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

1972年12月30日，具有浓厚军管意识的“二汽建设总指挥部”被撤销，军代表全部撤出二汽，湖北省委任命饶斌为二汽革委会主任和党委第一书记。经过数年坎坷磨难，饶斌终于重新回到二汽主要领导岗位。

“设计革命”“出政治车”“干打垒”给二汽造成的损害太大太深，尽管二汽想方设法弥补，但实在是问题成堆，有很多已经伤筋动骨，靠二汽自身已经难以扭转。二汽的问题再次惊动中央，1973年4月13日，李先念指派副总理余秋里召集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赵修、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研究解决二汽的问题。会上，余秋里问：“二汽施工质量到底差到什么程度？有多少厂房车间已建设好，但因设计不合理需要返工？有多少机器设备需要重新安装？”

袁宝华说：“二汽是我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它关系到军队的装备、备战，是有重大意义的三线项目，在一定意义上比钢铁还重要。要好好调查了解，看有哪些厂房、车间、工段、生产线施工有问题，要从设计、施工、安装及厂房布置方面一条一条地摸，该调整的调整，该返工的返工，要一条条生产线、一个个厂房、一个个车间地落实。厂房怎么能搞‘干打垒’？投资问题，多两千万、少两千万你们不用管，这是个战略性项目，现在是迫不及待。”

根据会议精神，湖北省委、武汉军区立即召开“二汽建设座谈会”，省委全体常委、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饶斌及二汽全体党委常委参加。由于问题太多，座谈会从4月26日一直开到5月7日，开了整整两个星期。饶斌在会上详细汇报了二汽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5月18日，湖北省委决定加强二汽现场领导力度，成立以饶斌为组长的“现场领导小组”。

李先念副总理看了湖北省委《关于召开二汽建设座谈会的报告》后批示：

秋里、宝华并一机部，二汽是个大厂，是军工、民用急需的工厂，省委已在抓，我们就应当大抓，而且要抓好。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李先念认为，二汽存在的许多问题光靠湖北省抓是无法解决的，还需要国家有关单位出面才能解决问题。他指派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来二汽调查。调查发现，“设计革命”带来的恶果是惊人的：

一、干打垒墙体倾斜开裂

二汽所有的冷加工厂房都是干打垒墙体，刚刚建成不久，还未安装设备，但墙体已经开裂，还有个别墙体倾斜。车轮厂的干打垒墙体的裂缝甚至可以放进一块砖头。总装厂调整车间墙体外斜2厘米，发动机三泵车间墙体外斜5厘米。由于墙体倾斜，发动机试验站不符合生产要求。发动机总装车间的墙体到处是裂缝，根本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干打垒”宿舍质量很差，有的无法使用。车轮厂、动力厂、钢板弹簧厂的“干打垒”宿舍有倒塌的危险。

二、屋面瓦质量差，漏雨渗水严重

总装厂主厂房有30000多块瓦，43%漏雨，漏水导致配电箱停电，生产停顿。发动机厂的热处理车间共有18000块瓦，只有16片不渗水。雨水进入车间导致机床生锈，机油失效。最近一次大雨，发动机液压机仓里100多吨机油因进水而全部报废。瓦面易损坏，总装厂建好不到2年，厂房瓦面已经更换过两次，更新50%以上。

三、盲目推广轻钢屋架后果严重

因“二汽建厂总指挥部”某些领导强行推广，20个专业厂、70多个车间和仓库共采用25万平方米的轻钢屋架，总装厂、总装车间、发动机厂曲轴、连杆、分动箱、变速器等需要承重的车间也全部安装了这种轻钢屋架，结果车间悬链安装上去还未负载，屋架就已下降2厘米，已达到弹性变形极限。有个车间仅吊挂一台发动机，屋架就变形了。总装车间无法安装悬链系统。全二汽几乎所有的轻钢屋架全部都存在安装质量问题。经检验后，工程局一位领导说：“二汽的轻钢屋架，按国家的规范要求，一项也交验不上。”

四、地坪开裂沉陷

经检查，62个车间，40个的地坪下沉。车轮厂备料车间是放钢材的，地坪每平方米应承受10吨压力，按规定水泥地坪厚度应为25厘米，但经检测，地坪最厚处仅9厘米，最薄处仅5厘米，根本无法使用。车身长毛坯车间打包坑严重渗水，里面竟然还有青蛙。由于水泥地坪下陷，在地盘零件厂已安装的180多台设备中，有78台变形了。

五、厂区排洪问题大

因为大量改变防洪排水设计，车间又多摆放在沟谷内，所以极易遭受洪水袭击。今年（1973年）5月，一次仅为74毫米的降雨，就造成54个车间进水。发动机厂估计，如果下100毫米的雨，仅厂区排洪量就有4万立方米。全厂的排洪缺乏总体设计，花果水厂的排洪沟竟然直对热处理车间。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问题的严重性触目惊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决定亲自出面和有关部委领导一起听取二汽的汇报。

1973年7月19日下午2点，国务院会议室。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国家建委副主任朴斋和施工局局长李京昭、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一机部部长李水清、副部长周子健、徐斌州、汽车局长阎济民、邮电部副部长钟夫翔、四机部副部长齐一丁、国务院值班室主任王书明，以及湖北省有关领导齐聚一堂，听取饶斌的汇报。其间，李先念副总理不断插话发问，摘要如下：

饶斌汇报到二汽有25个专业厂、195个车间。李先念插话：“这么大的厂，是个汽车城啊，厂内怎么联系啊？”

李水清：“电话还打不通呢，电话是新产品，不好用，要退，人家不干；要用，用不成。”

李先念：“是钟夫翔那里搞的吧，请钟夫翔和四机部部长来。”

邮电部长副部长钟夫翔和四机部副部长齐一丁进来。

李先念：“二汽的电话不好用，打张三通到李四那里去了，这怎么行呢？”

钟夫翔：“电话是编码式的，是新产品，还没过关。”

李先念：“没过关，为什么给人家用？”

钟夫翔：“他们拿的是实验品，很多产品没过关。”

李先念：“试验可以，但别害人呀，你们两家（邮电部、四机部）给解决。”

钟夫翔：“改纵横式的，明后两年可以解决，1974年换1000门，1975年换1000门。”

饶斌汇报到因“设计革命”造成厂房车间渗漏时，李先念问：“怎么办呢？基础怎么样？”

李水清说，首先要解决冬季保温问题。袁宝华说，夏季总装厂内比外面温度还要高。

李先念：“什么道理？”

袁宝华说：“厂房太低，‘设计革命’中，把天窗也去掉了。”

李先念：“什么人的主张？为什么要这样？”

饶斌说：“有人强调，降低厂房高度可以节约。”

李先念：“不建这个厂不是更‘节约’吗？”

当饶斌汇报到“干打垒”问题时，李先念说：“不行就打掉它嘛。”

袁宝华说，秋里同志讲，大庆搞“干打垒只是民用建筑，他们的工业建筑是用钢筋混凝土的，搞得结结实实。”

饶斌汇报到厂区防洪问题，李先念说：“下70毫米就淹了，你们那里是暴雨中心，一昼夜下300毫米也正常，有时一次暴雨下1000毫米。”

饶斌汇报厂区有十几个水库要加固，李先念说：“哪一年才能加固？老天爷不等你怎么办？”“二汽下70毫米雨就把机器淹了，在那里，这等于老天爷撒泡尿，下1000毫米不就把厂房泡了吗？”

饶斌汇报到产品质量时，周子健说，产品试验不够。李先念问：“有没有试验机构？”得知试验机构在“设计革命”中被砍掉了，袁宝华说，试验工作必须加强，没有这一条不行。

李先念说：“这么大个厂，应该有科研机构。”

当汇报到二汽生活困难时，李先念说：“职工没有菜吃，要打负责人的屁股。”

汇报到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李先念说：“我看主要是质量问题，百年大计，现在出车推迟一年都不行，个别厂房要推倒重来。”

饶斌、袁宝华、周子健、朴斋都说，二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自己有责任，当时没能顶住“压力”。

李先念：“要向前看，要总结经验教训……中央、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对二汽寄予莫大希望。越南同志要汽车，我对他们说，二汽投产了就好了。去年我对他们吹牛，说二汽明年可以投产，现在我向他们讲，二汽今年投产不行了……我担心的是基础，我在湖北工作过，对大巴山地区的暴雨是了解的，那个地方下雨不是一点点下，真是倾盆大雨。水库不行的赶快加固，加到确实可靠后再蓄水，多花几个钱可以，不然要吃大亏。该节约的节约，不该节约的硬要节约就是浪费，就要走向事物的反面，就要淹机器，这不是惩罚吗？”

当李先念得知二汽原来设计要花9亿元，“设计革命”节约了一点，现在反而要花13.2亿元后说：“现在走了弯路，厂房是要百年大计的，13亿元能办下来就是件便宜事，再不要走弯路了，不然就比猪还蠢。毛主席讲：人蠢起来比猪还蠢，碰了一次钉子还要碰……同意你们提的建成投产时间，实在不行也不勉强，尽你们几万人最大的努力去干，不要追究哪个的责任了。”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为贯彻李先念的指示，7月28日，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召集湖北省以及与二汽建设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共60余人在北京开会，余秋里、谢北一、都在会上讲了话。余秋里强调说：“二汽建设现场要实行一元化领导，饶斌在那里负责，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使用单位，统统由他负责、接受他的领导，要定这个原则。在二汽那个地方，统统归现场党委一元化领导，班长就是第一书记饶斌，统统听饶斌的。”

8月3日上午，余秋里再次在国家计委召集袁宝华、谢北一、李水清、周子健、赵修、饶斌、白洛、陈祖涛研究二汽现场领导问题。当天下午，李先念再次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听完汇报后，李先念讲话：

这次会议是逐步扩大的，开始是想找饶斌同志谈一谈，因为听说有问题，现场单位很多，有一个一元化领导问题，因此会就开大了。二汽建设，三支两军人员是起了作用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要闹好久啊。他们心是好的，但受到瞎指挥影响，效果不一定那么好。劲可鼓不可泄。二汽实际上是军工厂，部队的情况，你们也能想象到，炮一年出好多，一门炮几吨重，现在是一车几炮，一车一炮做不到……什么时候投产要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什么时候能行，就什么时候投产。该中央各部干的事，都要想办法完成。

（张矛著，《饶斌传记》，华文出版社，2003年）

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前后接近一个月，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两次听汇报，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以及相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也直接参与解决问题，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二汽建设的高度关注，也说明二汽在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次会议明确了饶斌为二汽建设现场的主要负责人，解决了“设计革命”“干打垒”“出政治车”等“极左”行为带来的严重问题，也解决了建设所需的资金、物资问题，再次体现了二汽“领导重视”“举国之力”的特点，这是二汽建厂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带有转折性质的会议，为二汽的健康发展开创了道路。

就在中央召开二汽建设座谈会同时，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1973年3月，二汽自身也开始了对二汽设计规划的重新审定和扩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