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个小小的土坡下，

曾是一个个胖乎乎的小人儿……

玩伴，假日，坚果，

还有大大小小的憧憬

奇怪，如此努力奔跑的脚

竟止步于这样小的目标！

——艾米莉·狄金森《时间与永恒》

在新英格兰，我长大的地方，石头上面刻写着400多年来关于疾病和发展的历史。竖立着的干燥石墙，见证了人们当年将森林和荒野改造成田地和牧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陈旧的磨坊、堤坝、船闸、工厂等曾经构成工业时代基础的设施，依然装点着当地的风景。但或许只有那些教堂和古老家族墓地的石碑，才最能让人们与那段历史建立起直接的情感沟通。

校车站附近的街边就有这样一片古老的家族墓地。有些年，我偶尔会去那里看墓碑上镌刻的名字和日期。这一小片墓地埋葬的儿童比成年人要多，我记得有几块石碑属于不满一个月便夭折的婴儿。等读完小学，我活过的岁月已经超过了大多数长眠在那片墓地里的人。直到大学，我才第一次经历朋友或玩伴的离世。不仅仅是我，我的同龄人大多也幸运地度过了童年。

人们拥有像我这样的幸运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在1880年，也就是那片墓地中最后一位墓主离世时，美国每100名新生儿中有22人没能度过他们的第一个生日，更多的儿童则遭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非裔美国儿童的生存率更低。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1880年的美国也并不算贫穷。当时的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而且在南北战争前的20年里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民众的文化程度和营养水平也高于其他国家的公民。然而，美国人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相比之前却有所下降。

1880年，造成美国婴儿和儿童死亡的主要凶手是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原生动物，这些生物会导致传染病并引发人体反应。天花、黄热病和伤寒造成的可怕疫情，促使美国和欧洲那些正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政府推广天花疫苗接种和隔离检疫等措施。然而，像肺炎、麻疹、痢疾、猩红热和肺结核这样的常见传染病，却始终无情地侵害着美国儿童的健康。直到几十年之后，人们才发明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有效药物。而在当时，医生诊疗和药房方剂对于儿童健康的作用可能是利害参半的。

在19世纪美国女性以母亲身份为主题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儿童疾病和治疗的。从开始吃奶到出牙再到断奶，每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似乎都带来了新的感染风险。父母长期生活在子女夭折的恐惧中却无能为力，因此只能生育更多的孩子，期望其中一些能够存活下来。100多年后，在同样的地方，我的兄弟姐妹和邻家的孩子健康地生活着，这在当时一定是难以想象的。

上大学时，我对疾病及其社会影响的关注点不是历史，而是当下。在纽约市健康局实习时，这座城市正处于艾滋病危机的高峰期，我因此亲眼见证了疫情产生的后果和人们采取的应对措施。那次经历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烙印，促使我在毕业后放弃从事科学工作，转而选择有关全球健康、法律和政策的职业道路。

我第一次了解到有关寄生虫、病毒和其他传染病的历史，是从我哥哥保罗那里。那时候他从大学回来，向家里宣布自己改变了职业选择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了。他刚刚读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瘟疫与人》，书中讲述了人类与疾病的遭遇是怎样塑造历史进程的，包括毁灭他人实现征服、改变帝国的命运以及确立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也引起了我哥哥的共鸣。就这样，兴趣变成了职业，我哥哥成了一名传染病医生。为了庆祝哥哥的40岁生日，我冒昧地拨通了麦克尼尔教授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给我哥哥题赠此书。教授听闻后欣然同意，他当时已是94岁高龄，在康涅狄格州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于是，我哥哥的书架上多了这样一本首版书，里头有一行颤抖的笔迹写着：“一本你熟悉的书。”

麦克尼尔的这部巨著以及其他有关传染病历史的著作令人着迷。这些书精彩地讲述了微生物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事件，比如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征服、封建制的瓦解、印刷机的发明和非洲殖民进程的延缓等。这些书是晚餐聚会上极佳的谈资（至少在我家是这样的）。在1935年出版的《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将传染病研究描绘成在异国他乡的惊奇历险，这段描述令人过目难忘：

研究传染病是现存为数不多的真正冒险活动之一。恶龙已经屠戮殆尽，炉边的长矛也都锈迹斑斑……曾经自由自在的人类坚持不懈地驯化自己，而唯一没有减少的冒险活动，就是向那些凶猛的小家伙发起战争。它们潜藏在阴暗角落，在老鼠和各种家养动物的身体里偷偷跟踪我们；它们跟着昆虫飞来爬去，在我们吃饭、喝水甚至表达爱意的时候发动伏击。

直到在本书中写到全球健康的变化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时，我才开始重新思考传染病在过去所扮演的角色。麦克尼尔认为，尽管历史上流传着传染病挫败国王和船长们野心的精彩故事，但传染病对于世界上重要事件进程的影响不止于此。这一观点在今天依然成立。理解瘟疫在全球大事中扮演的角色，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国家的演变、城市的扩张和地理变迁、不同国家经济的迥然命运以及人们徙居的原因。本书将讲述的那些故事，并不是关于瘟疫、疾病和寄生虫如何扩散或卷土重来的，而是关于它们是如何消退的。消退起初发生在新英格兰等北美和欧洲富庶的工业化地区，最终在许多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得以实现。本书将探索它们消退的方式和影响。换言之，这部书是《瘟疫与人》一书内容的延续。

人类见证了全球抗击传染病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特别是在过去的15年里。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减少了一半。200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0万名艾滋病患者得到救治；今天，这个数字达到了1 000万。肺炎、腹泻病、麻疹、百日咳和白喉这些造成儿童死亡的主要凶手逐渐退却。曾经带来可怕病痛的脊髓灰质炎和几内亚线虫病即将彻底消失，它们将和天花一样，成为人类成功根除的少数几种疾病之一。诚然，每年仍有许多的儿童和成人死于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减少瘟疫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无法保证将持续下去。近年来暴发的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疫情提醒我们，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的风险始终存在，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但人类不应仅仅因为与微生物的战争远未结束就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正处于人类生活经验的巨变之中。

今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导致死亡和伤残的首要原因都不再是寄生虫、病毒、细菌和其他传染病，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相比25年前，每天死于传染病的5岁以下儿童平均减少了11 000人。中非共和国的婴儿死亡率为全世界最高，但已经是该国1960年数字的一半、美国1880年数字的1/3。人们活得更久了，女性不用再像原先那样为了延续后代而生育许多孩子。

在过去，减少传染病、提高寿命和改善健康是通往繁荣和普惠的途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美国婴儿死亡率在1890—1950年这60年间的历史性下降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之一”。过去挣扎着对抗一波又一波传染病的美国城市开始繁荣发展。随着儿童生存率的提高和生育率的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了一倍多，由1870年的12%提高到1940年的26%。女童识字率也得以提升，越来越多的女孩走进校园，再不用像过去那样承担许多帮助母亲照顾众多兄弟姐妹的任务。尽管非裔美国儿童死亡率和入学率依旧落后于白人，但也有了巨大改善。

较近的一段时期内，传染病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带来的早期效果却不及以往。在许多国家，寿命的延长并没有像今天的富裕国家那样，伴随着相应程度的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这些近期传染病减少的国家，深度贫困和政局动荡不能被简单认为是经济增长等方面收效甚微的原因。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经历饥荒和政治运动的年代发起了一场针对传染病的防治运动，最终为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做好了准备。

造成抗击传染病不同效果的，实际上是取得发展的方式和时机。1880年以来，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显著增加，其中近2/3的增加是在多数传染病治疗方法发明之前就已经取得的。近年来，减少瘟疫和寄生虫依靠的是医学创新和国际援助发挥的更大作用，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社会、政治和公共卫生改革逐步战胜传染病。虽然这种方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但并不能为低收入国家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还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后果之一就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正以大多数富裕国家历史最高水平4~5倍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后果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贫穷的大都市。即便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吸引农民离开田地，前往灯红酒绿的城市，低收入国家的城市依然快速发展，并且已经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载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因素加剧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情况是大部分富裕国家在减少流行病、寄生虫和病毒的过程中未曾遇到的。由于气候变化以及富裕国家对贸易和移民日益增加的敌意，低收入国家难以充分利用传染病减少所带来的机遇，在应对这些因素带来的挑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传染病问题不再像之前那样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许多政府、基金会和国际组织都没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这些挑战造成的后果以及对后果不充分的应对都令人担忧，并且已经影响到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

简而言之，人类近年来与传染病斗争所取得的发展存在一个悖论。过去几十年在健康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重塑了世界，这个世界令人担忧，却也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取决于下一步我们如何行动。本书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个悖论发生的原因以及未来我们将面临的挑战。

这个悖论有着深刻根源和深远意义。因此，本书必须考虑广大读者的需要，涵盖科学、历史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领域。书中会使用我之前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与他人的合作著述，另外也会援引其他学者的观点和研究。这些学者既包括威廉·麦克尼尔、汉斯·辛瑟尔、保罗·德·克鲁伊夫（Paul de Kruif）等传染病历史经典巨著的作者，也包括亲身经历过微生物学进步给过去和现在的传染病防控带来的巨大改善的后辈学者。基因测序的成本在近几年显著下降，研究人员提取和检测DNA（脱氧核糖核酸）的能力大幅提升，已经能够利用诸如中世纪的牙齿、古代骨骼碎片、匈牙利木乃伊的组织、大猩猩粪便化石这样曾经不被看好的样本来源。这些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研究人员追溯人类历史中微生物起源、演变和影响的能力。

本书广泛援引了经济学、流行病学、历史学和健康领域专家的丰富著述，探索传染病减少在城市化、现代国家演变、经济发展、移民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我已尽可能地在正文中标明引用的研究成果，未标明的部分会收录在注释中。部分章节使用了图表和数据以表明观点。我在每个图示中说明了资料来源以及这些数据如何支撑本书的观点，即传染病的持续减少将和当年传染病流行一样带来重大的影响。另外，与那些关于传染病历史的著作一样，本书也将讲述一些精彩的故事。

从全球抗击传染病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取得重要和积极进展的时代。与传染病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我们的投入也应如此。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正如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进展一样，抗击瘟疫取得进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和克服这些日益显现的挑战，把握住过去健康状况改善所带来的机遇和繁荣。过去几十年，人们通过艰苦努力取得了健康和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若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会导致前功尽弃。

本书所写的不仅仅是瘟疫在历史长卷中扮演的角色，还有那些被疾病一一夺去的不计其数的生命，以及幸存者额外创造的能够拯救更多生命的宝贵机遇。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达到威廉·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所获得的成就——激发读者以不同视角审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后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