弗（Georgia O’Keeffe），在花卉绘画艺术上的探索，留下了独特的思维痕迹。这位出生于美国的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的半抽象绘画而著名。然而奥吉弗的故事，却是和一位著名摄影家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初，洛杉矶曾举办过一个题为“两个生命”的展览，展现了作为摄影家的斯蒂格利茨和作为画家的奥吉弗的艺术激情。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回溯到70多年前那些飘雪或是下雨的浪漫日子，人们从斯蒂格利茨拍摄的奥吉弗的肖像和人体中，想象着他们在纽约著名的291画廊第一次见面时的激烈争执，以及斯蒂格利茨第一次为奥吉弗按下快门时的激动心情。斯蒂格利茨的291画廊在经营了12年后于1917年关闭，当时是以奥吉弗的画展作为句号的，然而却开始了这对恋人以后又成为夫妻的新的旅程。尽管他们年龄相差23岁，却并不妨碍相互之间爱的交流，尤其是斯蒂格利茨镜头中的奥吉弗形象，已经成为他们之间共同创作的结晶。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奥吉弗以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将视觉延伸到斯蒂格利茨无法触及的空间。尤其是她从1924年开始创作的大幅花卉作品，以其简洁的形式、天真的意境不落窠臼，从而成为美国新现代主义的开拓者。

在奥吉弗的大幅花卉作品中，罂粟、玉簪、蝴蝶花、毽子花、喇叭花等花卉反复出现，她所选择的这些花形不仅与女性的生殖器官明显相似，而且花大色浓，更强化了性意识的强大冲击力。花卉在她的作品中往往充满了整个画面，带有明显向外扩张的倾向，花心则刻画得细腻、清晰，富有挑逗甚至是挑战的意味，形象地构成了女性的性解放宣言。这种把传统观念视为羞耻的女性生殖器官表现得如此辉煌和强有力的意识，给后来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然而，当你面对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作品，一定会惊讶生命的奇观竟会和花卉如此关联，如此让人着迷。我们同样看到了花卉在王小慧的镜头中自由绽放成人类华丽的性灵空间，给人以纯净且难以抗拒的生命诱惑。这些花卉的客观瞬间形态已经产生了异化，尤其是微距镜头的逼近，加上特殊的光线效果的烘托，所有花卉都似乎将其最感性的一面，甚至将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崇拜的生殖文化样式，尽情地舒展在观众面前。那些流动的叶片、舒展的花瓣、摇曳的枝干，往往会因出人意料的切割或构成，或者是以不同寻常的光线氛围，使观众在似与不似之间徘徊不定——我们明明知道艺术家给我们展现的是花卉，却又不忍简单地将它们作为花卉来欣赏，因为生怕这样一来会使艺术审美的空间局限化和单一化，失去了和艺术家进行多重空间对话的可能。我们甚至会一时无法看出这些作品就是那些司空见惯的花卉，在几经辨认之后，才会感叹艺术的魅力和造物主的伟大。尤其是那些如同生殖器官的美丽幻影，将生命无可抗拒的活力和华丽柔美的形态巧妙结合在一起，每一处光影形态，都可能是激情喷涌的结果。许多画面造型，几乎和前面提到的奥吉弗、莫多蒂的作品如出一辙，但是从摄影本体的创造特征分析就会发现，王小慧的这些作品，却具有更高的难度和更神秘的意境。

理由也许很简单，尽管画家和摄影家都是从花卉中看到了生命的活力，但对于可以虚构的画家来说，将花卉变形或是重构成生殖器官的形象，也许是轻而易举地。但对摄影家来说，受到以写实为第一特征的摄影本体的限制，要想从微小的花瓣甚至花蕊中提炼出生殖的力量，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不仅是一个观察和发现的过程，还需要具备以物理和化学的方式重构世界的能力。“惜花常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从一开始拍摄花卉，王小慧的冰箱里除了胶卷就是花，那些来不及拍摄的花卉被她珍藏在冷冻的空间里，试图更多地保留对美丽的记忆。王小慧刚开始拍摄花卉时，多少还带有一些写实的意味，随着她对花卉的深入观察，越来越抽象，或者说越来越自由奔放的构成样式逐渐占据了画面空间，花也在似与不似之间，使人在情感与哲理的错位之中对花卉有了更多理解的可能……阅读王小慧的花卉作品，始终会处于一种迷乱的矛盾时空之中，恍惚间失去了时空的坐标，所有古典、现代甚至后现代都成为一种可能。

阅读王小慧的作品，你会觉得迷乱的矛盾时空突然凝固在一个新的视觉坐标上，那些酷似生殖器官的花卉形象反而一时令人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定位。如果说面对画家的花卉作品，我们会惊叹其奇幻的想象空间，那么面对王小慧的花卉摄影作品，除了在想象之外，我们还会发出一声惊叹——“一花一世界！”面对的是微观世界中我们自身的本体，还有什么比这更神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