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三反”运动

新“三反”，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三反”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其范围仅局限在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而在县及县以下范围基本上没有开展，加之“三反”运动主要是反贪污、反浪费，对官僚主义没有实质性的触动，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干部中滋生着极为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其为所欲为、违法乱纪现象十分严重，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为此，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必须引起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该指示指出，我们只是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11]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从1953年起，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12]此后，以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新三反”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

195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三反”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在3月、4月、5月着重在大区一级、省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三级检查领导机关和相关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将检查县区乡三级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作为典型试办，取得经验，以利推广；在6月、7月、8月、9月应配合大选工作在县区乡三级着重检查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同时继续检查大区、省市和专区的官僚主义。

“新三反”运动一方面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各地通过处理大量积压的人民来信，找准了运动的突破口。人民来信批评党政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偏向，反映的情况真实、详尽，是克服和揭发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在听取群众揭发和批评过程中，检查各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问题，再针对这些问题，抓住典型事件，严肃处理，教育一般干部。运动采取“边反、边防、边建”的方针。“反”就是处理案件；“防”主要是指对党员干部进行认真教育，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建”则是指进行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如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运动的基本做法是进行批评教育、处理典型案件和制度建设相结合。通过严肃处理一批典型案件，既做到了杀一儆百，又起到了教育和防范作用。

“新三反”运动另一方面从派检查组检查具体工作入手。各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和处理党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检查组在深入基层检查和落实中心工作过程中，发现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比较严重，并向中央做了报告。1953年3月1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做了《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分析了“五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要求各地必须在“新三反”运动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从3月底开始，各地陆续将解决“五多”问题作为反官僚主义的重要内容来抓。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到重点解决“五多”问题，“新三反”运动的重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53年夏季以后，“新三反”运动又从解决“五多”问题，转而重点反对分散主义。这样，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与反对分散主义相结合，持续了半年多的“新三反”运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新三反”区别于“三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脱离当时的工作，没有采取专门性的、单纯运动方式，而是与中心工作结合、围绕中心工作并在检查和落实中心工作的过程中进行的运动。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对此，1953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解释说：“因为官僚主义现象是表现在各项具体工作上的，离开了对各项工作的具体检查，就无从发现和纠正官僚主义；如果离开了当前的重要工作，放松了当前的重要工作，去孤立地进行什么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只是发现不了因而也打击不到官僚主义的要害，而且还会因为放弃了或放松了当前的重大工作，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的损失。”“我们必须紧密地结合当前的各项工作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而决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单独的运动，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一斗争作为短时期内压倒一切的突击任务，更不能用去年‘三反’的方法来开展这个斗争。”全国各地及各机关在开展“新三反”运动中，基本上按照中央规定的这种方式进行。

总的来说，经过“新三反”运动，党政各级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得到了遏制和部分纠正，机关干部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发生了较大变化，端正了党风，提高了党员干部的觉悟，增强了群众观念，改善了工作方法，提升了党组织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基本上达到了运动初期所规定的阶段性目标。这场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是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为此后解决各级党政机构内部的官僚主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