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世界是怎样开始变好的？

药在哪儿？药在那儿，在没有疾病的地方。那疾病在哪儿？疾病在没有药的地方。

——彼得·马根尼（Peter Mugyenyi）博士，2000年德班世界艾滋病大会

“我有一个办法。”

这是我在艾滋病法律项目（AIDS Law Project）工作的第一天。我刚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了这个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非政府组织，急切地希望做出点贡献。当天的周例会上，我的新老板询问谁有办法把一支奈韦拉平注射液安全地带给农村地区一位即将分娩的女性，我自告奋勇请求出战。

等待接收这支注射液的是S，一位新晋妈妈，同时也是2001年南非40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一员。那一年，每4名接受产前门诊检查的女性中就有1名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检测呈阳性，S就属于那1/4。子宫内的胎儿通常不会感染HIV，但是据估计，当时南非每年有7万名婴儿因为在分娩或哺乳期间接触了母亲的血液而受到感染。在怀孕的第八个月，S得知自己感染上了HIV，胎儿也处于危险之中。S在电视上听说有一种药可以防止婴儿患上这种疾病，但南非当时还没有这种药物。S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挺着孕肚挤上闷热拥挤的小巴，驶过尘土飞扬的崎岖道路，穿梭于非政府组织运营的诊所和宗教慈善机构之间，恳求别人告诉她怎样才能挽救自己还未出生的女儿。经一位修女提示，S拨打了一个热线电话，随后就被引荐给了我们。我的老板设法从一位医生朋友那里拿到了合适剂量的奈韦拉平。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在S分娩之前把注射液交到她手上，而分娩随时可能发生。

S和她未出生的女儿成为受害者要归咎于地点不利、运气不佳。S只与一个伴侣（一个年轻同乡）发生过性关系，但在2001年，南非的成年人中约有1/5是HIV阳性。1996年，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三药组合方案研发成功，艾滋病从可怕的杀手变成了在高收入国家可控的慢性病。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承认艾滋病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否认艾滋病是由HIV导致的——这在当时早已是科学界的共识。他坚持要找到非洲独特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依赖西方制药公司的产品。当时，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芒（Manto Tshabalala-Msimang）是总统的忠实信徒，没有任何反对党能对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构成挑战，其他政府部门也纷纷站队支持。即使制药企业向南非捐赠了奈韦拉平，政府依然拒绝批准使用。此外，其他治疗艾滋病的专利药太过昂贵，像S这样的患者根本无法负担。2001年，南非中年死亡的人口比例超过了60岁和70岁两个年龄段，其中大部分死于艾滋病。

艾滋病至少还有药可医。在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疟疾、结核病等传染病同样造成了巨大负担。其中许多疾病即便有对应的治疗药物，这些药要么是发明于殖民时期，要么是“老药新用”的兽药且通常具有一定毒性。在2001年被世界银行定义为高收入的国家中，只有6%的人死于传染病。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100例死亡中仍有54例是由传染病造成的。除艾滋病（相对较新）外，这些传染病都已经折磨了人类数千年。

散会之后，我去了厨房，从公司新买的烤面包机的包装箱中掰下一块泡沫，带回我的新办公室。虽然注射器有一个塑料针头保护帽，但它需要被牢牢固定住，以免压下柱塞。我试着用房门钥匙在泡沫上优雅地挖出一个凹槽，但发现并不起作用，于是果断改用手指。白色的泡沫颗粒撒得到处都是，有的嵌进办公室的棕色薄地毯，在那待了好几个月。就这样工作了1个小时后，注射器终于严丝合缝地放进了泡沫。由于药物不需要冷藏，我们将它直接邮寄给住在S家附近的一位联络人，送达时注射器完好无损。两天后S临产，助产士在她开始分娩的时候给她注射了药物。她的女儿出生时一切健康，后来HIV检测也呈阴性。S使用婴儿配方奶粉喂养孩子，并在6个月后为她加强了一针奈韦拉平，这些都有助于维持婴儿的健康状态，防止她通过母乳感染HIV。

2002年，艾滋病法律项目和它的姊妹组织“治疗行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在法庭上赢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法院判决南非政府应当向携带HIV的孕妇提供奈韦拉平。但南非政府仍然不执行判决，于是我们在约翰内斯堡中心商务区举行游行，在首都比勒陀利亚的街道上演出死亡场景以示抗议。我的同事无所畏惧，直接起诉跨国公司对HIV救命药定价过高。经过两年的努力，南非政府终于开始执行法院命令，抗HIV治疗逐渐普及。一直到2006年，南非卫生部长都还在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宣传政府支持的植物疗法，这种疗法使用的药方包含大蒜、甜菜根和橄榄油。姆贝基总统于2008年卸任后，南非政府对抗HIV治疗项目的抵制才完全平息。

图1.1 艾滋病患者权益活动人士在南非开普敦参加抗议活动

资料来源：安娜·泽明斯基（Anna Zieminski）；摄于2001年11月26日；法新社/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

在此期间，我身边陆续有人因艾滋病去世，其中包括我的客户、抗议领袖和同事的好友。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估计，由于南非政府拒绝实施可行的治疗方案和预防计划，额外有3.5万名婴儿出生时就被感染HIV，33万人死于艾滋病。这可能只是保守估计，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原本可以避免感染HIV的婴儿的人数几乎是上述保守估计数字的两倍。在南非期间，我积极投身诉讼和抗议活动，努力为扩大治疗可及性做出贡献。不过老板开玩笑说，琢磨出寄注射器的点子或许才是我在那儿做过的最有用的事情，我对此倒也无法反驳。

我只见过S一次，我告诉她：你是你女儿的英雄。后来她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我至今仍然会想起S和她的女儿，她的女儿现在应该有16岁了。

我在南非的时候，全球健康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极不平衡的时期，尤其是以历史标准来衡量。尽管目前大多数传染病都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这一特征形成于相对较近的一段历史时期，最早也不过是追溯到20世纪初。瘟疫曾经在北美、北欧和东亚等温带地区广泛传播。然而到200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因传染病死亡的比例已经比高收入国家高出将近9倍。传染病地理分布上的这种巨大差异可能是数百年来，甚至是人类结束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生活以来从未有过的。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然后在高收入国家中缓慢下降。人类努力克服文明进步给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传播趋势却反映出了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平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