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过经济政策转换，可以实现稳定增长

安田洋祐（以下简称“安田”）：首先，我想就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请教老师。现在，很多国家都为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苦恼，您认为世界经济今后也会维持这种缓慢增长吗？有没有可能，经济原本就应该这样缓慢增长呢？

斯蒂格利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应当先分析一下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今天，社会总需求不足以令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减速。当今中国经济已从“量的经济”转变为“质的经济”（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而世界经济并未接受中国的这一转变。

其次是欧元区存在着诸多问题。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盟货币的统一阻碍了欧元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再次是一些其他的根本性因素。财富正在从贫困阶层迅速聚集到富裕阶层。与花费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的贫困阶层相比，富裕阶层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正在逐步降低。同时，富裕阶层还在不断攫取贫困阶层的财富，用于消费的支出进一步减少，从而造成社会总需求不足。这便是现在的状况。

最后就是不平等扩大化。不平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很多国家在应对技术变化和全球化的结构转换时进行产业转型引起的。今天，中国、美国和欧洲诸国都在实现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转型。

然而，这些巨大变化并非市场力量独自运作的结果，也存在着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受自由放任经济观点的影响，普遍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便很能说明问题。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往往在经济滑坡需要政府干预的时候，出于其政治立场而主张削减财政支出。这是错误的经济政策。

要对财富分配不平等进行矫正、社会基础设施进行完善、经济结构进行转型，甚至还有不断维持技术创新，都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出。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政府都应该加大财政支出，可逐利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偏偏喜欢阻碍这样的政策施行。这些不利因素巧妙地结合到一起，便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所以，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认为可以避免像现在这样的缓慢增长。这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如果以美国和欧洲诸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将经济政策由紧缩财政政策转换为恰当的财政援助的话，稳定的经济增长一定可以实现。缓慢增长并非必然，而是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

安田： 您的意思是为了改变经济增长缓慢问题，政府的政策选择很重要吗？

斯蒂格利茨： 是的。要想再次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种高速增长，政府就必须转换经济政策。

首先，增加对技术、基础设施、教育的投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努力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当然，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政策。

其次，需要世界范围的巨大投资。比如，2015年底在巴黎召开了世界气候大会，全世界各国就将全球范围的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达成了共识。而要让这一共识付诸实施，是需要大量投资的。经济上的对策、向新能源的转型、城市结构的转变等，都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

非常讽刺的是，美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国民的个人储蓄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却从未得到过充分利用。关于这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前主席本·伯南克也在储备过剩论中提到过。政府进行财政管控问题不是储蓄不足，而是主张一切交由市场的自由放任经济观点造成。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原本是由市场自身滋生出来的，仅仅依靠市场，显然无法解决。

安田： 您支持英国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也是因为它们愿意用政府手段加快经济增长吗？

斯蒂格利茨： 为了使世界经济摆脱低迷状态，让大家共享和平与繁荣，我坚信需要有与现在不同的经济政策。这样的经济政策如果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那它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会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