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朝和北宋两代八位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们分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和苏辙。明朝散文家茅坤曾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的名称便从此流传于世，其文章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主张文章要开孔孟之道，以此来反对当时单纯讲求形式的骈文。他的思想渊源于儒家，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其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简练，鲜明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其风格雄健奔放，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柳宗元的散文风格自然流畅，幽深明净。他一生创作丰富，议论文、传记、寓言、游记都有佳作。议论文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以《封建论》最有代表性；寓言多用来讽刺时弊，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言语尖锐，《三戒》是他著名的讽刺寓言；传记散文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略带夸张虚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柳文中的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宗元也因而被称为“游记之祖”。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记”。这“八记”并非单纯的景物描摹，而往往是在景物中抒写胸中种种不平，寓意深远，使得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

柳宗元的散文语言简练生动。他常运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的创作手法谋篇布局，使得文章意趣横生。此外，柳文多用短句，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这是他汲取骈文之长所致。

欧阳修一生写了五百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约有法；议论既纡徐有致，又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语句圆润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

最能体现他散文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作品。他的这类散文，无论状物写景，还是叙事怀人，都显得楚楚动人，如他最著名的《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四时的景色和早晚的变化以及人们游玩山间的情景，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抒发了一种摆脱束缚后，从容怡然而又怅惘若失的情怀。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婉转见长。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擅长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很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辩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寄欧阳舍人书》，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改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辞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如《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又曲折多变。

苏轼的散文以雄健恣肆见长。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这段话概括简短，准确地说明了其散文艺术风格的主要特点。他的政论文，立论范围广泛而主旨分明，往往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气势恢宏；他的记叙性散文，叙议相长，铺张扬厉，汪洋恣肆。即便是随笔、序跋、书札一类的杂文，或谈艺论道，或抒写襟怀，或描景状物，或记人叙事，也莫不如行云流水，波澜迭出，变幻莫测。如他所言：“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沈德潜说他的风格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

苏轼的散文，首先以其政治论文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留侯论》《晁错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借描画和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特别可取之处，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更重要的是依靠广博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淡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淡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唐宋八大家散文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发展并完善了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影响了元、明、清各代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创作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书收录了唐宋八大家散文共一百余篇。每篇文章分为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题解点明散文的主题，语言简洁明了；注释与译文是对难以理解的字词、短语等进行解释，对全文进行白话翻译，文通语顺，便于阅读、赏析。通过以上几个类项，读者可以从宏观到微观赏析古文，从而得到更多的收获。书中还有唐宋八大家简介，具有资料价值。阅读本书，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古文阅读能力和欣赏水平。由于所选多为名篇，部分已收入中学教材，对学生的理解、阅读、练习也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