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建成一汽
汽车厂的技术设计完成后，下一步就需要订购设备。根据协议，一汽的设备基本都由苏联政府代为订购，苏联自己能生产的都在苏联订货；苏联自己暂时不能生产的，则由苏联向世界各国订购。虽然由苏方代为订货，但每一项订货内容中方都必须派人参与。中央财经委迅速决定，派遣由孟少农、李刚、陈祖涛、潘承烈组成的订货代表小组去莫斯科办理设计联络、设备分交、聘请专家、派遣实习生等具体事宜。
技术设计完成后便需要根据技术要求设计施工图。汽车厂的施工图设计是非常复杂的，它要按照技术设计的要求，把每个车间，包括车间里的每台设备以及所有的工模夹具，包括厂房结构、供电、供水等都进行精确地定位。偌大一个汽车制造厂，包括几百个车间厂房、数百万台设备和工模夹具，要将这些精准地在图样上定位，工作量极其巨大。由于施工图设计的工作量太大，所以苏联政府决定由斯大林汽车厂负责全面包建一汽，包括提供产品设计、组织工艺和施工设计。苏方以斯大林汽车厂为主，联合26个苏联设计单位，共600多位设计人员，完成了一汽的全部工艺和施工设计，并向中方提供了产品的全部设计图样和技术资料。
斯大林汽车厂专门成立了由总工艺师茨维特科夫负责的“A3-1”（即中国一汽）设计组和“援建中国‘一汽’办公室”。全厂每个车间的技术科长都作为设计组的成员参与进来。在斯大林汽车厂的努力下，1953年4月6日，苏联设计的第一批建筑施工图样送达长春；6月23日，苏联贸易部通知中方，已经批准由苏方供应一汽生产所需的全部工具、夹具、辅具的图样，并由苏方负责其中较为复杂的工具的制造。
按照规范，设计单位完成设计后，需要由委托设计单位对设计结果进行审查，但当时中方基本不具备对设计结果进行审查的技术能力，而且这种审查在中苏两国来回倒腾，费时费力。考虑到现实情况，1954年2月，一机部授权郭力在莫斯科批准苏方对一汽的技术设计。
一汽开始设计后，各项建设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座现代化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工程涉及工业建设安装等很多方面，中方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将一汽的建成时间定为4年，即1953年1月开工至1957年3月正式投入生产。但苏联方面对此却不认可。苏方表示：斯大林同志对援建中国汽车厂非常关注，重大事情都亲自过问，并且希望尽快建成，所以苏方安排的建成时间是3年，希望中方在建成时间上能和苏联协调一致，并提交了3年建成的进度表。时任一机部部长的黄敬和副部长段君毅认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经过慎重考虑，他们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按我部现有力量，4年完成犹有困难，3年完成更无把握……将会带来进口设备积压和专家延聘等一系列问题。
一机部的报告被提交到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他们认为，提前一年建成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可以动员全国支持一汽建设，而一汽提前一年建成，对中国经济将有很大的好处，对全国人民也会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会议决定，举全国之力，用三年时间建成一汽。1953年6月9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
5月27日关于长春汽车厂的报告阅悉。
一、争取缩短长春汽车厂的建设时间，不仅对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有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机械工业部也可以在长春汽车厂建设中积累经验，培养和壮大自己的建设力量，并为以后的其他重要建设工程创造有利条件。现苏联汽车设计院经过计算后正式建议我们在3年内完成该厂的建设，并具体排列了设计和设备交付的时间及工程进度。中央认为，应该完全赞成苏方关于三年建成汽车厂的建议。
二、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和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厂，在施工力量的自组织、施工的技术、国内设备的供应和生产的准备等方面，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3年内建成。
三、目前需要的技术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中央组织部应迅速尽量予以调配；将来该厂需要在国内制造的设备，各企业应尽量优先予以制造，并切实保证质量；在材料和物资供应上，国家物资分配应优先予以调拨，交通部门应保证及时运输。
四、东北局和长春市委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应该经常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加强该厂的政治工作……建立责任制技术上的检查和监督制度，届时保证工程质量，按时完成工程计划。
五、为了加强对长春汽车厂建设的具体领导，第一机械工业部应由黄敬同志直接管理该厂的建设，并应配备几名专职干部协同黄敬同志进行此项工作。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每月应将长春汽车厂的建设情况向中央做一报告，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
中共中央
1953年6月9日
（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 1950—1986》，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党中央为一个企业建设发出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说明一汽建设对全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根据中央的这个文件，一机部立刻开始按照苏联的进度表调整建设安排，并报党中央批准。于是，在1953年国内恢复经济、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中，又多了一项支援一汽建设的热潮。“三年建成一汽”成为当时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之一。
1953年6月，毛泽东为一汽奠基题词。7月15日，长春天晴气朗，一汽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一汽一号门前的广场上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乐曲，两辆大型起重机将两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李岚清、王恩魁、李柏林、周同义、贾志学等六名青年共产党员将刻有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字样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的基座上。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一机部部长黄敬、一汽厂长饶斌挥锹铲土，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场规模空前的建设工程开始了。
一汽整个的建设工程共有106个项目，要在三年时间内完成困难非常大。中央关于三年建成一汽的指示促成了全国各行各业支援一汽的局面，大大加快了一汽的建设进度。到1956年，一汽共完成建筑面积702480平方米、安装设备7552台、铺设管道86290米、制造工艺装备2万多套。
一汽的设备总数达到8000多台，占总量38.4%的大型复杂设备都购自苏联和其他国家，成套设备的80%都由苏联提供。承担一汽设备制造的苏联企业有200多家，其中包括苏联所有著名的机械设备制造厂，其中螺旋伞齿轮切齿机、曲轴连杆轴径切割机、缸体多头铣床、缸体轴孔镗床、锻造机械压力机等高精尖设备在苏联的一些机床厂也是第一次设计和试制。斯大林汽车厂试制了两台3500吨大梁压床，一台自用，一台就提供给一汽。这个庞然大物重660吨，十几米高，为了将它从苏联运到中国，苏联专门制造了16轴、载重185吨的凹形列车。所有这些机床设备在苏联试制完成后，还要再进行严格的试用检测，完全合格后才运往中国。有些设备苏联自己也不能生产，于是便由苏方进口再转往中国，如英国造的可锻铸铁矫正油压机、东德的pele压床、捷克的vr-2攻丝机等。根据生产需要，在22524种非标准工具中，苏联供应的就有11941种。
成千上万台套设备集中堆放在一起，要把它们准确地安装到车间去，同时还要将与之相关的工、卡、模具等准确地定位到每一个车间中、每一台设备上；另外，生产所需的水、电、汽、油、路都要配套到每一个工位。这些问题纷繁复杂，如同把几百上千个蚕茧放到一个槽子里同时抽丝，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下游的施工、安装、调试、生产便都无法进行。中国是第一次自己建汽车厂，没有经验，于是一汽人采用最简单也是最直观的办法，他们在苏联专家组组长西加乔夫的协助下制造出整个工厂的模型，然后将设备在每个车间模型上反复摆放编号，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号表”“二号表”制度，即各个车间根据填写“一号表”“二号表”的内容到仓库里领出自己的设备，以及相关的工、卡、模具，然后进行安装调试。整个生产准备工作因而做到了忙而不乱、有条不紊。“一号表”“二号表”制度的实行有效地控制了生产准备情况，保证了生产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尽管建设者有着很高的政治热情，但一汽建设实际上是处在一边施工、一边集结建设力量的过程中，机构、制度尚不健全，建设者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热情高、干劲大，但缺乏技术知识，不少管理者也从未有过这种大型工业建设的组织指挥经验，因而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首先是基建工地。为了求快，施工人员在浇筑厂房基座时，对混凝土的配比、钢筋在混凝土中的摆放和捆扎等都未能按照要求来，现场的技术人员也不监督质量。苏联专家后来在质量检查时发现了大量问题。例如，在一个车间的20根承重的梁柱中，就有6根、共14处露出了钢筋，浇筑完的表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坑窝。热电站厂房承重需要40根梁柱，浇筑完成后才发现，水泥与砂石骨料根本没有搅拌，水泥在上面、沙石在下面，几十根梁柱因此全部报废。苏联专家发现问题后向他们指出问题，但反而被施工人员认为是大惊小怪、多此一举，更有甚者竟用沥青涂盖表面，意图蒙混过关。施工人员对此的解释是“为了赶进度”。饶斌对发现的问题很震惊，他痛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为“犯罪”，当场要求将已浇筑的不合格基柱全部推倒重来。
大型现代化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极其复杂，从基础开挖到土建，到电气管道铺设，到设备进场安装、调试、生产，头绪众多，因而需要组织者具有大工业建设的知识，以及科学的管理与协调交叉的智慧。如同一支庞大的乐队，只有通过乐队指挥，众多的乐器才能演奏出华美的乐章，反之则难以设想。在这方面，一汽建设也付出了代价。例如在苏联专家制订的一汽建设进度安排表上，1954年二季度应开始机械安装工程。但所有的机械设备全部由苏联订购，由于多种原因，很多订购的设备并没能按时到货，但中方负责安装的单位在没有了解机械设备到货与否的情况下，便根据原定的时间集结机械安装队伍进场；而机械安装队伍进场后才发现土建任务尚未完成，订购的机械设备也还未到货，由此导致数千名机械安装人员无事可做，也使本来就紧张的住宿和生活后勤保障又多了新的困难。
有的部门对自己部门的工作内容不了解，领导也是“拍脑袋决定”，结果出现了很多不应有的错误。如热电站计划购买7000吨石灰，结果事后才发现只需要19.5吨；后勤供应部门制订计划要购买120吨工业用盐，使用时才发现只需要25吨；1953年购进的2600吨工业用煤一直堆放在露天场地上日晒雨淋，直到1955年也没有动用；一些职能处室向总厂提出需要购买大量的仪器设备，结果多达490台套的设备是属于闲置无用的；更有粗心大意的“笑话”，一个部门提出要买76吨耐火黏土材料，但采购部门却将76看成760，足足多采购了684吨；油漆车间需要油漆喷枪，采购人员竟将儿童玩具手枪购回；仓库管理人员不懂得设备进库分类，来了货就入库，在需要出库时而却因货物太多而不知道具体存放位置。
由于不懂技术、不照章办事，所以建设工程中事故不断。1954年1—10月，全厂发生工伤事故152次。一个320人的运输装卸大队，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工业装卸运输的常识，在装卸运输中事故不断，仅在1955年1—7月的半年时间中，就造成人身伤亡事故104次、轻伤118人、重伤3人，占到全队的1/3，很多机械设备也受到损伤。
1956年1～3季度，全厂发生人身伤害事故43起、死亡1人、重伤34人；设备事故114起，其中大型事故8起，中型事故106起，共计停工3229台时。生产出的汽车质量不稳定，第三季度的新车大修率高达30%，零件废品率也很高：10月份发动机车间活塞环的废品率高达46%，底盘车间的轴承套废品率竟达71%。开工仅数月，全厂停机3小时以上的事故多达563台次，其中错误操作259台次，对设备维护保养不良造成事故171台次。
大量的问题说明，提高人员的技术和文化素质、掌握科学管理和生产技术已是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
一汽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企业，除了苏联专家和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外，绝大多数的干部工人都没有大型工业企业建设的经验和知识。当时刚刚解放不久，国家底子薄，技术人才极为缺乏，相当多的干部和工人无论是在管理上还是施工上，既不懂技术，又不具备常识，也不遵循规律的现象大量存在。如果不在短期内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一汽的建设就将成问题；而建设好后能否正常运转和生产合格的汽车也成问题。严酷的事实说明，建设和管理现代化的大型汽车制造厂需要严格的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方法，需要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机械工业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化学习，掌握科学技术，建立一套科学且完整的现代管理制度。
饶斌是学医的，他明白，要当好医生，一定要掌握基本的医疗理论，要建设现代化的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就一定要懂得现代化大型企业的管理和基本的机械工业和汽车常识。“白帽子”（不懂技术）生产不出汽车，即使生产出来了，也不可能是质量好的汽车。饶斌号召全厂干部工人大力学习技术，坚决摘掉“白帽子”，建立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他严肃地提出，要想在一汽工作下去，就要认真学习、提高素质、掌握技术，坚决摘掉“白帽子”。
1954年3月起，一汽全厂掀起学习高潮。厂里明文规定，在6个月内，工人要完成业余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规划，厂级、处级和部分科级干部要组织学习《汽车构造》《金属材料》《汽车制造工业》《技术设计》《生产组织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学习完后还要接受考试，不合格的要“返工”。对文化水平低的人，除了学习技术外，还要补习文化。所有的干部早上6点钟起床、7点钟上课，9点钟下课后开始上班；晚上7点钟后开始上课、9点钟下课，然后才能下班回家。每个星期天全体学员上半天课。厂门口张贴着巨幅的宣传画，画中的人面向每一位来上班的人发问道：“你今天学习了吗？”。“学习、学习、再学习”“用知识武装起来才有力量”等标语到处可见。不仅如此，连节日的灯谜内容都是与汽车技术有关的问题。
一汽举办了各种层次的业余文化学校、中等技术夜校、夜大；国家机械部与教育部还在长春创办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由饶斌担任院长；建工部也将一汽作为干部和人才的培训基地，建工部副部长周荣鑫带领一百多名干部来到长春蹲点，学习建筑结构装配技术和现场施工的组织管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纷纷组织教师到一汽工地讲课，学生则到一汽工地实习。在一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类学习班、培训班、讲习班等，干部工人上班、上工时，几乎人人手里都提着个书包。仅1954年一年，一汽举办全厂性的汽车专业班、企业管理班、生产管理讲习班、干部业务学习班、工具机修专业班、汽车产品图样班、统计人员专业班等共51个，培训学员2059人。培训班的要求是：对照要求、联系实际、干啥学啥、学啥用啥。
除了自己组织学习外，苏联专家也出面帮助制订了一套正规的业余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规划。几十名苏联专家根据自己所长，对中国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进行各种短期培训。3年建厂期间，苏联专家共举办各种培训班讲座1800多次，为一汽培养了240多名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
除了组织大家学习外，饶斌自己也虚心地当小学生。饶斌不是学工科的，对于现代汽车制造是门外汉，为了能够适应形势的需要，除了参加厂级干部学习班外，他还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做他的老师，除了在课堂里学，他更多的是到建设工地和生产车间中现场学。为了解决厂房水泥浇筑的质量问题，他硬是到现场和工人一起推着小车运水泥和砂石料，拿着铁锨和工人一起搅拌水泥，直到了解到水泥要搅拌到什么样才能浇筑、浇筑多长时间才能凝固、凝固后需要养护多长时间才能使用。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时，他每天早上和工人一起上班，一个工位、一个工位地学习。如果一个工位的任务、职能和质量要求没有搞清楚，他就不离开，直到搞清楚为止。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实践，饶斌迅速适应了角色转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位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强化学习有效地提高了全厂干部工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为一汽的建设、投产奠定了基础。
除了一汽自己的努力外，苏联政府和苏联专家在三年建成一汽的行动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苏方先后向一汽派遣了180多名教育、设计、机械、土建、冶金、动力、工艺、工具技术检验、设备维修、生产组织等各方面的专家。苏联首席专家西格乔夫、总训练专家布列托夫统筹全局，亲自参与建设的每一个步骤，带领所有的苏联专家在现场手把手地教中方人员，传授技术和管理经验，指导施工、安装和生产准备。生产调试阶段是工厂建设的关键阶段，需要经验丰富的车间和岗位技术骨干在现场调试设备。针对中国技术骨干缺乏的现实，苏方将50名斯大林汽车厂生产岗位上的生产调整工程师、调整工长等技术骨干全部派往一汽，进行现场调试、现场指导。这些苏联专家除了直接参与建设、培训外，还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向中方提出建议。从1953年7月到1956年12月，苏联专家就基建、安装、生产、质量、安全和节约等方面提出书面和口头建议19903条，这些建议对于保证建设进度与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代化的汽车厂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将整个工厂建设好、管理好，使之能够正常运转只算完成了一部分，只有厂房设备远远不够，还需要大量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些设备的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落后，能够掌握现代化生产设备的技术工人极为稀少，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汽车厂除了技术工人外，还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从车间、工段、技术、生产方面，再到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等，以管理整个企业并使之正常运转。但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这类的专门人才极为稀缺。
在帮助中国建设汽车厂时，苏联是真诚的。一汽还在技术设计的时候，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就开始考虑培训中方专业技术人员的问题。“斯大林汽车厂”援建中国一汽负责人、厂长克雷罗夫及具体负责的副总工程师博依科向中方提出：“你们第一次建设这么大的现代化工厂，为了保证投产后的生产和管理，现在就要考虑派实习生来我们这里跟班实习，否则掌握不了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和各项管理。”
经过仔细计算，苏方提出了一个从生产车间到管理部门所需的人员清单，包括厂长、所有职能部门的处长、车间主任、工段长，以及普通的调整工，共500多人的实习生队伍。
那时的中国还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拼杀，国内经济建设尚未全面恢复，经济上非常紧张，但国家仍给这500多名实习生提供了高规格的生活条件—每人每月生活费700卢布，这一水平远远高于国内的生活水准（按苏联当时的生活水平，400卢布就很好了），而且每人都配备了皮大衣、呢大衣、毛料大衣、毛料西服等。作为联络员和厂长助理，陈祖涛负责与苏方协调办理500名实习人员的具体手续。一汽从厂长、副厂长到处长、车间主任、工段长、技术工人等共500人的实习队伍先后来到了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
厂长饶斌是1954年初冬来到莫斯科实习的。苏方对饶斌的实习很重视，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罗夫亲自圈定了他要实习的部门，全厂每个处室和生产岗位都包含了，他们就是让饶斌把汽车生产的全过程都熟悉一遍。
饶斌极为勤奋好学，在莫斯科实习期间，除了吃饭睡觉，他天天一个一个车间、一个一个生产工位仔细地看，边看、边问、边记，如果有一点没有看清楚，他就守在工位旁边不走，直到弄明白为止。短暂的实习为饶斌了解汽车生产和管理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除了安排进车间跟着工程师和老工人学习外，苏方还根据专业安排了专家一对一的讲课。讲课的时间为：工人300小时、管理干部400小时、技术人员500小时。为了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实习时间，一汽要求所有的实习生和他们的老师们共同生活和工作，把学习的技术知识和生产操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动手能力。经过短时间的强化学习，一汽人的综合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各项规章制度也得以逐步出台和完善，投产条件基本具备。
为了使实习生的生活丰富多彩，“斯大林汽车厂”的共青团组织也配合实习安排，经常组织中国学员一起联欢，带他们参加植树、到高尔基公园游园、去艺术画廊欣赏名画、去他们的乡间别墅做客、去美丽的郊外树林里野餐、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著名舞蹈家乌兰洛娃表演的芭蕾舞《天鹅湖》、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游行等。这些活动既活跃了中国实习生的业余生活，又增进了对苏联社会的了解，加深了中苏人民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