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
与运河城市本身一样，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在文化冲突、碰撞与交流中，大运河还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而不仅仅只是一条南北、东西或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运河城市文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来，最可注重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因而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清陈森《绘图品花宝鉴》书影
尽管没有《二京赋》《三都赋》的铺陈与繁丽，没有《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的沉吟与低徊，也没有《清明上河图》的直观与完整，在以城市与市民为主要内容的明清小说中，大运河还是为自己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感性擦痕与历史镜头。
如《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甲是浙江绍兴府人氏，“自幼读书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于北雍”。后来与杜十娘相识，两人走水路从京城回来，“再说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陆从舟。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转回之便，讲定船钱，包了舱口……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别雇了民船，安放行李。约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在瓜州不幸结识孙富，最终出卖了杜十娘，杜十娘万念俱灰，投江自尽，在运河上演出了一幕悲惨凄美的爱情故事。再如《品花宝鉴》中也有涉及苏州梨园和大运河的故事。
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插图
又如《警世通言》卷一讲述明朝永乐年间，北直隶涿州人苏云往浙江金华府兰溪县赴任，“此去是水路，该用船只”。小说讲到，当时不论客货私货，只要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便可免一路税课，所以船家不仅不要船钱，反而要送几十两银子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苏知县同家小下了官舱，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黄河，过了扬州广陵驿，将近仪真。因船是年远的，又带货太重，发起漏来，满船人都慌了。苏知县叫快快拢岸，一时间将家眷行李都搬上岸来”。但不幸遭遇强人，苏云被“棕缆捆作一团，如一只馄饨相似，向水面扑通的撺将下去”。类似的故事又见于《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小说写扬州员外苗天秀的家人苗青与小妾刁氏私通，被发现后被痛打一顿，“誓欲逐之”。此时，天秀的表兄、东京开封府通判黄美寄书信来，邀其去东京游玩，兼谋前程。于是苗天秀带着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装，多打点两箱金银，载一船货物”，“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停泊在陕湾，不料搭的船只却是贼船。两个舟子皆是不善之徒，苗青就和舟子合谋杀死苗天秀，苗青另搭了船只，载至临清码头上做起了生意来。”如果将包括它们在内的各种细节全部串联起来，一定可望获得一部完整的以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化为主题的运河城市文化史。
大运河中的漕运景象。《康熙南巡图》（局部）
这部历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拾遗补缺，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民俗学、文学、史学、区域文化等学术价值，也可以为今天运河城市进行文化城市建设、文化创意产业研发、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源、灵感与思路。
由于在古代城市体系中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中缺乏自己的代表，所以在历史上意义十分重要的大运河城市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局限与遗憾。但六千里运河上一座座曾灯火辉煌、无限繁华的城市，并没有因为受到歧视与打击而颓废与止足不前。直到今天，大运河城市群仍在顽强地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如连接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京杭运河江苏段，常年有13个省、市的船舶往来，一直承担着长三角地区大宗物资中转集散和北煤南运的战略任务。其中苏北运河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年货运量接近1.2亿吨，苏南运河则是大宗建材、生产资料的主要运输通道，其2006年时还有相当于沪宁铁路四五条单线或六条沪宁高速公路的年货运量。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古老的运河城市群再一次以它巨大的文化遗产价值震惊了世界。与世界上其他运河相比，中国大运河的优势十分明显。如198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西班牙塞戈维亚古城与罗马时代的高架引水渠，它建于公元前1世纪，但长度只有813米，只是一个古建类的水利设施。又如199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法国米迪运河，它的全部家底是：建于1667至1694年，全长240公里，航运水道网络360公里，328个建筑物（闸、导水渠、桥、隧道等）。再如200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加拿大里多运河(Rideau Canal)，它起于渥太华终于金斯顿，由河流、湖泊、人工运河将安大略东部的城镇连接起来，全长只有202公里。(23)中国大运河不仅有漫长的河道，无数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及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庙宇和驿站，同时也是一个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与集群性的城市文化形态，由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商丘、开封、郑州、洛阳、徐州、淮安、高邮、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城市构成，无论是时间的早晚，运河的长度，还是空间规模本身，都是前三条运河无法相提并论的。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要功能区和承载地中国大运河传承保护利用应以运河城市群的主体形态为总体战略框架，才能更深刻与全面地展示其特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这不仅可进一步增加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彰显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体框架与支撑体系，同时也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基于大运河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本书以运河两岸21座重要城市为对象，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整理其文化资产和生活方式，着力阐述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重要内涵，努力展示其作为彰显文化自信亮丽名片的人文精神与文明价值，为加强运河世界遗产保护、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略尽绵薄之力，共同期待两岸万家灯火、水上千帆竟发的运河繁华景象再次到来。
淮阴运河古二头闸（鲍昆等摄）
(1) 李韵：《大运河保护应遵循“原真性”“完整性”》，《光明日报》2007年3月12日。
(2) ［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3) ［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10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
(4) 何荣昌：《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页。
(5) 李韵：《大运河保护应遵循“原真性”“完整性”》，《光明日报》2007年3月12日。
(6) 何荣昌：《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322页。
(7) 阎守诚：《隋唐小说中的运河》，《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8) 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郁达夫游记》，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26页。
(9) 刘士林：《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10) 何荣昌：《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322页。
(11) 李伯重等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2)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13) 转引自陈凤珍：《汴河与开封》，《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14) 马正林：《唐宋运河述论》，《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15) 《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6页。
(16) 傅衣凌：《明清时代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17) 转引自刘泽贵等：《独占鳌头看临清》，《平原晚报》2005年8月10日。
(18) 何荣昌：《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
(19) 翁俊雄：《唐宋运河之古今》，《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20) 田余庆、李孝聪：《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21) 李志庭、楼毅生：《运河与杭州》，《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44页。
(22)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23) 《世界各国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情况的比较研究》，《光明日报》2007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