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斗士伍连德
在这次中国东北暴发的鼠疫事件中,一位中国医生分类出鼠疫的不同类型,并成功地阻断了鼠疫的进一步传播,这位医生就是伍连德。
1896年,伍连德获得了英国女皇奖学金,赴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求学。自父亲那一辈起迁居南洋,他是家中第四子,从小接受大英义塾的免费教育,成绩优异。
伍连德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攻读学士学位时,多次获得奖学金,进入圣玛丽医院学习。1902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他又去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多家研究所进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法国的进修地是巴斯德研究所。
由于表现优异,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伍连德便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学业结束后,他便回到吉隆坡医学研究院进行了一年的热带病研究,主要研究疟疾和脚气病。
一年后,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在这期间,他很关注国际禁烟活动,创建了槟城禁烟社,也因此受到利益相关方的阻挠。正好这时他收到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请,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命运的齿轮悄然运转,将伍连德推到了特殊的位置。
受施肇基任命,伍连德前往哈尔滨主持抗击鼠疫的工作。伍连德到哈尔滨的时候已经是12月了,天气寒冷,他当即前往疫区查看,通过血液检查和调查发现,最早染病死亡的是满洲里的一个俄国人。随着打旱獭以获取皮毛的猎手进一步增多,一些没有经验的新手会将因生病而行动缓慢的旱獭也收入囊中,带回客栈处理,因此传播了瘟疫。恐慌的老百姓开始乘火车往哈尔滨方向逃亡,病菌也因此被传播到火车站沿线地带,傅家甸、哈尔滨等城市均未能幸免。
在对疫情有了全面的了解后,伍连德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规定,例如:安排人手分区管理,不同区的居民持有不同的证件,隔离病人及家属;派专业医护人员而非警务人员从事检查工作;管制交通与流动人口;征募600名特别警察辅助防疫工作等。
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来源:新加坡国立图书馆
伍连德的防疫措施无疑是创新且有效的,对于今日的新冠疫情防控也有借鉴意义。为了将健康人、疑似患者和高危患者分隔开,减少传染可能,伍连德借用了俄国的100多节火车车厢,作为独立的隔离场所。这一将隔离区与居民区分开的做法,大大降低了疫情的传播速度。
傅家甸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来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的《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在抗疫过程中,伍连德还遇到了一个难题。患病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户外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天气将土地冻得异常坚硬,无法挖掘深沟埋葬,尸体得不到及时的安置,就这么成堆地摆在户外,动物啃咬尸体后再将病菌传到其他地方,这样疫情始终无法平复。于是,伍连德向清政府提出火葬的建议,陈述这么做对阻止疫情传播的重要性,最终获得清政府的支持。在首批集体火化仪式上,100具尸体堆成一堆,一共22堆,解决了大量尸体摊在积雪深厚的户外既无法安葬又传播病菌的问题。伍连德的这一建议虽打破了中国人土葬的传统,引来民众抵触,但也隔绝了瘟疫传播的一大途径。
除了让鼠疫不再扩散,伍连德还积极地寻找病原体,因为只有控制了传染病的源头,才能真正解决瘟疫的传播。
进入疫区的伍连德,拜会了比他早到疫区的研究者——日本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的助手,他已经在疫区工作了一阵子。有意思的是,这位研究员专门与老鼠打交道。他每天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解剖老鼠。或许因为之前已有研究表明,鼠疫由跳蚤从老鼠传播到人,所以这位固执的研究者坚持认为只有在老鼠体内发现了鼠疫杆菌,才能证明这次疫情是鼠疫。可惜,他的研究之路非常不顺利,他收集并解剖了成千上万只老鼠,也没有发现鼠疫杆菌的影子。
伍连德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在他看来,令人致死的病原体一定留在尸体里。他开始寻找在疫情中死去的患者尸体,提取血液进行分析。但由于当地居民对尸体解剖非常抵触,好不容易,他才得到解剖患病去世的日本籍客栈老板娘的机会,观察到死者肿胀的肺部组织。通过高倍显微镜对提取的样本进行细菌学检查后,伍连德发现了鼠疫杆菌的踪迹,因此确定这次瘟疫是鼠疫。结合调查和实验结果,伍连德判断这是一种新型鼠疫,与之前发生的鼠疫类型不同,是通过飞沫传播的,而且致死率极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即使他已在尸体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北里柴三郎的助手仍拒绝承认这是鼠疫,而且认定鼠疫不可能通过空气传播。这不是伍连德第一次遭遇否定。在哈尔滨期间,伍连德一再受到其他医生的挑战。在查看患者症状后,伍连德高度怀疑病菌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却被俄国防疫医院主管医师哈金夫嘲笑,这位医生甚至不戴口罩,便进入病房检查病人。法国医生梅斯耐向当局申请防疫主任的职位,被派往疫区后,却轻视与他共事的伍连德对疫情的见解。不久后,梅斯耐因为不戴口罩进病房而患鼠疫去世。(写到这里,不免想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众多发达国家人士竟然集体抵制口罩……历史惊人地相似,人类的愚蠢何曾减少?)
由于防疫有方,1911年4月,鼠疫流行了6个月后逐渐平稳,死亡总人数不下6万。当局决定在奉天(如今的沈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分享经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分离出肺鼠疫杆菌,这也是第一次中国在现代医学界有机会输出经验。
在抗疫活动中居功至伟的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北里柴三郎担任副主席。英、美、俄、日等11个国家的34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为期26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肯定了伍连德对肺鼠疫的判断,并共同总结了东北鼠疫的传播途径、治疗方法、防疫措施等内容,确定了鼠疫的传播路径,不仅老鼠,如旱獭等啮齿动物也能成为跳蚤的宿主。
大会之后,伍连德仍留在中国从事抗疫工作,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回到马来西亚。他担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控制住鼠疫在东北的第二次大流行;陆续帮助中国建立了北京中央医院、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自此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医院和医学院;与颜福庆等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创办《中华医学杂志》,该杂志至今仍在出版;因为不满《世界医学史》中关于中国的记载不足一页且有错误,他耗时十余年编撰《中国医史》;在他的周旋下,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在上海建立,我们终于将海港检疫权拿回自己手中。
对于伍连德的贡献,梁启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伍连德也因为在对抗鼠疫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而获得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是华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