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那些事儿(洋眼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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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戏剧科班

我从北京回到日本之后,遇到一些喜欢戏剧的朋友,他们都会很关切地问长问短。他们特别担心“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的戏剧界会衰落得不成样子。

其实,他们所担心的那种情况完全不存在,只不过是他们的想象罢了。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戏剧界的局面恰恰与他们所想相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当然,去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刚发生的时候,由于“戒严令”,北京全城的戏剧演出确实一时出现过颓势。当时,军方实行宵禁,城区布满了堑壕工事,军队来往巡逻,保安队实施戒严……这样一来,北京城人心惶惶,戏剧的夜场演出只能被迫停止。当然,白天还是开场演出的,但观众也只有之前三四成的样子。

从7月27日起,侨居北京的日本人全部被集中到了交民巷,实行封闭式管理。我们躲在交民巷的建筑物里,每天都听着隆隆的炮声,所有的娱乐活动全部停止,茫然不知所措。战争会如何发展?今后的生活该怎样安排?心里都没底。即使是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我还心有余悸呢。“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硝烟弥漫的北京城,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就连那些与往年夏天一样绿森森的槐树、清香的合欢花,都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更深的恐惧与不安。但随着战事的快速推进,北京城安然无恙,一草一木都没有受到损伤。我们这些被封闭在交民巷的日本侨民,大多在半个月之内,就从“封城”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全部回到了原来的住处。当然,禁虽然解了,但从日本侨民的安全出发,还是划定了禁止活动的区域,限制日本人的活动,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摆脱了封闭式管理的阴影,出于兴奋与好奇,我便悄悄溜达到闹市区的天桥[1]一带看热闹。正如我想的那样,天桥一带既没有了往日的人头攒动,也几乎看不到那些变戏法的、唱大鼓的、说书的杂艺表演。当然,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在先农商场那边的角落里,就有五六个听众围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在听她唱河南坠子[2]呢。我记得,那天她唱的曲目叫《蓝桥会》,我也凑到前面,做了她的观众,在夏日午后炎热的阳光下,稀里糊涂地消磨了一下午的时光。

北京人看戏是有瘾的,就像吃饭一样,一天都缺不得。可是,唯独去年夏天,天桥的露天演出一直不景气,这实在也是十分无奈的事情。通常每年夏季,都是戏剧演出的淡季,许多名演员们都会休演,所以,天桥的露天剧场也就格外兴盛,但只有去年的夏季是个例外。

一般来说,到了秋天,北京的各大剧场就都开张了,阵容十分豪华。去年的阵容虽说称不上“豪华”,但也都按照惯例开张了,不能不说是令人意外的好气象。这种情况虽说有些让人感到意外,可要是仔细一琢磨,又似乎是在意料之中。

剧场老板为了招徕观众,大大降低了戏票的价格。这样一来,对于经历了七八两个月酷暑压抑的观众来说,自然是个大喜讯。这应该就是剧场票房大增的一个主要因素吧。“卢沟桥事变”在戏剧演出的淡季突然发生,众多的名伶相继从外地回到北京。这些名伶的归来,使得北京的剧场演出呈现出空前的景象。这种状况用北京人的话说,叫“随喜”。“随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普通观众能够长时间廉价地看好戏。

我们暂且不说“卢沟桥事变”,单说北京的戏剧界罢。从去年到今年可称“多事之秋”:在中国戏剧界有“十全大净”“金霸王”之美誉的金少山从上海归来,位于前门外的大剧场——第一舞台失火,名伶杨小楼、王又宸[3]去世,程继先[4]隐退,对世称“评剧大王”白玉霜[5]的“驱逐令”撤销,等等。由于这些事件都是在“卢沟桥事变”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格外引人关注。“卢沟桥事变”前后,戏剧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所幸的是兴盛依旧。这除了我前面说到的一些原因外,最主要的因素,还应该是北京人喜爱戏剧的热情吧。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向读者诸位介绍的,是有关“戏迷之都”北京的两个重要的戏剧培训机构。

作为一个戏剧的爱好者,你一定会问:在戏剧演出繁盛、戏迷众多的北京,一定有戏剧演员的培训机构吧?当然有啊!它不光是戏剧人才的培训机构,还是全年365天从来都不休息、每天都要开场演出的演出团体呢。并且,这样的演出团体备受社会各界的青睐。从这一点上来讲,日本的青年歌舞伎以及戏剧演员的培养机构是远远赶不上它的。

北京有两家戏剧教学机构,一是富连成科班,一是戏曲学校。成立这两个机构的目的,不用说,都是为了培养戏剧演员。但要是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两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教学机构。这一点,也恰恰是引起我兴趣的地方。富连成科班是家具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戏剧教学机构。可以说,当今活跃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大部分明星,都出自这里。而与之相比,戏曲学校成立只有短短八年,并没有听说出过什么能够与前辈们相提并论的知名演员。我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富连成科班是旧式的演员培养机构,而戏曲学校是后起之秀,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培训机构是具有相互对抗性质的教学机构吧。事实也正是如此。

富连成科班位于京城前门外的虎坊桥路南侧。这里聚集着100多名十一二岁至二十来岁的青少年,他们每天都要进行艰苦的训练。一天早上,我在富连成科班出身的、已经颇负盛名的叶世长[6]的陪同下,参观了富连成科班。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堵影壁[7]。再往前走,院子很长,显得特别幽深。院子的两侧是一排排狭窄的练功间,每个练功间里都有少年在练唱。我在一个练功间的黑板上,隐约看到《春秋战国史》课程留下的板书字迹。教室后面的墙壁上,贴着徒弟们画的画、练字的习作等。显然,富连成科班的学员们,除了练功之外,也在学习文化课程。不过,它的看家本领,当然还是对孩子们在技艺方面的严苛训练。关于这一点,只要看过富连成班演出的人,都会深有感触。例如,在演出《水帘洞》《金钱豹》一类讲究技能的戏的时候,其技艺之精湛,恐怕是如今任何一个剧团也比不上的。我曾经亲眼见识过富连成科班的训练是怎样的严苛,怎样的一丝不苟。应该说,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完全是平时严格训练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戏剧特别讲究技能,但那也绝非中国戏剧的全部。武艺训练之猛烈,简直超乎常人想象;而唱功以及表演的种种练习,也同样是倾注着演员心血的一种磨炼。我站在那间有些阴暗、略显寒冷的狭窄的练功房里,亲眼看着那帮孩子们专心致志地练习戏功,内心充满了感动——这不就是富连成科班出身的一代名优,如马连良、筱翠花、马富禄、谭富英等人曾经走过的艰苦历程吗?想到这里,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

从教学方法上来看,富连成科班经常分组上课,但主、配角的功课主要还得靠个人单独练习。我去的那天,正巧遇上魏连芳在一间阴暗的练功间里辅导李世芳练习舞蹈。那天,我还与后来成为名角的黄元庆、刘元彤等少年交谈过,得知他们平日里生活简朴,衣食粗鄙,心里除演戏之外,再无杂念。

上午,他们练功结束后,下午都得登台演出。“以演促学”,也同样是他们演习技能的重要形式。演习分为“昼戏”与“夜戏”,昼夜交替着演出。而且,昼场与夜场戏的内容是不重复的。北京人既能看到富连成科班的流行剧目,也能看到难得上演的稀有剧目。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戏剧氛围中,熟识了戏剧知识,培养了对戏剧的爱好与热情。由此可见,富连成科班演出的戏剧节目,即便在盛夏之际也是场场客满,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我也曾经看过戏曲学校的演出,氛围完全不同。戏曲学校的学生都住校,学费一概免除。但作为交换条件,每天下午的演出也是没有报酬的。在这一点上,倒是与富连成科班的制度完全一样。不过,与富连成科班把技艺训练放在第一位的做法相比,戏曲学校采用的完全是现代学校的教学方式。所以,两者相比,戏曲学校的设施是一流的,是富连成科班所无法相比的。

富连成科班开设在前门外,是个很嘈杂的地方。而戏曲学校则位于北京大学北边的河沿旁,环境十分清雅幽静。由于戏曲学校距离我的住所很近,所以,平时散步时,我都会从学校的门前经过。学生们去外场演出,都是乘大客车前往剧场。这一点也是富连成科班的少年们所望尘莫及的。富连成科班的学徒们一般都徒步,或是坐着脏兮兮的洋车去剧场。

戏曲学校的课程安排,远比富连成科班全面。习字、绘画、作文、历史这样的一般课程就不用说了,还开设了英语、法语等外国语课程。修业年限基本上与富连成科班相同,为六年制。当时在校学生有100多名。在招生方面,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富连成科班只招男生,而戏曲学校也兼收一部分女生。戏曲学校除了有上课用的教室,还有医务室、图书馆等设施。练武室里,搭建着又宽又高的舞台。可富连成科班的练武室,既是徒弟们练武的地方,也是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戏曲学校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男女生分别有各自的宿舍。我曾经参观过戏曲学校学生宿舍的洗脸间、浴室等设施,这两家戏剧人才培训机构之间设施条件的巨大差距,令我大吃一惊。

据说北京梨园界位列青衣第一名的程砚秋,就给过戏曲学校很多帮助。但是,我看他们的演出,功底还是远不如富连成科班的。我认为,这不光是因为富连成科班成立的时间长而戏曲学校成立的时间短。作为一个培养艺术人才的机构,设施完备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教学质量和学生成才的决定因素。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富连成科班与戏曲学校,一个是“老铺”,一个是“新店”。事实上,北京人也是这样看的。而我想说的是,这两家机构,前者是中国戏剧传统“美”的代表,后者则是“新”的时代、“新”生力量的代表,它们各自都对北京演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今年春天,尚小云在京城新开办了荣春社[8]。荣春社的壮大与发展,必将为北京的戏剧培训机构带来更强有力的竞争,也会给北京未来的演艺事业带来更多新的气象。

注释

[1]天桥:是北京市原宣武区永定门内大街中段附近地区的统称。在清朝与民国年间,这里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市井娱乐中心,许多民间艺术家在天桥撂地表演,各种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民间艺术形式在这里都能够看到。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天桥地区兴建了新世界游艺园、城南游艺园等现代游艺设施。天桥文化是旧北京社会底层文化的代表。

[2]河南坠子:是由流行在河南和皖北的道情、莺歌柳书、三弦书等曲艺结合形成的比较独特的传统曲艺形式,俗称“坠子书”“简板书”或“响板书”,因使用河南坠子弦(又名坠琴)伴奏而得名。源于河南,约有一百多年历史。

[3]王又宸(1883—1938):京剧老生演员。字痴公,号幼臣,原籍山东掖县。1911年弃官从艺,辗转演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1918年曾以鸿庆班头牌老生演于天津大新舞台,与荀慧生合演《乌龙院》等剧,极受欢迎。

[4]程继先(1874—1942):京剧演员。一作程继仙,原籍安徽潜山。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程长庚之孙、鼓师程章甫之子。幼小入荣椿科班,习文武小生,与杨小楼同科。

[5]白玉霜(1907—1942):女,旦角演员,评剧表演艺术家。原名李桂珍,又名李慧敏,河北滦县人。莲花落艺人李景春之女。有“评剧皇后”之誉,“白派”艺术的创始人。

[6]叶世长(1922—2001):即叶盛长,京剧演员,文武兼长。原籍安徽安庆,生于北京。为富连成科班创始人叶春善的第五子。师从萧长华、雷喜福、张连福、马连良等。出版有口述的《梨园一叶》一书。

[7]影壁:也称照壁,古称萧墙,是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琉球传统建筑中用于遮挡视线的墙壁。作用与屏风相似。影壁可位于大门内,也可位于大门外,前者称为内影壁,后者称为外影壁。

[8]荣春社:1937年由尚小云在北京筹办,1938年正式成立。共办两科,学生以荣、春、长、喜四字排名。该社的演出剧目,除大量的传统戏外,还有许多新编本戏,如《崔猛》《荒山怪侠》《九曲黄河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