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了凡四训》是一本流行极广、影响极大的劝善书，其核心思想就是“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立命之学》）。本书共分四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核心思想进行论证。
第一部分：立命之学
可以说，了凡先生六十九岁时为儿子袁天启撰写的《立命之学》是全书的精华部分。所谓“立命”，就是自己把握、创造自己的命运。关于“立命”一词，《孟子·尽心上》已经提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启发下，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本篇中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普通民众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而那些一心修德、终身行善的人，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中国古代，对待命运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宿命论，也即人们常说的“命中注定”；二是报应论，也即人们常说的“善恶有报”。这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一直无法较好地圆融在一起。
商纣王就是典型的命定论者，在周文王的势力不断扩大时，纣王却深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史记·宋微子世家》）纣王认为自己当天子是命中注定，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人就无奈其何。于是他对周王朝的兴起淡然处之，就像早期笃信宿命论的了凡先生那样：“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立命之学》）放弃人事努力的宿命思想导致纣王国破家亡。因此，墨子就坚决反对宿命论，他指出，如果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王公大人也就不会再去尽心听政断狱了，农夫也就不会再去努力耕田种地了，妇人也就不会再去尽力纺绩织纴了。所以他得出结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下》）还有一些思想家则摇摆于二者之间，孔子即是如此。他提出“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的主张，其弟子子夏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一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但孔子同时又在《周易·坤卦·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此可见，孔子同时具有宿命论与报应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命运观，但他并没有对这两种命运观进行较为圆融的解释。
了凡先生《立命之学》的精巧之处有二：
一是他把宿命论与报应论这两种命运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凡先生认为，对于那些既不努力行善也不肆意作恶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命运早已被上天注定；而那些努力行善与肆意作恶的人，其命运则会随着各自不同的行为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换言之，宿命论与报应论适应于不同的人群。当然，了凡先生在不否定命定论的基础上，更强调报应论。
二是了凡先生在融合这两种命运观的时候，不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在一起，他把自己笃信宿命论时的生活情形与悟得“命由我作”后的命运改善情况作一鲜明对比，用亲历的事实印证善恶有报的真实不虚。了凡先生边说理，边叙事，相互彰明，再加上这些话是对其子袁天启讲的，态度恳切，语言朴实，所以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第二部分：改过之法
既然善恶有报，那么改正错误、消除罪孽就成为一个人的当务之急，所以了凡先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如何改过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了凡先生阐述了具体的改过方法：
首先，改过需要“三心”，即羞耻心、敬畏心、勇敢心，也就是要求改过者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带着满怀愧疚的羞耻之感与战战兢兢的敬畏之心，去勇敢地改正错误。
其次，了凡先生提供了改过的三条途径，一是从事上改，二是从理上改，三是从心上改。“从事上改”是就事论事，强制自己不做坏事；“从理上改”是指想清楚道理后，再去顺理成章地改正错误；“从心上改”是指从心底深处清除一切错误念头。了凡先生认为，“从心上改”是最好的方法，一旦心中有了正念，就如同“太阳当空，魍魉潜消”一样，所有的错误念头与过失行为都将自然消失。
最后，了凡先生还指出改正错误后的一些可喜征兆以及作恶多端者的表现，并列举了前代贤人的改过经验，以供改过者参考。
第三部分：积善之方
改正过失、消除罪孽只是做人的底线，并不能使人得到福报。一个人要想把握、改善自己的命运，还必须不断地积累自己的善行。于是了凡先生在阐述“改过之法”之后，接着就为人们提供了“积善之方”。
本篇首先用孔子、舜帝的故事引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坤卦·文言》）这一道理，接着用十件事实进一步对这一道理予以印证；为了避免行善时出现偏差，了凡先生还不厌其烦地辨析了行善的真与假、端与曲、阴与阳、是与非、偏与正、半与满、大与小、难与易等八个问题；为了指导人们行善，了凡先生又列举了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等十类具体的行善内容。
本篇在开篇立论的基础之上，层层展开，步步深入，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极强的说服力。
第四部分：谦德之效
谦虚不过是各种美德之一，而了凡先生专列一篇阐述谦虚之德，可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了凡先生开篇就引用《周易》与《尚书》的格言，说明谦虚的益处；接着一连讲述了五个故事，用事实证明“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的道理；最后强调，求取功名、福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能够立定志向，时时保持谦虚，处处与人方便，就一定能够得到上天的福佑，就一定能够获取功名。
在简要介绍全书主要内容之后，我们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关于了凡先生的身份定位问题。
综观这四个部分，可以说了凡先生在论述“命由我作”这一主张时，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这三家思想中，又以儒、释两家最为突出。了凡先生用来“立命”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一思想是受教于云谷禅师，他晚年在家修持时又自号“了凡居士”，因此不少人视了凡先生为佛教中人。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统观全书，了凡先生主要还是一位儒生，他本质上是一位有着佛教信仰的儒家人物。
了凡先生出生于以儒家五经相传的家庭，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其父袁仁说：“吾祖生吾父，岐嶷秀颖，吾父生吾，亦不愚，然皆不习举业，而授以五经古义。生汝兄弟，始教汝习举业，亦非徒以富贵望汝也。伊、周勋业，孔、孟文章，皆男子当事。”（《庭帏杂录》上卷）。而了凡先生用来教育其子袁天启的，也首先是儒学：“汝今十四岁，明年十五，正是志学之期。须是立志求为大人。大人之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不但是孔门正脉，乃是从古学圣之规范。”（《训儿俗说·立志第一》）从这里不难看出，袁家对子孙的期待是成贤成圣，而非成佛。
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启发下，对佛教的因果报应深信不疑，先后下定决心要做三千件、一万件善事，他做善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出家的高僧，进而成佛，而是为了求取科举功名，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责任：
袁公既仕，以其学施于用，为邑宰则惠泽在邑，擢郎署则谋猷在郎署，参军事则功绩在边陲。……公志不大酬，而还以其学教于家，训诸其子天启。（沈大奎《训儿俗说·序》）
讲这段话的沈大奎是了凡先生的“通家之好”，他总结了凡先生修善积德的目的在于施惠于百姓、献策于朝廷、建功于边陲，他所说的“不大酬”的“志”，是指了凡先生的远大政治抱负未能得到实现。了凡先生在《积善之方》中所列举的十位积德行善的人物，在《谦德之效》中所列举的五位谦光照人的文人，他们所得到的福报无不是本人或其子孙进士及第，进而成为造福国、民的一代名臣。简言之，了凡先生从儒生身份出发，借用佛教的积德行善这一路径，最终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一位儒生治国平天下的夙愿。
第二，贯穿全书的主旨是修心问题。
了凡先生在论述修德行善的时候，紧扣一个“心”字。在谈到把握自我命运时，了凡先生深信六祖惠能“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立命之学》）的教诲，认为要想为自己“立命”，首先要从“心”做起。在讨论“改过之法”时，了凡先生特别强调羞耻心、敬畏心、勇敢心这“三心”；他在提供改过的三条途径时，也把“从心上改”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改过之法》）在谈到“积善之方”时，了凡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存心”：“君子与小人，就形迹观，常易相混，惟一点存心处，则善恶悬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积善之方》）因此当一女子把自己仅有的两枚铜钱捐给寺庙时，寺庙住持亲自为她举办了忏悔仪式；富贵后的该女子再次携带数千两银子到该寺庙施舍，而寺庙住持仅仅让自己的徒弟为她举行了一场回向仪式而已。其原因就是：“前者物虽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今物虽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忏足矣。”（《积善之方》）至于本书第四部分所讲的“谦德”，更是一个“心”的问题：“此心果谦，天必相之。”（《谦德之效》）只要心存谦德，上天就会处处护佑于他。
善恶皆由心生。所以说了凡先生处处把握着一个“心”字，是把握住了为人处世的关键。
第三，关于不执著于追求福报的问题。
本书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那就是了凡先生一边赞美不执著的行善原则，一边又大讲行善者的福报：
又为善而心不著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著于善，虽终身勤励，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是谓三轮体空，是谓一心清净，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虽黄金万镒，福不满也。（《积善之方》）
了凡先生接受了佛教思想，认为行善者不要自我感觉到是在行善，更不要求受惠者的回报，这也是道家所提倡的“大仁”与儒家所提倡的“安仁”。了凡先生接着又提醒行善者：只有不执著于行善，才能够“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不仅如此，本书所列举的大量事例，无不是以福报去劝诱人们行善。对于这一矛盾言行，我们只能用周安士先生的一段话予以解释：
立命之说，发于孟子，而能身体力行、历历有验者，则了凡先生一人而已。……世俗见人力行善事，便从而讥之曰：“作善须无心，若一执著，便生望报之想。”此种议论，未尝不高明，然而阻人勇往之志多矣。农夫终岁勤动，而曰尔无望收获；士子十年辛苦，而曰汝勿想功名，彼能欣然从之乎？（憨山大师《云谷大师传》附注）
周安士先生认为，不执著的主张固然高明，然而对于世人来说，要求他们种地不求收获，读书不求功名，实在是强人所难。换言之，对于世人，只能用福报去劝诱他们行善。关于这一点，了凡先生在《积善之方》中也给予了明确回答，他在讲述子贡赎人不领取赏金、子路救人接受酬谢这两个故事后，说：“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也就是说，在评价人们的善行时，不能只看当下的效果，也要考虑是否会为后世带来不良的效应；不要只看某个人的道德水平，也要看整个天下民众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以福报劝诱民众行善，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