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进步重新命名为“创新”

“创新”一词的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开始兴起。语言上的这种变化有几个原因，而专业的经济学家，这门沉闷科学的先锋们，起到了关键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工作的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难题。5传统上，经济学家用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但到了二战后，这些因素已经根本无法解释经济的巨大回报。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假设，技术变革实际上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新的生产工具的引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洛估计，从1900年至1940年每小时人均产量翻了一番，而他的一位同行计算出，这一增长大约90%来自技术进步。十年间，索洛关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在许多经济领域成为正统，并引发了一场学术雪崩。今天，索洛的文章已经被引用超过15 000次。

如果越来越多被称为“创新”的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和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那么尝试从中获得更多是有意义的。因此，“技术创新”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当时经济学家、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都在试图运用这项秘诀。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机构就这一问题还召开了会议并发布了报告。举个例子，美国商务部在1967年发布了一份题为《技术创新：环境与管理》（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s Environment and Management）的报告。联合碳化物电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查皮（Robert Charpie）与来自商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约30名有影响力的人士共同发起了这项活动。他们将“发明与创新”置于美国进步的核心位置（引用索洛1957年的文章作为证据），并以十几条促进进步的建议作为总结。然而，大多数的想法都像“培养创新和创业人才”一样模糊。6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与今天的创新语言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在肯·罗宾逊先生2006年的TED演讲《学校扼杀了创造力吗？》中，教育改革者提出了一些听起来并不是不合时宜的观点，该视频在YouTube上有超过1500万的点击量。“一所仅仅传授信息的工程学校是一种奢侈的浪费”，《创新教育》（Education for Innovation）一书的编辑如此写道。7他认为，学校应该提供“一种创造性的体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帮助他们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做好准备迎接悬而未决的竞赛”。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任一工程项目“仅仅是传递信息”，但他坚持认为“有创造力的人为这种体制所压迫，而真正的发明和创新世界与它格格不入”。8我们会发现，制造虚幻的危机是创新演讲者的普遍习惯。

与今天的同行相比，20世纪60年代这些关于创新的报告充满了乐观情绪。当时，美国处于世界之巅，经济蓬勃发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利兰·霍沃思（Leland Haworth）在1966年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与会者：“我们知道我们目前能够取得工业霸权的关键所在。从不那么幸运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我们了解到，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不够快，只会迫使更多的人生活在令人不满的标准之下。”就像在厨房辩论中一样，美国有创新的动力，但其他国家没有。

然而，很快光芒就消失了。从1973年左右开始，美国和许多其他富裕国家的经济开始下滑。造成这次衰退的因素有很多，而经济学家们对其原因争论不休。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禁运以及其他事件提高了能源价格，加重了生产和消费的负担。欺诈和其他腐败行为导致银行倒闭，令金融部门惶惶不安。经济学家们对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胀却大幅上升。

与此同时，“进步”一词的使用频率显著下降，“创新”概念则成为一种替代，继续着变革的理想，而无须承受迫使美国社会进行结构改革的痛苦。正如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所言：“用‘创新’取代‘进步’，回避了新事物是否意味着进步的问题——这个世界可能不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我们的设备正在变得越来越新。”然而，进步总是包含某种形式的社会改善。从19世纪90年代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到20世纪70年代，进步意味着利用政府和政策来改善公民的处境。另外，创新的提倡者常常表现得好像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诞生的新产业，会（至少是间接地）自行生产必要的社会产品。

因此，如果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不能实现其最伟大的进步理想，即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那么或许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推进自己的伟大进程。在某些圈子里，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并且它仍然是我们许多政策背后激励精神的内在逻辑，比如苹果和亚马逊等盈利企业低得惊人的税率。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人）注意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并不合常理。首先，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观察人士注意到，在这个被认为是技术迅速变革的时期，经济不平等有所加剧——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到创新带来的好处。9

一种思路质疑技术是否真的在如此迅速地发生改变。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2016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最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出现在计算机、手机和其他数字技术领域，其中很多都聚焦于娱乐。这些最新的技术可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许多人对这些工具大为赞叹。但是戈登认为，他们不能与1870年到1970年间发生的技术变革相提并论，比如电力、城市卫生设施（饮用水和污水）、医药和化学（塑料）、现代建筑材料（混凝土和钢铁）、交通（汽车和飞机）、计算机、电子产品以及现代通信系统等。一些人甚至认为，今天的初创公司只是在不断完善20世纪70年代之前创造的技术，而不是创造全新的技术。

对于戈登的论点以及数字技术对经济生产率的贡献程度，人们展开了有益的辩论。现在还不清楚谁是对的，而且毫无疑问这场辩论还会继续下去。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已经开始严重担心生产率问题，而这种担忧对我们此后讨论创新的方式至关重要。

随着这些变化在战后几十年间不断酝酿，创新的倡导者们在一个似乎体现了他们所有希望的地区找到了灵感，同时这个地区还成功扛住了困扰美国其他地区的所有负面的社会和经济趋势。这个地方被称为硅谷，它非凡的转型历史为技术变革、创新、创造神话和炒作提供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