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骚扰驿站：官威引发收益疑团
好大的官威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五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玉德密折弹劾属下道员德明。
玉德奏报，他接到泰安知县张晋禀报，兖沂曹道道员德明自兖州驻地前往省城济南。途经的泰安县，接到前途“传单”，通知泰安县预备好马匹二十二匹，轿夫、马夫等十九名，大车三辆，迎送德明过境。五月十六日晚上，德明一行抵达泰安县的夏张驿。当日，夏张驿正在接待京城兵部官差，未能如数供应物资。德明家人及随从大为不满，对驿站人员辱骂撒气。管理驿站的徐元为知县张晋的家人，略作辩解。德明家人就把徐元扭送到公馆。家人陈锦禀明了德明，对徐元严加杖责。徐元被打后伤势沉重，起立不能；而德明一行人扬长而去。知县张晋咽不下这口气，请求巡抚玉德严查核办此事。
此事虽说是知县状告道台，但是非曲直一目了然。首先，德明如到省城济南公干，应该自备车马，不能传单驿站，让沿途各县供应。德明住进驿站就已经是违例了。其次，他更不能因为驿站人员伺候不周，就纵容家人肆意辱骂、殴打驿站人员；更不能偏听家人一面之词把当地知县的家人打得重伤不起。所以，玉德接到禀报后，很快密折弹劾德明，认为“必须严刑究办”。玉德奏称，已经派济南知府前往泰安县验伤和了解情况，同时命令按察使迅速提集相关人等到济南审讯。最后，玉德奏请先将德明革职。
为了加深对案情的理解，笔者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驿传制度。古代没有通讯产业，也没有物流公司，官府的信息与物资传递就通过驿传系统进行。驿传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通讯手段，始于春秋战国。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大修驰道，驿传制度正式成为延续千年的官府制度。用马传送称“驿”，用车传送称“传”。历朝历代都在主要交通线沿线设置馆舍、驿站，配备人员、车马，传递公文消息，运送人员物资。遇到重要公文，通常采取“马上飞递”办法，一般日行三百至八百里。紧急公文则标明四百里、五百里或者六百里字样，沿途驿站要限时送达。现代人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六百里加急”指的就是这个细节。当然了，“六百里加急”字样不得滥填。驿传系统的优势不一定在于迅速，而在于保证交流顺畅。一条条驿传线路像蛛网一样，将全国各地连接在一起。
驿站就是网络中的节点，是古代供传递工作人员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只要各级官员手持勘合[9]、票据等官方凭证——上面通常注明来者的官职、任务与目的地等，驿站就必须无偿接待来者。驿站接待官员，类似于后世的政府接待制度，既是为官员出差赴任、迎来送往等日常行政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是官员的一种特权。只要达到接待标准，理论上官员可以免费畅游神州大地，接受免费招待。当然，驿站接待标准也是公开透明的。官员身份品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的接待标准不同；官员公干事务不同，接待的优先顺序也不同。
可现实和规定总有巨大的差异。官员往往肆意使用驿站，享受超规则接待，通常是一个官员带着一大帮人趾高气扬而来，呼来喝去一番后扬长而去。接待泛滥成灾，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公文和物资传送，还给驿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考虑到驿站一般由周边地区供应，劳力从周围地区征调，驿站的超负荷使用让百姓苦不堪言，矛盾激化。所以，历朝历代都严禁官员享受驿站的特权接待。明太祖朱元璋为限制官员骚扰驿站，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邮驿改革，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骚扰驿传；官员只许按规定享受驿站接待，不能超规格享受食宿，不许提出额外需索；除驿站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非公务不得动用驿站交通工具等。清朝沿袭明制，严肃驿站管理。但超范围、超标准接待，擅自乘驿，给驿泛滥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靡费公帑。就在乾隆二年，朝廷明令禁止驿站给地方官安置公馆，严禁给官员呈送酒席，预备夫马、车船等一切供应；官员出差费用自理，地方官员或下级不得宴请馈赠。违例迎送者，以擅离职守论处，罚俸九个月；如果借机奉承钻营或送礼行贿，革职。
朝廷律法俱在，且三令五申，德明竟然还如此高调地骚扰驿站，乾隆皇帝在奏折上朱笔御批：“可恶，岂止如此！”
玉德奏请将德明革职，已经算是很严厉的处置了，乾隆皇帝还是不满意，认为德明作为道台，即便有公事到省城办理也应当自备车马，违例下令属县预备车马，又听信家人的话殴打重责驿站人员，罪行累累。“上司家人长随，虽严加约束，犹难保其不向属员私行勒索；若再明知纵容，益复无所忌惮，何事不可为耶！”乾隆从德明骚扰驿站一事，推断德明纵容家人作恶，骄横跋扈，可恶可恨，岂止革职就能了事的？要立刻革职拿问，交给巡抚提同相关人等严审究办。如果被打的徐元伤情平复，则按照相关的法律将德明定罪；如果徐元伤重身亡，就拿德明抵命。
乾隆皇帝借机重申了驿站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外省中高级官员经过基层州县，私下命令驿站预备车马轿夫，供应酒食，肯定屡见不鲜。如果州县官员因为是上司来到，隐忍不报，而地方大员也暗中遮掩，没有被披露的情况应该也不在少数。为此，乾隆特别表彰了泰安知县张晋的持正敢言。
乾隆皇帝如此重视骚扰驿站一事，玉德接到圣旨之后自然不敢怠慢。查明德明正在曹县的黄河工地后，玉德立刻派人赶赴曹县工地，宣布谕旨，将德明革职，押回省城审问。涉案的德明家人被悉数押解济南。徐元和夏张驿的夫役等人也被押解济南作证。德明骚扰驿站一案，全面展开问讯。那么，此案的详细情况到底如何，其中又有什么有趣的细节呢？
兖沂曹道管辖山东南部，辖有兖州、沂州、曹州三府及济宁直隶州，兼管山东境内黄河河工（当时黄河经过山东西南的曹州府夺淮入海），地域广阔。道员官署驻扎兖州。德明是去年刚刚到任的道员，本次计划先到济南办事，然后折向曹县督办河工，因此随带的家人、跟班比较多。时值五月端午节，德明也置办了一些礼物，准备到省城馈送各位上司。出行之前，德明交代心腹家人陈锦料理相关事宜。他还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出发地的滋阳县，要求提供马十二匹，轿夫、马夫十一名。滋阳县知县陈时看到条子后，不敢违抗，一面迅速提供夫役、马匹，一面按照德明要求如数填写驿站传单，发给下一站的宁阳县。
再说那德明，出身满洲世家，历任府道地方官职。清朝的“道”介于府和省之间，道员既可以和布政使、按察使合称“司道”，也可以和知府并称“道府”。一个道员通常管辖三到四个府，同时负责河工、粮饷、盐务等某个专项事务，是正四品官，俗称道台。德明道台官品不高，架子却不小，自带了家人、马匹，加上跟随的书吏、差役若干，以及道员官署的轿夫二十余人、大车三辆，再加上滋阳县提供的人马，组成庞大的一行人马，从兖州启程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二站为宁阳县。宁阳知县看到上司莅临，忙不迭地安排公馆饮食，恭敬有加，并且及时地将传单发给了第三站泰安县的夏张驿。
泰安是一个大县，迎来送往的任务较重。德明抵达之日，泰安夏张驿同时接待了兵部的官差。驿站恭恭敬敬地把德明迎进公馆安顿好后，难以如数提供传单上的人马。出面料理的陈锦等人大为恼怒，开始对驿站人员骂骂咧咧。
驿站有朝廷设置的驿丞等官吏，但当地长官往往加派亲信家人来实际负责驿站运转——这也反证了驿站的重要性。泰安县委派在夏张驿实际负责的是知县张晋的亲信家人徐元。徐元阅人不少，也算是见多识广，见状慌忙过来赔着笑脸解释，同时赶紧安排送来了草二百二十斤、麸三斗、料三斗喂马。陈锦认为远远不够，又自个儿掏腰包添买了一些。事后，陈锦越想越气，再次辱骂徐元。徐元不服，上前争辩。陈锦恼羞成怒，随即挥拳猛击徐元。旁人赶紧拉开两人后，陈锦仍不解气，令随行的差役张勇清等人将徐元拉到公馆殴打。徐元大嚷大叫起来。德明听见后，把徐元唤进来查问，可又不听其解释，下令暂时锁押，明早送到泰安县处理。“我已经尽心尽职，你为什么骂我打我？”徐元更加不服，争辩了一句，“泰安不归兖沂曹道管辖。”徐元说的是实情，德明闻听，却觉得是下人在挑战自己的威严，大怒，喝令杖责。手下本就和徐元有仇，闻言立马将徐元拖翻在地。他们杖责不打屁股，专挑徐元的腿骨猛击，杖杖落在骨头上。德明担心闹出人命，打到第七板就令释放。此时，徐元痛得呼号惨叫，已经站不起来了。
早有人跑去禀告了泰安知县张晋。张晋气愤难平，又不便和德明当面理论，选择公事公办，将前因后果报告巡抚大人，要求查办。德明和告状信前后脚到达省城，他在济南待了几天，就赶到曹县处理河工去了。离开济南前，德明也听说了张晋告状，有一些担心，跑了几个地方打听，但没有太在意。毕竟，骚扰驿站的并非他德明一人，而且知县状告道台，胜算本来就不大。
可是，德明这一次遇到了“公事公办”，接着又撞到了乾隆的枪口上。玉德奉旨查案，很快就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接着，审讯的重点就落在追查为何擅自传驿，究竟是谁的主意，又是谁具体操办的？
张晋提交了泰安县接到的传单，传单用朱标判，由宁阳县发往泰安县。证据俱在，德明推说自己并不知情，都是下面的人办理的。家人陈锦供称是滋阳知县自行发单，自己也不知情。责任推到了倒霉的滋阳知县陈时身上。玉德就急调陈时来济南询问。
滋阳知县陈时，云南人，乾隆五十九年也就是去年刚刚以举人身份署理滋阳县知县。他以举人之身，荣膺知县实职，殊为不易，任职后谨小慎微。而滋阳县又是兖州府、兖沂曹道的附郭县。附郭，简单说就是上级衙门在辖区内，下级和上司同处一城。附郭的行政区通常冠以“首”字。比如，杭州府附郭浙江省，是浙江的首府；钱塘县又附郭杭州府，是杭州府乃至浙江省的首县。清朝有句俗语，叫作：“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说的是清朝地方官员事务繁重，怨声载道，抱怨是前生作恶，遭到报应，今生才做地方官的，其中附郭的官员上辈子更是恶贯满盈，今生才被惩罚来给各级上司做牛做马。各种招待、供应、差使，让附郭的知县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陈时就是这么一个倒霉角色。滋阳县衙门和兖沂曹道衙门近在咫尺。接到道台德明起程需要夫马的指令，陈时明知违反制度，作为属下也立即照办，填写了驿站传单，启动了驿传系统。那么，陈时是否需要承担德明骚扰驿站的责任？
知县自尽与送礼疑云
出事后，最煎熬的可能就是滋阳知县陈时了。违规启用驿站责任重大，陈时越想越觉得不妙，在奉调前往济南的一路上唉声叹气。走到历城铁塔寺，因为夜深不能进城，陈时只好暂时住下。一同前来的还有陈时的弟弟和儿子，当天晚上两人不断劝解宽慰。亲人宽慰他，你是奉命行事，主要过错不在于你。没想到，陈时还是想不开，竟然于当夜自缢身亡。
一桩骚扰驿站案，竟然死了一位朝廷命官，玉德大为意外，当即委派官员调查陈时之死。
陈时之子供述：“五月十五日，德明去济南前派了一名差役任文炳，送来夫马单，上面写着需要用的人手、马匹数目，叫县里发传单。我父亲立刻叫书吏照写了一张，亲自盖印，发宁阳县转递前途预备。后来听到德明被弹劾拿问，解送济南审办，我父亲立即感到恐惧，终日忧虑不安，不巧刚刚得了痢疾，病情日益加重。六月十九日，省里来文调我父亲去济南。他越发害怕，又不敢耽搁，第二天就带病起身。我叔叔陈明，因为看到我父亲神情恍惚，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放心不下，也就跟着一同到济南来照应。父亲在路上说：‘传单是我签发传递的，如何能抵赖？如果承认了，不但要去官，还要问罪。原籍云南距此地八九千里，你们如何回去？’他终日忧愁落泪，我同叔叔早晚劝解。我们一路慢慢行走，至二十五日行至距济南附近的铁塔寺，投宿歇店。不料，父亲趁我们睡熟时自缢身死。”
陈时之子将德明当天交办的夫马、车辆需索底单呈出，与泰安县提供的传单数目完全一致。这可以证明，驿站传单虽然是陈时签发，却是德明明确要求的。
骚扰驿站案叠加人命案后，审讯力度骤然加大，陈锦和任文炳面对人证、物证抵赖不过，交代所发传单请示过主人德明。再提讯德明，德明也承认了下来。至此，案情基本明朗。玉德认为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拟将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将陈锦、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乾隆皇帝在前一个请求处朱批：“错了。”在后一个请求处朱批：“更错了。”
乾隆皇帝认为德明因公事到省城，擅自使用驿站，一开始就错了，接着纵容家人骚扰地方，是错上加错，最后拖累当地知县，导致陈时自缢，情节尤为严重。乾隆斥责玉德拟罪不当，仅将德明革职发配，有轻纵的嫌疑。他要将此案作为整顿吏治的典型事件，将德明改为绞监候，先在省城济南重责四十大板，再关押在按察司监狱等候发落。陈锦自恃是官员家人，依仗主人的声势任意骚扰，滋阳县陈时所发的传单就是陈锦转给他的。陈时畏罪自缢，也是陈锦酿成的。乾隆着重指出，外省陋习，督抚司道的家人在所属的地方借主人官威滋事、欺压官民。此事恰巧由泰安知县张晋揭发，山东巡抚玉德不得不据实参办。而其他的督抚隐忍欺瞒不报，对地方弊病置若罔闻，想必也不少。因此，乾隆要求将陈锦从重惩处，杀一儆百。陈锦立即在济南被绞死，抵陈时一命，作为各省督抚司道家人为非作歹的负面教材。
寻常案子，至此可以完结了，但此案已经成为乾隆皇帝盯紧之案，又在敏感时期爆发，因此尚未完结。乾隆的谕旨，笔锋一转，提及明年正月就要举行禅让大典。乾隆彼时在位已有六十周年，本人则是八十五岁高龄。为了向在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致敬，也求得一个圆满结局，乾隆公开宣布禅位。此时的案子未能如其所愿处理，乾隆便训斥玉德以为自己即将退位，对属下有意宽松处置。禅让大典即将举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老皇帝乾隆亲口说出来，应该是有切身的感受。权力所有者在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哪怕是形式上），心里百感交集。乾隆一方面意在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权威在朝野下降，实权旁落。他借训斥玉德强调“嗣后惟当倍加谨慎”，即便禅位以后遇到此等事件，“必当加倍治罪”，暗示即便自己当了太上皇，也还是“关心”天下大事的太上皇。乾隆命令将此道谕旨交给在京的官员传阅，宣示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了。
德明骚扰驿站，乾隆有意把此案办成宣示自己整顿吏治、显示权力依旧巩固的标本案件！皇权再一次影响司法，刻意拔高案件，塑造案件形象。
那么，乾隆还要处置德明案的其他什么内容吗？乾隆的另一大关注点是德明前往济南携带的三辆大车。直觉告诉他，里面装满了礼物。那么，德明有没有馈赠给包括山东巡抚玉德在内的上司？玉德仅到任五个月（乾隆六十年正月到任），德明与顶头上司并不熟悉，难道不是趁机去济南结交玉德？德明的问题，仅仅就只是骚扰驿站这么简单吗？
乾隆有意借此整饬官场风气。山东省官员在审讯德明时，遵旨反复询问三辆大车当中装了什么，有何意图。德明供认：“本年五月，我因要禀报地方公务及黄河情形，前往济南，吩咐家人姚六携带三镶玉如意三柄、绣蟒袍三件、蜜蜡朝珠一串、绣画三轴、扇子三木匣等九样礼品，并用箱子装驮，带往省城送人。这些礼物原预备着送给巡抚、司道、同寅。后来，我打听到山东端午节没有送礼习俗，也就没有打开包裹。”
那么，德明去趟省城，一定要携带那么多礼物吗？必须要！中国自古有礼尚往来的传统，清朝官场将之发扬光大到极致。当时官场形成了一整套送礼规矩和文化。清朝官员送礼，首推“三节两寿”礼。“三节”是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官员和他夫人的生日。遇到这五个日子，平常人家也要相互送礼，官场中人更是逮住机会，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了。同时，迎来送往、人情应酬成为官员日常工作之一。与百姓不同的是，官员们的礼尚往来与金银密不可分，而且金额大得惊人。寻常人家，三四两银子足可度过一个小康月份。而官场馈赠，往往以数十起步，成百上千两银子往来也是常事。比如，清朝中期陕西粮道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是八百两白银；给八旗都统的礼物，每节是二百两白银。这些人是有业务往来的。而陕西巡抚是粮道的直接上司，“三节”扩展到了“四季”，粮道每个季度要送巡抚一千三百两白银。陕甘总督是粮道上司的上司，但因为领导关系隔了一层，只要送“三节”礼就行了，每次金额降为一千两白银。
金钱往来，难道不会触犯律法吗？直接送钱，当然违法。但官员们金钱往来频繁，早已发明各种学问，沾钱却不带钱字，反而透着一股亲切和雅致。官员离境，地主要送“别敬”；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官员题字，求者要送“润笔”。地方官和朝廷衮衮诸公及相关部院官员联络感情，夏天送礼称“冰敬”，意思是让收礼方买冰降温；冬天送“炭敬”，意思是买炭保暖；有事没事还送“瓜敬”“果敬”，逢年过节要送“节敬”。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礼金往来在清朝中后期已经普遍化、制度化，官场中人丝毫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俱在其中、各得其乐。
如果有官员不参与礼尚往来，会怎么样呢？毕竟明清官员俸禄微薄，基层官员年俸才三四十两，宰辅重臣年俸也不到二百两。官员法定收入，远远承担不起高标准的礼金。可是，如果不参与应酬送礼，官员连正常行政都会寸步难行。正是由于官俸低微、行政资金匮乏，加之种种财权限制，丰厚的礼金俨然成了官员们生活质量的保障、行政事务的润滑剂和官场关系的催化剂。没有钱怎么办？挪用公帑、税外加征、摊派多报，等等，只要官位职权在手，官员们总会想出办法来。通常地方衙门都有明暗两套账目，明面的账目是承受核查，可以公开的，官员私底下记录职分肥瘦、外快多寡、礼金标准等的暗账，不便公开，却是官员安身立命的指南。新旧官员交接之时，一大内容就是传递暗账。通常后来者要掏钱购买，俗称买账。买账代表新任官员认可既有的礼金往来系统。不买账的结果，不是上司勒令接收，就是黯然去职。礼尚往来最终褪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强制性的赤裸裸的金钱往来。
本案主人公德明，于案发前一年才赴任兖沂曹道，在山东官场算是“人地两生”。礼尚往来便是他尽快融入同僚的必要手段。从审讯可知，德明赴济南并没有任何公事可办。五月份是水患时节，他完全可以从兖州驻地直接赶去曹县工地，中途折去济南纯粹是为了馈赠。道台在地方官序列中，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层级，一省之内仅次于督抚藩臬，也要四处馈赠。德明携带有一批扇子，显然想作为遍赠底层官吏、幕僚乃至部分官员家人的伴手礼。基层州县官员的送礼压力自然更大。他们不像德明那样有能力操办三辆大车的礼物，更不能动员驿传系统，所以济南也不是想去就去得了的。据说，清末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发现当地官员不愿意跑北京城。细问之下，张之洞得知进京的成本太高，部院衙门的官吏们需索馈赠水涨船高，吓得山西官员都不敢进京了。德明显然比一般官员财大气粗，组织了一场送礼之行，谁料因为管束家人不当、自身又骄横粗暴，闹出一场大乱子。
德明一口咬定，得知山东省没有端午节送礼的习惯后，自己并没有把礼物送出去。乾隆活了八十多年，皇帝就当了六十年，阅人无数，随即命令逼问德明：就算端午没有送礼，过年过节必然是要礼尚往来的，之前有无送礼？都送给了谁？这个问题，令人尴尬。其实，询问的人和受审的人，双方心里都明白。审讯的场面颇为吊诡，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还要一本正经地把事情从头过一遍。德明咬紧牙关，坚持没有送过礼。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乾隆皇帝相信。玉德的任务很重。他先在回奏中引用德明的话说：“以前所带的东西，如果真的送给了巡抚司道官员，如今我已经身犯重罪，难道我还要替巡抚等人隐瞒吗？”同时，玉德自掏一千两银子将陈时的家属送归云南，并主动缴纳了两万两银子的议罪银[10]给内务府。更重要的是，玉德的认错态度非常好。他受到训斥后一遍又一遍地表达惶恐和对乾隆皇帝的敬佩之情；又表示皇上慧眼如炬，经审三辆大车果有装载礼物。乾隆皇帝像所有专制君主一样，喜欢奉承，且本性自负，在玉德的几番马屁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很快忘记了追究送礼陋习，沉浸在扬扬得意之中。明德到底有无送礼，不了了之。玉德等人跟着侥幸过关。
临时起心，随意延伸，是皇帝掌握司法特权的表现。这一点在涉及官员的司法案件中尤其明显。国家名器本就为皇帝授予，官员自然不比寻常百姓。但官员因一事犯罪，导致抄家清算、株连亲族的情况并不少见。笔者不否认这是官员咎由自取，但皇帝的随意司法，难免有案件扩大化乃至伤及无辜的危险。案件的处理，也更多取决于于皇帝情绪的变化，法无常法，律无固律。这是古代涉官司法案件的一大特征。
德明骚扰驿站一案，至此案情基本厘清，相关人等从严从重惩处。乾隆皇帝本想细查德明送礼详情，最终也不了了之。
官员高收入之谜
对于贪腐事件，乾隆皇帝历来是从严从重处置，雷厉风行。贪腐官员往往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抄家清算就成了查办的固定项目。早在训斥玉德拟罪不当的同时，乾隆就下旨由定亲王绵恩率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德明在京家产。绵恩奉旨后，迅即带人赶往正阳门内中街德明的宅院，查封德明住所一处，连同马圈等附属建筑一共六十九间半。这处空闲的宅院由德明的一个朋友借住，并代为看家。绵恩下令打开所有房间的橱柜箱笼，查获了一些朝珠、如意和字画，以及房契地契四十余宗，财产并不算太多。
绵恩怀疑德明隐藏、转移了财产，严厉审讯借住的朋友和在京的德明管家弟弟姚七。这两个人都坚称绝无隐藏。
乾隆年间查抄犯事官员的家产是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责之一，衙门里的官吏差役们对抄家早已经驾轻就熟，德明的这点情况完全难不住他们。步军统领衙门很快在严密查访之余，查出德明转移财产的蛛丝马迹。再次审讯姚七，姚七在刑夹拷打之下很快就扛不住。他交代说：
去年主人德明赴山东任职时，交给我木匣子三只，存放在家中。本年二月内，主人又差家人杨四带回银子三千两，五月主人差家人吕四送回银子九千八百七十两，共计带回一万两千八百七十两银子。六月间，我们听说主人遭弹劾，唯恐抄家，就将存银九千七百五十两陆续送到了后泥洼胡同朋友的家里收存，又把主人之前交的木匣子三只送到了宣武门外刘氏的家中寄存。
绵恩当即下令前往各处搜查，查获三个木匣子里装着的都是黄金，每个匣子十二包，每包五十两，共计一千八百两黄金。
姚七还供出了德明在一些铺面银号里的资产，也被一一起获。
绵恩上奏乾隆查明德明名下银子二万七千三百余两，钱二万一千七百余贯，财产总数约为四万两白银；后来又查出了隐藏的资产，计有银子一万三千三百余两、钱四百五十贯、金一千八百两，财产总数约计又有四万余两。前前后后查出来德明的家产在北京就有八万两白银，而房屋、家具以及他在山东的任所的财产还不计算在内。德明之前曾经赔付陕西潼关工程银六万七千余两，已经缴清。加上如今查出来的巨额财产，总计他的身家不会低于二十万两白银。那么道台的年俸是多少呢？一百零五两白银，德明的财富情况显然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乾隆接到报告，感到震惊。档案显示，德明出身于下五旗包衣家庭，家里并不富裕，谈不上有什么家底。就算他长期担任地方官而且就算他负责过税收，有多年的合法收入，他的俸禄和养廉银等积攒下来也不会有这么多钱。更何况德明任兖沂曹道道员才一年多，所得的合法收入就更少了。一个原本贫穷的八旗子弟，怎么就在几年之间，积攒了如此巨额的财富呢？因此，乾隆皇帝明确指出这个德明在任内肯定有贪污、索贿、腐败的情节，不可不严查根究。
与此同时，山东省官员也在审讯德明。德明知道自己在京城的家产已经被起获，也解释了财富来源。他是这么说的：“我于乾隆四十九年担任潞安知府，又管理铁厂税务。铁厂可是一个肥缺，我管的那一年产铁特别旺盛，除缴纳正税外剩下银子五万余两。乾隆五十年，我升任陕西省潼关道，又经管潼关的税务，每年完税之外约得银二万余两，我做了六年，约得银十三万余两。”再加上正常的俸禄和养廉银，德明供述的收入与现有的家产基本吻合。
山东按察使奉命赶往兖州查抄德明的任所财产，严密查抄后逐一登记造册。又审问了德明的管家姚六。姚六为主人算了一笔账：“老主人福禄从前当护军校，家中原本只有老圈地六十亩，住屋六七间。”这个老圈地指的是清朝入关时，从龙入关的八旗军民每人都分得的京畿地区的土地。可见，德明家一开始是普通的旗人，真正发家是从德明担任地方官开始的。
“乾隆四十九年，主人升任了潞安府知府，每年有养廉银四千两，主人做了一年零四个月，得养廉五千余两。同时管理铁厂，当年产铁正旺，在任一年零四个月盈亏铁厂收入是五万余两。乾隆五十年，主人升任了潼关道，每年养廉银两千两，在任七年共得养廉银一万七千余两。又管理潼关税务，每年正额外约剩二万余两，主人做了六年，约剩银子十三万余两。乾隆五十六年，主人丁忧回京，因为银两难以携带，主人就陆续换成黄金，有二千多两金子带回家中，将一千八百两金子交我兄弟收存。此外，乾隆四十九年主人出了本钱一万两，在前门外的珠市口大街开了一家协泰号布店，邀了几个掌柜，也生了一些利息；主人又在涿州买了十二顷地。”
对于德明个人财富的积累，德明及其管家的供述基本上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德明的巨额财富并不是敲骨吸髓压榨百姓而得来的，也不是“来源不明”，而是清朝中期一个地方官的正常收入。
那么，清朝官员的正常收入怎么会那么高呢？他们的收入到底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呢？合法收入和真实收入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别呢？
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即便是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年俸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九品官员的年俸只有三十三两五钱。这笔收入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是足够的。但是，清朝官员责任重、压力大，工作任务繁多。正式官员屈指可数，每个衙门或地方政区通常只有三五个职官。比如，地方知县一个人就要承担征收赋税、司法刑狱、文教科举，乃至造桥铺路等地方建设的重任。如此重的责任必然要求他们雇用大批幕僚、长随、家人等辅助人员协助。这些人员的开支是由官员自己承担的。此外，衙门只有极少的行政开支，完全不足以维持日常行政。官员要自费贴补官府的行政。最后，奉养亲属、官场应酬等开支也是官员的沉重负担。
清朝设置官员低薪制的本意，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轻徭薄赋。在实践中，过低的待遇和繁重的职责严重不配套，迫使官员抑制不住地扩张财政实权，想方设法满足个人工作和部门运转的需要，反而将老百姓限入暧昧不明、纠缠不清的税收困境之中。老百姓并没有减轻赋税，官员们的负担也非常沉重。
这些沉重的负担如何解决呢？它们因官而异，官员也只能利用权力来解决。最普遍的做法就是额外征收赋税。清朝官员以银两熔铸有折损、粮食储运有损耗等名目，加征正税之外的耗羡，或者干脆明说加征，加征比例高达正税的三四成甚至更高，这些火耗是由官员自由支配的小金库。雍正年间推行“火耗归公”，就是为了限制额外加征税赋的规模，统一由省级政府管理。朝廷从上缴的火耗当中拨款向官员发放养廉银，因地因官而异，每年从数百两到两三万两不等。不过，官员在“火耗归公”之后，继续征收新的额外税赋，老百姓的负担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这种非正式的财政税赋，规模与正税相当，征收却更加频繁，形成了一套并不亚于正式财政制度的经济系统，是官员的主要财权。
对于部分地方官员来说，如果辖区内有官办事业，或者本身监管某项专门业务，就会有额外的收入。比如，云贵地区的州县有朝廷开办的铜矿、汞矿等官办企业，按例是由辖区的地方官监管；还有很多道台监管海关税收、粮饷收支等，这些就成了他们的利源。清朝对官办事业、海关税收等机械地采取等额管理，每年下达任务指标。官员对指标完成之外的部分收益是掌握支配权的。如果管理得当，这会是一笔巨大的收益。本案的德明，其主要收入就来自专辖的事业。
综上，清朝官员的正常收入主要是由四部分构成：俸禄、养廉银、火耗、专辖事业。这四部分呈现逐渐递增的关系。京官的收入则调整为：俸禄、养廉银、地方官的孝敬、专管业务的灰色分润四大部分。
此外，地方官员还有一些并不普遍的补充收入。比如，商户的奉献。在许多城市，当铺、乐坊、钱庄等行业为了求得官府的支持或者默许，会向地方官奉献银两。地方衙门财政周转困难的时候，也会暗示这些行业贡献资金。这在部分城市几乎成了惯例。又比如，买卖特许资格。清朝社会的商业中介组织、行会组织等，统称为“牙行”。开设牙行需要官府的特许，也就是需要获得“牙牌”。牙牌的获得，在多数地方简化为了买卖交易。尽管朝廷对牙牌有总量和区域性控制，但是地方官府往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积极出售牙牌，这也是财政压力使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盐商的奉献则是当地官员的另一项重要收入补充。还有一些颇具经济头脑的地方官，则打起了官银流转周期的主意。他们会将暂时不用的官银，放到资本市场上去生息，用利息收入来补贴财政。不用说，这种行为不仅有违朝廷规章，而且存在经营风险。总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官员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具体到德明个人的经济账，他对俸禄只字不提，可见俸禄低微，在他的收入构成当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养廉银每年在两千到五千两之间，收入并不高；因为火耗收入是非法的，所以德明也就避而不谈；德明收入最高的项目来自担任山西潞安知府时候管辖的潞安铁矿，一年就超过了五万两银子；德明收入最大的来源是担任陕西潼关道台时候管辖的潼关税务，每年有超过两万两银子，任职六年则超过了十三万两。这些收入，扣除掉迎来送往的应酬和幕僚团队、家属的开支，在抄家的时候还剩下大约二十万两，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德明并不是一个大贪大恶之人，实在是因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从经济角度看，地方官员类似于朝廷的税收承包商。他在完成朝廷的税收任务、不激发地方矛盾的前提下，有相当自由的经济裁量权。地方官员运作得当，确实能够积累巨额的个人财富；运作不当或者频繁遭遇灾荒事故，同样会背负巨大亏损，贴钱赔补，苦不堪言。钱粮赋税是地方官的第一大要务，是对官员情商智商、进退取舍的巨大考验，自然也是官场考核的重头戏。
德明骚扰驿站案引发出来的馈赠礼品和巨额财产调查，都是处于灰色地带的清朝官员实际的做派。为了维持日常行政和自身的生活，官员们的收入来源多样，相互馈赠成风等。
高居紫禁城的乾隆皇帝不太了解官员的实际状况，不免有惊诧震撼之感。他下令调查，便遭到了山东官员集体的暗中抵制。这不是某个官员贪赃枉法或者横征暴敛的问题，而是整体大环境促使个体作出的客观选择。环境不变，处理某个官员的灰色收入，其他官员难免有物伤其类之感，不会配合深挖。德明案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调查问责却难以深入。
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七，乾隆皇帝决定完结德明骚扰驿站一案。他降谕旨指出，地方督抚等官员应该洁身自好以身作则，不能私受馈送，相习成风。可是，各省馈赠之风并未禁绝。德明的礼物，可能是因为端午节无送礼的先例而作罢，玉德等人免于处罚。但是，皇帝重申要整饬官场风气，禁绝馈赠之风。
乾隆皇帝同时又发出了一道谕旨，瞄准的是地方官员不正常的巨额收入问题。
德明在潞安府管理铁厂，只用了一年多就得到了银子五万多两，如果再任职十年不就有五十万两了吗？这些钱理论上都是剥削商人百姓而来。可见各地类似的职位都是肥缺，如果遇到了不能洁身自好的人，危害巨大。而督抚平时又不知道稽查，听任下面的官员中饱私囊，或者干脆就任用私人，把亲信调任这些肥缺，分肥沾润。
乾隆下令山西巡抚查办潞安府铁厂的收益，要求制定税则，削减额外私收税费；制定章程削减主管官员的超高收入。乾隆同时要求各省督抚普遍核查有无类似的情况。乾隆认为，官办事业正常发展，管理官员略有利润，商民可以承担又有收益，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超高收入”与“略有利润”之间的度，如何把握？在保证官员公正廉洁和激发市场积极性之间，如何搭建合适的激励机制？是否需要对清朝原有固定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机械僵化的管理考核制度进行变革？这些问题，乾隆皇帝不知是视而不见，还是压根没有想过。
应该说，乾隆皇帝的想法是好的，至于各省的督抚有没有认真地贯彻落实，地方官员有没有贯彻执行，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之后还是发生了地方官办事业的主管官员贪腐的案件，官员们还是对地方的肥缺趋之若鹜。
就在皇上发布谕旨的同一天，玉德奏报审讯德明的报告，同时又处理了一名官员：曹单同知吴晙华。曹单同知隶属曹州府，是德明的下属，估计在黄河河工事务上吴晙华与德明两个人交集较多，进而发展出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且多有金钱往来。吴晙华曾代德明变卖过二百两金子，又因为母亲治病借过德明一千三百两银子。玉德拟将德明改为斩监候，以逢迎交结上司之名将吴晙华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吴晙华的行为，放在平时断然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惩处。很可能是因为乾隆皇帝盛怒，高度重视此案，山东方面不得不随之株连，处理一两名与德明关系密切的人塞责。
乾隆皇帝怀疑德明原本要交结新上任的玉德，玉德就推出了一个交结德明的吴晙华，反而显得自己风清气正。涉官案件，法无明文、皇权横加干涉的特征在此处暴露无遗。玉德于嘉庆元年六月调任浙江巡抚，后任闽浙总督。他的儿子桂良，入阁拜相权重一时，远比其父要著名得多。
由于德明出身内务府包衣，其家产以及礼物变卖所得的银两都上交了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