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章（一）：顺天而行，以道为本
道者，人之所蹈①，使②万物不知其所由③。德者，人之所得④，使万物各得其所欲⑤。
①蹈：遵循、履行。
②使：支配。
③由：缘由。
④得：得到。
⑤欲：有求之谓欲，人的欲望。
所谓道，是指人应遵循的自然法则，它支配着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而天地万物却不知其中的缘由。所谓德，是指人顺应自然的安排而各有所得，它支配万物，使万物的欲望得到满足。
世间万物的运转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昼夜交替、四季分明等就是自然界最寻常的规律。人类社会也有着相似的规律，这些规律在黄石公看来就是天道。中国古人对天道的尊崇由来已久，于是顺天而行就被视为兴盛的起源。“道”“德”二者在道家学说中通常并用。所谓“德”，是满足百姓的生存需要，使百姓各得其所，生活安乐。而“道”则一般被认为是天地先于人的存在而已经出现的自然、宇宙法则，此二者缺一不可。
纵观历史，凡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取得成功的人都遵循了“道”“德”的要求，顺应了自然规律，满足了百姓的需要，从而才开创了兴盛的局面。
陆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陆贾是西汉初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他跟随刘邦平定了天下，对当时统治政策的确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汉高祖采取了正确的统治措施，避免了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陆贾原为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以出色的口才而闻名。他生逢秦末乱世，一心要寻找一位明主。当时，起兵反秦的诸侯不少，其中还有许多六国贵族，陆贾身为楚人却投奔了汉王刘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刘邦虽然出身寒微，但对下属的合理意见却能够积极采纳，是一个值得辅佐的人物。在跟随刘邦之后，陆贾充分发挥了他伶牙俐齿的优势，为刘邦说服各路诸侯立下了不少功劳。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有口才，善辩论，为汉高祖时期重臣。
汉朝建立以后，作为刘邦的近臣，陆贾不改儒生本色，经常劝刘邦注意以诗书教化百姓。不过，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刘邦是乡野出身，一度被后世称为“流氓”，他对儒家文绉绉的东西可是没有什么概念，在他看来，陆贾唠叨的儒家那套软绵绵的治国思想，实在不符合自己金戈铁马夺天下的风格。于是，陆贾和刘邦之间便有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对话。
有一天，刘邦厌烦了陆贾的唠叨，斥责陆贾说：“我是在马上得天下的，要这些诗书做什么！”刘邦的意思很明白：儒家提倡用德行治国，可是最后秦国却以武力统一了六国，现在的皇帝我也是骑马征战疆场才把天下打下来的，你们儒生唠叨的那些书本哪里派上过用场！
陆贾不愧是雄辩高手，他一语惊人：“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就能在马上治天下了吗？”刘邦用武力夺取天下不假，但是陆贾也有着无可辩驳的证据可以说明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商汤、周武虽然都是起兵“犯上”，但是他们建立的王朝却延续了几百年，就是因为他们广行仁、义、礼、乐这些教化手段，用道德治国。吴王夫差和秦始皇建立的王朝虽然也曾经盛极一时，可是都没过多少年就灭亡了，就是因为他们多行不义。
他拿最切近的例子告诉刘邦，秦始皇治国不用“德”，所以才有汉家的天下。如果当时秦始皇懂得以德治国，不穷兵黩武，那么现在仍然是强盛的大秦王朝，就连陛下您也只是他治下的一个顺民而已，哪里能够得到如今的天下！
刘邦闻言终于清醒过来，明白了上阵厮杀要用武将，治国还是听从读书人的建议比较好。于是他让陆贾为他讲述了治国的方法。
陆贾为刘邦搜集了许多前朝治国的成败案例，供他施政参考，还写了十几篇政治论文为刘邦诵读。这些论文得到了刘邦的连连称赞，后来被集合在一起编为《新语》一书。
《新语》的开篇就是《道基》，把“道”作为论述的根本。陆贾认为：“道”是万物运行的根本，只有奉行“道”的纲纪原则，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其具体做法就是自然无为，即政府少干预民间事务。陆贾认为，只要顺应自然法则行事，适时、适度而为，那么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好，尽管这样看上去是“无为”，像什么都没做过一样。这种顺应规律的做法被汉初几代皇帝接受，他们凭借此法统治了汉朝最初的百年。
人们都知道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却不知道在贾谊之前，陆贾就已经对过往的盛世危机进行了阐述。“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虽然齐国武力强盛，但齐桓公却是因为崇尚德治才成为了春秋霸主，秦二世继承了天下却只会用刑罚来治理国家，因而很快就亡国了。所以说用暴虐的行为对待百姓则会使民怨沸腾，用“德”来治国才能使国家兴盛。虽然汉初有不少名臣对秦亡带来的历史教训进行了研究，但是滥觞者绝对是陆贾。
陆贾的思想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一代强汉就此兴起。尽管汉初统治者沿用了秦朝的典章制度，但在陆贾等人的德治思想下，统治者一反秦朝法治的严苛，用柔和的仁德思想去安抚民众，减少赋税和徭役，简化严刑峻法，鼓励民间休养生息。于是，人民在经历了大乱之后，终于迎来了比较理想的社会环境。
陆贾用道和德来说服汉高祖，使他采用了文武并用、儒法相成的统治模式，此举不仅对汉朝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其后的王朝提供了借鉴。
汉文帝休养生息不扰民
汉朝初年，经过了秦末之乱、楚汉相争、匈奴入侵之后，民生凋敝，社会环境不容乐观。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大汉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丞相出门都是乘坐牛车。物资之缺乏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汉朝初年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信奉“无为”的黄老之说。其中，在施恩于民方面最令后人称赞的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被后世称为有德之君，他在位23年，简朴守业，让百姓按照自然的规律休养生息，不用苛政欺压他们，使汉朝逐渐强盛起来。西汉贾谊曾经描述过汉文帝即位时国家的情况：“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朝建立已经将近40年了，朝廷和民间都还是一穷二白的清苦模样，一旦遇到灾年更是民不聊生。汉文帝一即位就采取了重视农耕的政策，他还亲自示范耕地，为天下人作出表率。古代帝王能这样做是非常难得的。
汉文帝刘恒（前202—前157），汉高祖的儿子，母亲是薄姬。公元前180年即位。他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与其子景帝的两代统治被称为“文景之治”。
为了使百姓能够有足够的资本和人力进行劳动，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汉文帝就着手减轻赋税。他把农民的田租从高祖刘邦在位时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减少了一半。文帝十二年（前168），田租再次赐免一半，第二年干脆全部免去。他还把人头税（算赋）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改为四十钱，徭役从每年一个月改为每三年一个月。百姓们要交的赋税少了，能够用于劳动的时间却增加了，这些措施对于民间恢复生产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文帝为了使民间尽快恢复生气，不仅奖励耕织、轻徭薄赋，还数次下诏书鼓励民众种植树木。从先秦时期开始，统治者就知道，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重视繁衍人口。为了保护百姓的生活，汉文帝曾经在前173年下诏，令各地不得擅自征捕。为了防止大灾之年出现百姓生活困苦的情况，汉文帝在地方上遇到旱灾或虫灾的时候，常施恩于民，免除地方诸侯进贡，避免对百姓造成伤害。在历代皇帝当中，愿意作出护民姿态的人不少，不过肯把自己的皇家苑囿让出来的人却少得很，汉文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经常下令开放皇家的狩猎苑囿，让附近的百姓可以进去打柴、捕猎。此后，汉文帝又陆续施行了其他一些有益于民众的政策，百姓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汉文帝的政策满足了人们安稳生活的愿望，但是他自己在生活享受方面却非常克制。说起历代皇帝中的“小气”者，汉文帝一定可以排入前三。他平时吃饭穿衣都不讲究，衣服的料子很差，还要求宠妃不要穿拖地长裙，为的是节省布料。宫中的帐幔等制品一律用最简单的样式，不能有花纹锦绣。曾经有一次，一位大臣建议汉文帝建造一座露台，汉文帝本来已经心动，可是叫来工匠进行成本核算后，听说要用百两黄金，他长叹一声：“百两黄金可是十户小康之家的财产总和啊，我怎么能这样浪费钱财。这个露台朕不要了。”
古代的人们非常重视丧葬，都把它作为人生最后的典礼来对待，有的时候办丧事甚至会让一个普通家庭倾家荡产。而皇帝驾崩，更是要用严肃隆重的仪式厚葬，要建造规模宏大的陵寝，要随葬珠宝重器，全国百姓都要为皇帝穿孝服以寄哀思，以致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正常生产、生活。汉文帝却在这方面成为一个另类。他在病重之时就立下遗诏，诏告天下：万物诞生之后没有不死的，这是天地运行的常理、自然的规律，因此也不必过分哀痛，丧事要从简，百姓的服丧期减为三天。
霸陵：汉文帝墓地。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他在位23年，享年46岁。葬于霸陵。
他还殷殷嘱托后继者不要在做孝服上浪费大量布匹，不要让百姓到宫中来啼哭，以往丧期内不准欣赏音乐、不准吃荤的习俗也可以改变。如果用现在的话再说得直白点，我想他可能会说：我死就死了吧，让大家该干啥干啥。
汉文帝刘恒在道德方面真可以成为古代皇帝的楷模。作为一位有德者，他顺应天道而行，以天下人的温饱为重，最终开创了汉代的又一兴盛局面。
可以说，汉文帝刘恒用他的一生诠释了《素书》中“道”与“德”的理念。
施永青企业管理的大道无为
“无为而治”的思想不仅在我国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时有体现，在现代经济领域，不少企业管理者也奉行类似的管理原则，从而能够做到“拱手而治企业”。
施永青是香港地产中介名企中原集团的董事长，他白手起家，把创业时只有一张写字台的公司壮大到如今香港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代理集团，聘用了一万六千多名员工，拥有跨地域分公司接近一千家。虽然已经把公司做得很大，施永青却自嘲是“懒人”，因为在企业管理中，他奉行的是老子的道家思想，实行无为而治。
施永青认为事物的发展都带有周期性，是遵循“天道”的，道法自然，市场的发展有其“道”，企业无为而治，自然会随着市场之“道”运行，如果干预过多反而不利于企业发展。他所信奉的无为不是无作为，而是尽量不干预，不妄为。
从1978年起在香港地产业打拼至今，施永青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企业做大做强之后，他麾下员工的数量也迅猛增长。但是施永青并没有给自己的员工定下工作中的条条框框，而是放手让他们自己拿主意。施永青认为，一些老板自视太高，总是将以往的成功经验挂在嘴上，对员工的工作指手画脚，这就使员工没有进步的机会。他信奉“将能，君不预者胜”，领导者无为，则下面的员工必定有为。
有一次，大埔分区的经理找到一个不错的铺位后向施永青请示，要他过去把把关。施永青根本没想去，还毫不客气地说：“大埔我一年都去不了三次，又不了解那里，怎么给你把关？你身为大埔区的经理，当然比我更清楚应该怎样做。”他后来还说中原集团每年几乎都要增开一百多家分公司，如果事必躬亲，每一家都要他去把关的话，光“御驾亲征”就把他累死了。
20世纪90年代，中原集团开始走向内地拓展业务。在业务范围拓展到香港之外后，施永青把限制放得更宽了。他在给拓展内地业务的下属作指导时只给出一个大方向，实践时要用的方针要他们到了具体环境里再制定，他一概不予干预。“如果做得不好，市场自会反馈，还用得着我去管吗？”他如是说。
中原地产各地公司分布图示。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施永青相信公司能够在市场规则下找到自然发展的道路。地产代理处于房地产产业链条的下游，但是相比其他代理公司对待地产发展商的态度，施永青显得自然、潇洒多了，他认为不需要去特别笼络发展商，他们看中了中原公司的销售能力自然会自己找上门来。在企业发展中，施永青和其他的管理者一起制定出了集团发展的宗旨，其中有几条就是不为利所图、不操控咨询、不违背社会利益。因为在施永青看来，事物自有其规律，违背社会利益得来的东西最终也会被社会收回。
当众多的企业老总为如何会聚人心，提高员工工作热情而费尽心思时，施永青却用了最简单的做法——让员工“得偿所愿”。正如《素书》所说，“德者，人之所得”，施永青深谙这种思想的精妙之处，对于员工，他没有过多的激励、没有空头许诺，认为只要员工得偿所愿，自然就会努力工作。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愿望，员工都能在中原集团得到满足。
在中原集团，员工充分享有精神自由。中原集团的管理层不妄为，从而为员工创造了“有大为”的环境，员工在企业中感到受信任、受重视，能够自由发挥才能。2005年，施永青甚至创办了免费报纸《AM730》，并亲自为它撰稿，目的在于讲述企业管理、地产市场、人才管理等知识，满足员工求知的愿望。而在报纸的创办过程中，他只要求负责管理报纸的下属要把这份报纸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而对具体的办报方法，他很少下指令，只是提些意见。对此，他有自己的心得：如果把管理报纸变成老板派下的一个任务，员工只会敷衍了事，但是当管理报纸变成他们亲自操刀的事业之后，他们自然会尽力去做。
在利益的分享方面，施永青就只是说了“我会把利润分给他们一些”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中原集团里没有过多的激励措施，而是看员工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总体原则就是让员工在企业中感到愿望被满足。
如果说这些都是施永青“懒”的表现，那么他对人才的管理就显得更加淡然。施永青选择人才时对于学历和经验并不是很看重，他说：“公司不是不重视学历和经验，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能转化为公司的业务，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主张让员工在工作中自然成长，他做得好，市场自然就会说好，从而就用这种方式让市场替自己挑选出对公司有用的人才。对于人才的去留，施永青有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与他的“无为而治”思想如出一辙。他说，很多公司都怕人才出走，但是人才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只要你给他的空间够大，他觉得公平合理，自然会留下。中原集团对于人才采用“散聚任自然”的态度，“你在我们公司感到发展得好就留下，如果感到不满意就走，我不会生气。”1997年，中原集团北京分公司的一位经理离职，另立门户，在离开时还带走了一批员工，而且把不少客户挖到了自己开的公司里，北京分公司的副总因此大发雷霆。施永青却说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公司工作做得再好也会有人离开的。
施永青虽然自嘲懒惰，把事情都交给别人去打理，但是他的“无为”和顺应自然却使得中原集团不断壮大，始终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劲头，成为地产代理业的常青树。由此可见，“无为”也是现代企业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原因就在于它遵循了“道”与“德”合一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