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寺庙里的碑铭）
Oh, that Heaven would always beget virtuous men and that men would always do good! ——Inscription on a Temple.
下关位于江边，是南京的一个郊区。这里有家客栈，既是商店又住人。我花了一块鹰洋，在楼上的地板上过了一夜。那儿本来有床的，可种种迹象显示，裹着防水油布睡地板要省事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做梦是不足为奇的。那晚我梦到的故事是在那个弃婴塔附近听来的。我必须讲一下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时，有个家住南京的官员负责购买军火，提供给保卫清朝的军队使用。他购了些木制武器，还有大量根本就不能用的弹药，而将绝大部分购买武器的钱装入了私囊。他的腐败丑闻震惊了整个朝野，京师派遣了高官，要取他的首级，将他五马分尸。因为极其富有，他派人给那些日益逼近的钦差大臣送去了珍贵的礼物，后又将这些官员恭迎到自己家中，敬若上宾、盛情款待。他还将自己的财富做了均分，送给前来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使他们改变了初衷。但王法是不得公开违抗的，于是一个极为精明的方案酝酿出笼了，在预先选定的行刑日子到来之后，这些钦差大臣带着众多随从，一路大呼小叫，聚集到一起。街道两旁站满了士兵，放出烟幕说已将犯人正法。为了证明这个事实，还抬出了一口硕大的木棺，里面据说装着那个缺席的罪犯；又举行了适当的仪式，将木棺运到乡下，并在那里等待风水先生选定一块下葬的风水宝地。而罪犯本人现在就住在南京，享受着那笔经皇帝拨下来用于购买大炮的专项资金！
清晨5点，那位长着杏眼的旅馆老板急匆匆跑上楼来，大声叫唤，说船已经到了。我们七手八脚收好行装，沿着泥泞溜滑的河岸，来到一艘平底驳船前。那是一艘中式舢板，平底、方鼻、样子古怪，已做好了准备，把我们运到“醵资号”轮船上去。这是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几乎可以跟许多世纪以前的那个八月十五相媲美。当时也是月明风清，皇帝下令，当开筵席，以兹永久纪念。[1]这时，一个体格结实健壮的汉人解开了套绳。在一群叽叽喳喳，打着手势，散发着同样气味的汉子簇拥下，我们在平静的河面轻快地向着“醵资号”驶去。我们让那些匆忙的、带着奇大无比的行李包裹的中国人先行登船，他们没有任何废话便一跃而上，其速度令人惊讶。随后我们也带着行李上了船，上船后发现，除了我们预订的舱房，其他所有的头等舱，都由一位富商及其妻妾和仆人占用。一个年轻丫环睡在女主人舱门外的过道里。妇女的双脚都紧紧地裹着布，就像圆规似的，还不及婴儿的一只小手大；她们的双颊和下唇中央，都涂着厚厚的胭脂。
在航程的第一阶段，轮船逆流而上，航道弯弯曲曲。沿岸的景致大多索然无味，可人们说，要是天气放晴，九江一带的峭壁便会舒展出一幅令人陶醉的画卷。
11月18日下午1点30分，“醵资号”驶过一排不毛的低矮山峦后，停靠在九江码头。在这里，我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荣颜”。他是东方世界最富有的传教士，天朝人为了表示感激，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为中国内地会[2]捐赠了位于上海吴淞路的两栋颇具规模的大楼。他还出资在烟台修建了一栋教学楼，许多传教士的子女都在那里上学。荣颜一贯慷慨大方地支持福音派教士的各种活动。他住在九江自己的家里，他的家就像他本人一样方正、高雅和舒适。我发现这位商人既精明能干，又热情洋溢，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我马上就想到某位愚蠢的旅行家。后者对这些事实充耳不闻，又在这位乐于牺牲的富商这里受到免费款待，然后写出恶意的批评文章。有位抱怨自己出生太晚，未能及时发现这位人杰的文痞就曾经这么干过。“荣颜”这个中国人给他取的名字，可谓十分恰当。因为他就像那古老故事中的摩西那样，“他的脸发光”。他亲身来到“醵资号”，为一位行将起程、沿扬子江逆流而上的朋友送行。作为富商的他，给我讲了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
有个柳老先生刚刚过了80大寿的庆典。大约11年前，他就热衷于传播福音，还让出了自己的居家大院，用作布道场所。他还出资雇用了一个当地人，帮助福音传播者。他十分渴望拯救人的灵魂，长期以来，真挚地为20位皈依者祈祷。审查受洗礼者资格的时刻终于到了，他助手提交给他的名单上竟有56人之多。然而荣颜强调，这是当地皈依工作的开始，所以对接受入教的人应该特别谨慎。于是人数被降到了28个，而最终被认为具有足够学识、具备接受洗礼仪式条件的只有14个。得知这一消息后，柳老先生非常沮丧，因为他一直在诚心祈祷，希望能吸收20人。他问荣颜，是否能同意再多接纳6个，以使他的祈祷完全应验。当得知不行的时候，柳老先生非常难过地回了家。“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他时，”荣颜说，“他显得非常高兴，我问他，是什么让他改变了心情。他解释说，他回家后仔细想过了，发现他的祈祷的确应验了，因为按当地的计算方式，7等于10，因此说14等于20，这其实就是他一直在祈祷的数字。”
在中国就是这样，当说到1000现大洋，实际上所指的却是800，甚至更少。这种情况大家都能明白，交易活动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这不禁让人想起某个享有现代文明的民族的一个滑稽场景。例如，有个老人的时钟出了点问题，可他依然按照下列规则算出了准确时间：“当时针指向4点时，它敲出的是11响，所以我就知道现在是7点20分。”
从前，也就是几年前，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某地有个男子把自己打扮成传教士模样，从上海起程，经陆路来到了缅甸的八莫[3]。一路上他都依赖传教士的帮助，后来却吹牛皮说他用不到20英镑就完成了这次旅行。他沿途遇到了许多真诚和富有同情心的传教士，接受了他们无数次的盛情款待和友善帮助，却写书辱骂和贬低他们的工作。这使我想起了《伊索寓言》中那个关于农夫和蛇的故事。就是同一人在其书中有不少刻意胡诌，用以误导读者的记载。说到华而不实的文学历险者，他可是个极好的范例。下面这件事可以反映出他的行为。在汉口时，他曾经住在圣经会[4]的一位代理人家里，这位代理人同时还为另外三个协会做代理。这个流浪作者在这位绅士家里住了近一周的时间，后来竟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三个协会在这所城市里各有自己的代理。于是就变成了共有三个不同的代理。他还改头换面地重复某些在烟草熏袭下、威士忌光影中和满嘴脏话的零售商口中仍在流传的陈腐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是诋毁那些崇高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的品德的。在那些地方，男人仍把丑化传教士视为时髦，他们还在讲着不适合妇女和儿童的言语。汉口的计约翰[5]说：“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这里有个洗衣工是基督徒，还是一个传教使团的执事，但他被发现偷穿顾客送来洗的衣服。（这事发生在26年前，至今还有人把此事讲给过往的旅行者听。）我与布兰克医生商量后，找到了那个向我告状、自称其衣服也被人偷穿的男子，将他请到驻地来与疑犯对质。当那位执事被带进来后，告状者却连声说，‘噢，不是这个人。’我们说：‘可这是本市唯一的教徒洗衣人啊。’打那以后我发现，中国的每个口岸都有一个华人执事洗衣人，他们都偷穿着顾客的衣服。”陈腐的笑话还有一个，讲一个中国鞋匠把传教士给他的书用来做长筒靴的鞋底。其实中国人并不是这样，他们将书视为神圣的东西，绝不会把书如此糟蹋。你可以看到大街小巷那些不大的容器，那是人们焚烧字纸之处。很多年来，汉口圣经会的废弃纸屑，一直由当地的“敬惜字纸会”取走后仔细焚化的。这些纸屑现在改为掩埋了。那位喜欢写书的流浪者简直在胡言乱语。一想到他，总让我想起缺了笔画的一个密码。
像波士顿一样，汉口常常被视为世界的枢纽。它距上海600英里，是8个省区的商贸中心，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那儿有3个城市，而且各自都是一个大都市。汉江和扬子江在此交汇。汉口的人口大约为80万，全都位于汉江东岸；汉口与汉阳隔江而对；而扬子江的对面则是武昌，即湖北和湖南两省的总督所在地。三市之和，大汉口的人口大约有150万。汉口是商业之城，汉阳是制造业之城，武昌是官吏之城。汉口以其商业中心的地位而闻名遐迩，其水路直通18个省份中的10个。从这儿你可以与帝国几乎所有重要地方保持联系。此外，这里还曾经是了不起的邮政中心。已经修了5年的京汉铁路，现在可以将火车开出城外130英里，预计再用5年，便可以连通北京。通车第1月的收入仅有600鹰洋，最近这个月（第5个月）已实现收入2.6万鹰洋。京汉铁路有比利时的特许、法兰西的资金和俄罗斯的保护。该铁路坚持按法国方式行事，雇员一般都待不长。
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条铁路最终可能入不敷出，如果坚守协定的话，连投资也无法收回；中国官方经过竭力地讨价还价，才给予了这个苛刻的特许权。经营管理似乎不合常理。举个实例，不久前他们曾发出一个关税表，第一款就提到四轮车厢，可事实上在华中地区几乎没有这样的车厢，即使有也少得可怜。
这里有几家归政府所有的大型冶炼厂、一家超大型棉纺厂、一家铸币厂，外加一些其他工厂，都装配了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但它们的运行似乎对国家来说都是亏损。所有这一切，反映着一种值得称颂的努力，它来自最具改革意识的张之洞总督，其目的在于开发帝国的自然资源。
在三市合一的大汉口，有11个新教传教使团，还有好几个罗马天主教传教使团。像英属新几内亚一样，这里的新教徒也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招式，用以划分区域，以免造成工作抵牾。他们明智地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即只要异教徒的来源尚未枯竭，就应该避免彼此争夺信徒。尽管71名新教传教士的总部都设在这儿，但大多数新教传教士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其足迹遍及湖南和湖北的山山水水。汉口的一个本地人教堂定期在星期日白天做礼拜，前来参加仪式的华人达500人之多；而在汉阳，浸信会礼拜堂的正式教友则多达600人。在市中心[6]的周边地区，新教徒人数在1万左右。教会的工作呈现出可喜的态势，整村整族的中国人正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基督教。他们同意提供礼拜堂和学校，还同意支付牧师的工资。这种情况下，究竟该何去何从，基督教徒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尽相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接纳他们，尽数吸收，而后教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等待时日，接受更多教育，而后再决定是接纳还是拒收。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乡民，一旦教育得当，都有可能成为不错的基督徒。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人们就一直盼望着能加入基督教。理由之一是他们想依附某个有坚强靠山的组织；他们相信，基督教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在中国，个人算不得什么，不过车轮上的一颗嵌齿而已，所有的中国人都担心离群独处。只要传教士善于利用目前局势，并以适当方式对这场运动加以引导，那么华中地区的皈依就将指日可待。借用伏尔泰对他法国同胞的评价，“他们（中国人）总是迟到，不过到底还是来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中国传教的花费究竟如何。眼下，大约有300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此外还有1.5万名有报酬的本地人牧师、圣经女和其他助手。这些传教士，每年收到的费用约为350万金元。我曾做过仔细的调研，也曾询问过许多算法保守的人，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传教士平均可对200个信奉异教的中国人宣讲福音书。那么在1903年，[7]应当有360万当地人在倾听福音书的宣讲。这就意味着，花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钱不到一个金元。当然，这还没有包括各级学校和医院的大量工作，更没有包括一支重要的教化力量，这支力量就是已经皈依的大量当地基督教徒，他们正在接触、影响和改变着身边的无数心灵。这些人已从基督教传教士的言谈举止中，接受了全新的道德和精神理念。
目前，大清国已有10多万领取圣餐的华人新教徒，还有50多万定期而诚恳的慕道者如期而至，想更多地认识那位加利利人[8]。要精确地算出人数，我们还得加上另外50万人，他们虽然只是时断时续地上教堂，但都是真理的求索者。此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忘记，那就是约100多万人能基本如期到教堂去参加某些布道仪式。毫无疑问，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每个关切的读者，不妨扪心自问：“在中国的广大人口中，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对义和团运动，包括其兴起、与基督教的冲突，以及最后的失败等，中国上下有着激烈的争论，即便在帝国的边疆也不例外。这些事件，从最现实的意义上来看，造成了因战争赔款而日益加重的税赋，但它也至少给3亿中国人带来了福音书的信息。在那难忘的1900年，大量传教士被杀害。不过，又有谁能说，他们以自身的殉难所成就的，难道不是远远地多于其他方式吗？
殷德生[9]和吴德施[10]都是美国青年，殷德生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主教，他俩携手合作，开创了一种备受青睐的传教方式。在汉口美国圣公会的工作中，他们以通过开放会客厅的方式，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他们发现，用这种方式传播福音远比大街上的礼拜堂更有效。前来造访的中国人都被视为贵客，并按当地风俗受到最地道的款待。在会客厅里，宣教士和他们的本地人助手与造访的中国人亲密接触。很多人定期前来，不断地受到教化。这里没有街道礼拜堂里的喧嚣与混乱。起初，来访者一般只是出于好奇。但是，随着学习的逐渐深入，个人兴趣终被唤醒，很多人成了主的虔诚追随者。他们“有了罪孽的认识”。一位助手王先生说道：“但却没有个人负疚感。读到十诫时，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违背最后四诫，脸上也露出了非常高兴的神情。但是，当我们按照《新约》来给他们解释十诫，告诉他们怨恨即谋杀、不洁的想法即通奸时，那些确实堕落的人，便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审视自己了。起初，我们只想在这些异教者心中激发这种负罪感；后来我们发现，越是贫穷的来访者，他们的负罪感越是深刻，而富人则相反。这种负罪感来自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人认为，贫穷是犯罪的后果，他们无力购买昂贵的冥币，也没有办法在佛事中买到功德，为那些没人照管的‘孤魂野鬼’做点什么，所以他们的罪过和贫穷才与日俱增。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十分诚恳的人，他们在听了恕罪的教义后，总是心存疑虑，担心会破了十诫，因为那样就会罪上加罪，罪孽越发深重了。”
扬子江下游的一所女传道士培训学校
会客厅使传教活动能够定期进行、持续不断，与此同时，又能保持应有的礼节，让中国人感到非常亲切。会客厅还能激发助手们的更大热情，以使更多的人接受福音的影响，激励他们持之以恒地前来聆听布道。我听说过一个姓林的人，景况十分不错，在这里皈依后，以其对救世主的坚定信念而远近皆知。他的父母都是顽固的异教徒，他的几个儿子都是那些蔑视基督徒的文人的坚定盟友。尽管如此，林先生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且还适时地带来他的对手，让他们目睹自己所信奉的真理。就像那个唯一的陪审员一样，虽然另外11个陪审员把他按倒在窗子的外面，威胁要把他扔下去，可他依旧忠于自己的信念。林先生的事迹届时也许会让他的反对者看清他所坚持的正确立场。
在汉口，我必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虎年冬月二十日的早晨6时，我们坐上左摇右摆的黄包车，前去拜访端方总督。所谓“我们”，其实就是指我本人、章必成先生[11]和美国领事馆的一位代表。在我到达之前，湖广总督就已经会见过了美国领事，并和他商定在当日下午2点半跟我会面。总督大人对我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兴趣，大概与北京发来的电报有关。无论如何，他做了种种安排，使微不足道的我受到了特别的礼遇，而并没有什么人让他必须这么做。我抵达汉口时，正遇上暴雨瓢泼，而且据我所知，扬子江上游的各种轮船都被迫停开，或者说，都被搁浅在岸边的泥泞和沙滩之中。本日正午时分溯流而上的那条船，也许是十日内唯一能行动的船只了，所以我通过尊敬的领事请求在今天上午9点半拜会总督大人，我的请求得到了欣然应允。
黄包车走过美国领事馆，再拐过一个弯，就上了一条美丽的堤岸，那是铺砌整齐的前滩大路。这条中国最美的路或称街道，只限于洋人通行，即便那些十分富有、乘坐一流马车的中国人，也都被禁止通行；人行道的限制更加严格，凡是中国人，哪怕一只脚都不得踏上。不过这样做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假如他们也想去散步消遣，那么不仅人行道，恐怕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占用的。
苦力拉着我们的黄包车，沿着弯曲的道路，穿过几条泥泞不堪的狭窄街巷。街巷两边竖着许多高而窄的招牌，上面写着或者刷着天朝人的奇异象形文字。而那些短而宽的招牌则写着英文，它们都是横着的。我们必须乘船过江，因为总督阁下住在江的对岸。不过，至于我们到底该怎样走过那些可怜的石头台阶，登上那更加可怜的破船，才能避免殃及当地人，才不至于将角落处小贩的货物弄得鸡飞狗跳，那些立誓者[12]只字未提。
每年这个时候，江水都比较浅，要是在夏季则会高出50英尺。届时，那些住在岸边低矮茅屋中的穷人，就不得不四处寻觅更好一些的安身之地。领事的代表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这里的传教士多得就像香烟的牌子。”这显然是“很老套”的一句常备谚语，因为里面有一种陈腐发霉的书卷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显然是他信手拈来（或宁愿说是信口道来）的话语。他神秘地告诉我，就像他毫无迟疑地对其他人常说的那样，连他也分不清这些传教士到底属于哪个教会，实在太多；还说如果连他都分辨不清，那么异教徒想必更是满头雾水！我想这话十分不合逻辑，可我没有说话。
渡船就在对面，但我们等了足有15分钟，才看见其踪影。一个中国大胖子让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因为他那干瘦如柴的苦力，守着两个大箱子，远在石梯的顶端，像是聋了一样。后来他恢复了听力，把箱子扛了下来，我们才得以动身，急忙赶到武昌时，已经晚点了。一上到大街，我们就坐进了黄包车，是近似于汉口的那种。进了城门，眼前是一条并不太宽但却泥泞不堪的商业大街，尽头就是总督衙门，也是总督本人的官邸。刚走到城门与衙门的中间，一位骑兵风驰电掣般向我们奔来，见到我们，他勒住马缰，向我们要拜帖。我递过一张鲜红的大拜帖，上面写着我的汉语名字，他接在手中，转身一溜小跑地回去了。不久，我们一行来到了衙门的外大门，几个警卫站在那儿，我们进去后将黄包车留在了外门内侧。两扇硕大的“龙门”打开后，我们走了进去，经过一小队举着刀枪的士兵，然后与出来迎接的几位幕僚相互握手致意，又过了两位举枪致敬的警卫，我们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庭院。这段时间，我主动与施肇基先生攀谈起来，他是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也是端方总督的私人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人品出众，回忆起自己在美国的留学时光，似乎非常留恋。
更多的士兵举枪致敬，随后，啊，总督！他亲自出来，一边表示衷心欢迎，一边按地道的美国方式与我们热烈握手。我发现他绝非平常之辈，年纪大概还不到60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戴着一副西式金边眼镜。他以地道的西方礼节，请我先行步入会客室。我遵命而行，他紧随在后。会客室呈长方形，约20英尺乘30英尺大小。正对入口的，是两把座椅，中间有一张桌子，这是中国上等人家的常见摆设。四盏盒状的大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中央则是一盏罗彻斯特灯[13]。一张西式长桌，上铺一块白布，摆放着刀叉碗碟，四周配着西式的靠椅，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总督走到桌子的首位，示意我在他的左侧就座，这在中国是贵宾的座位。我们全部落座后，上来了四道不同的糕点、两种水果，还有茶、雪茄和香槟。按用餐程序，我们应该首先品尝香槟，但是由于我不饮任何能让人产生醉意的饮料，所以婉言谢绝了。出于礼貌（我认为很值得大力提倡），他们谁也没有喝。我向总督提出，希望跟他私下交流，所有人都迅速起身离开了，只有施肇基和我留下。现在只有我俩单独地跟总督在一起，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这个人曾救过许多外国人的性命。
这位开明而仁慈的总督是个满人，也是端亲王的亲戚，可端亲王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攻击洋人的领袖。义和团闹事时，端方总督是陕西巡抚。在他和义和团之间只有一江之隔，他若给义和团提供援助也属自然，可他凭借冷静的判断，坚决拒绝了支持义和团。他以极大的热忱，接纳那些因逃避义和团而渡河前来的传教士，不但向他们提供食物和旅费，还给了他们其他礼物。命运总是这样古怪，正当他在陕西保护外国人时，他在北京的住处却正在遭受八国联军的洗劫，连祖先的神位牌也被人盗走了。自那以来，联军方面一直在试图找回这些神位牌。
端方和许多像端方一样的官员，在外国人身处绝境时能挺身而出，依然对他们待如上宾。如果欧洲人能以某种方式，公开地认可他们和向他们致敬，那么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我们自己，都将受益匪浅。这样做，比起将那些行为不端的官员现场抓获、砍头处死，不知要好出多少倍。数十外国人的身家性命，是端方总督直接或间接拯救的，而且在他的影响下，毗邻的甘肃省也有许多官员照着他的样子做了。当时还有其他一些总督，依仗自己的强大权势，对剿灭洋人的法令不予理睬；可端方不一样，他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连自己的地位也难以保护，而他依然我行我素；如果我们能考虑到这样的事实，那么他的行为似乎越发值得称道。让我们深感奇怪的是，几个月后，被打败的慈禧太后和她的宫廷，竟然会到这个曾经故意抗旨不遵的行省来避难！端方曾违抗过慈禧太后，保护过无助的传教士，后来又帮助过逃难的朝廷，而现在则成了大清帝国最受敬重、最有权威的高官之一。欧洲人若能知其人、晓其事，便能明白其对自己的友善姿态。传教士将不会忘记，是他在可怕的危难时刻，为他们那些遭受迫害的兄弟姐妹，提供了种种安全保障；是他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派出强有力的卫队保护他们，直到危险不复存在为止。而他的士兵们也都服从主人的命令，恪尽职守，直到与张之洞从汉口派来接应他们的救援队伍会合。
署理湖广总督端方
由于他的地位和品格，我斗胆记录了这位精明干练、有影响力的总督与我的部分谈话。他说：“我问过传教士，包括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人士，征求他们对中国教友文化素质的看法，他们都说，在一万个皈依的中国人中，只有四个秀才，而举人则一个也没有。我认为其中只有三成有资格做牧师。当然，我希望有中国传教士，只要他们能得到足够的教育。约七成的外国教士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工作很出色，从各方面来衡量也都是好人。在不少事情上，新教传教士帮助人们改变了一些错误印象。比如有这样一个传教士，听说他的一些教友企图逃税后，立刻向地方当局做了举报。”说起这事时总督咧嘴笑了，显得非常满意和高兴。税收一直是中国官员心头的大事。
“传教士应该接受适当的管理。传教士如果违法乱纪，就应该向他的上司或领事告发。经过公正的调查取证之后，如果他确实没有大错，就该把他调到别处。如果他确实有罪，就该把他遣返回国。中国官员现在有点偏袒教士。”
“我们欢迎传教医师。”他说，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回忆起某个传教医师为他治愈伤病的经历。然后，他扶了下眼镜，前倾着身体继续说道：“传教士的教育工作绝大部分是值得称赞的，可有人认为教育只是其次，宗教才是首要的工作。要求教会学校的学生都到教堂去做礼拜，这会吓跑那些上流阶层，使他们停止赞助。”
恰好此时总督的儿子走了进来，并被介绍给我。他能说一点英语，他父亲希望送他到美国去接受教育。我问总督，他认为传教士最适合在哪里工作。他说，目前情况下，传教士还是住在城里更容易得到保护，因为乡村里没有军队，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待在乡下。从前的摩擦只发生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现在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常常剑拔弩张。“说句心里话，”他压低声音，好像要透露什么重要秘密似的，“传教士贷给别人的钱利息非常高，不知教会管理层是否知道，也不知这样做是否符合他们的章程。”然后他继续热忱地说，“美国传教士中有很多好人，应该多派些来，既要受过好的教育，也要有好的人品。”他极为礼貌地再次提醒我说，凡是传教医师和能让人缴纳税赋的传教士总会受到欢迎。即便从世俗的观点看，经过教育皈依的当地人，让他按政府的征税办法纳税，也是理所应当的。《圣经》上说，凡欠人的都该偿还，救世主也曾纳过税，尽管那次纳税要求是极不公允的。中国官员对基督教的评价，主要基于其信徒的行为表现。
我们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为我准备了不少珍贵而得体的礼物，还许诺给宜昌发电，要求给予我一切礼遇和提供必要的保护。然后，他亲自把我送至庭院，祝我一路顺风。此时，礼炮齐鸣，以示敬意。我辞别总督后，尽量不失尊严地匆忙前往岸边去赶乘轮船，它将载我逆流而上，见识这伟大的扬子江。在我们离开码头前，总督阁下的一位使者急匆匆跑来，登上甲板，掏出一张卡片呈递给我。那是总督的名帖，以表达最后的善意和尊敬。
[1] 据《唐逸史》《龙城录》《太平广记》等文献记载，唐开元年间（713—741）的中秋之夜，唐玄宗李隆基与方士罗公远在宫中设宴饮酒赏月。望着皎洁的月亮，唐玄宗感叹自己无法登临月宫，一窥嫦娥和殿堂之美。
[2]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新教向中国派遣宣教士的差会组织，由英国人戴德生创立于1865年，总部设在伦敦，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设有分会。中国内地会曾派遣大量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宗派，以英、美、加、澳和新西兰人为主，也有少数德、奥、瑞士和北欧人。因在中国直接设立分会，有时被误认为是个宗派。后文中简称内地会。
[3] 八莫，缅甸北部城市，旧称新街，位于伊洛瓦底江的上游，离我国云南西部边陲小镇陇川不远。
[4] 这里的圣经会指《圣经》出版协会；同句里的另外三个组织，指基督教的另外三个协会。
[5]计约翰（John Archibald，1853—1927），1876年来华的英国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1913年，他辞去了教会的职务，在汉口创办了一家英文报纸《楚报》（The Central China Post），自任社长兼总主笔。
[6] 市中心地区，即武昌、汉口和汉阳三市的别称，在这里，大英循道会传教使团（the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有68座教堂和布道站。在汉口和九江之间，扬子江被分为六段，每段约30英里。每段的尾处都有一座城市或集镇。在五座市镇中的四座中，循道会正在开展他们的工作。在汉口，循道会有三个礼拜堂，会员众多。桥口礼拜堂距大批船民居住的地方不远，离城郊菜农住的地方也很近。——原注
[7] 下文写到，作者这次长江之旅是在“虎年”，即1902年，第四章也说那年是“光绪二十六年”，故这里的1903年当为翌年。
[8] 那位加利利人即指耶稣基督。
[9] 德生（James Addison Ingle，1867—1903），1896年来华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902年，他在汉口任华中圣公会主教。
[10] 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1870—1945），1898年来华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他在殷德生之后，于1904—1938年间任华中圣公会主教。
[11] 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剑桥七杰”之一。另六人是施达德（C. T.Studd）、司米德（Stanley Smith）、何斯德（P. E. Hoste）、盖士利（W.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Polhill-Turner）和杜明德（Arthur Polhill-Turner）兄弟。
[12] “立誓者”，可能指设招牌者。
[13] 彻斯特灯（Rochester lamp），一种豪华的英式灯具。厄普顿（Charles Stanford Upton，1844—1897）于1884年成立“罗彻斯特灯具公司”，同年从伦纳德·亨克尔（Leonard Henkle）手中买得灯具中央火焰扩张器的发明专利，制造了各式各样的灯具，是当时设计最好制作最精的灯具。为纪念养育了自己的家乡城市，他将其公司生产的灯取名“罗彻斯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