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藏边境口岸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西藏的边境贸易虽然经历了高速发展，但支撑边贸和边境口岸发展的条件仍总体薄弱，存在一些突出的制约因素。阻碍西藏边境口岸发展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际关系问题，主要是与印度的关系问题；二是基础设施问题，特别是交通设施落后；三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其中既有国家层面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有西藏自身的经济发展问题。
一 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中印边界问题的影响
国际关系正常化是开展边境贸易的基本前提。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与印度的关系会对西藏边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与印度的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着西藏与印度的边境贸易。
1.亚东口岸全面恢复开放问题
自1962年印度关闭亚东口岸后，经过40余年的中断，亚东乃堆拉山口贸易通道于2006年重新开放。乃堆拉通道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二五”时期以来，边境贸易规模增长很快，2006～2014年贸易额增长了50余倍。尽管有如此快速的增长，但是具有中印贸易突出地缘优势的亚东口岸所实现的贸易额，还不到中印贸易总额的1%。
目前，从中印两国边境贸易的情况看，民间的积极性很高，但军方控制较严，目前双方仍执行1960年代制定的贸易清单，此清单上仅允许29种印度产品出口中国、15种中国产品出口印度。按照这一贸易清单，印度政府允许通过乃堆拉山口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有农具、毯子、铜器、布料、自行车、咖啡、茶、大麦、米、面粉、干果、蔬菜、植物油、蔗糖、烟草、鼻烟、调味品、鞋、煤油、文具、器具、小麦、酒、奶制品、罐头、香烟、草药、棕榈油、五金；允许自中国进口的商品有山羊皮、绵羊皮、羊毛、生丝、牦牛尾、牦牛毛、陶土、硼砂、黄油、山羊绒、粗盐、马、山羊、绵羊等。陈旧和不符合实际的贸易清单对经过亚东口岸的贸易活动造成严重制约，而这一制约因素的根源则在于尚未根本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以及1960年代的中印边界冲突，特别是1967年中印乃堆拉山口事件所造成的旧痕。
因此，只有实现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亚东口岸的开放与发展才具备稳定、安全的环境。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在中印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已经确认中印边界问题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有利于亚东口岸的恢复开放和相应的贸易发展。
2.山南地区边界问题
山南地区的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从拉萨到山南泽当镇的距离不到200公里，再经山南出境到印方铁路线和印度洋海岸的加尔各答等大港的距离很短，地形及地质条件也较好，交通建设的成本较低。但目前由于边界问题未解决，几十年来印度在其一侧不断建设基础设施和进行移民布兵，建立了伪“阿鲁纳恰尔邦”，所以这里没有口岸，无法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只能进行边民互市贸易。
（二）国际负面政治力量的影响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际上有一部分人否认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支持、纵容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给西藏地区的稳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同时陷入一种“崛起困境”[7]，为此中国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达赖集团则企图利用中国面临的国际约束，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这也加大了西藏地区维稳工作的压力。未来一个时期里，达赖集团仍有可能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西藏的稳定环境，这也成为西藏边境贸易和口岸发展面临的一个潜在不稳定因素。
从印度方面来看，印度国内政治力量角力可能会影响对华关系，对西藏的通道地位及对外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印度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对华关系都是各党派在争夺国内支持力量时习惯使用的一张牌。由于印度国内无法接受1960年代对华战争失败的结果[8]，以及中印经济发展方面形成的反差和中印领土争端，印度国内看待中国的心态复杂，这给各派力量提供了利用中国因素来拉拢支持者的空间，也会对中印关系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尤其在贸易合作等具体操作层面上，影响将更加直接，对亚东口岸实行的货物贸易清单制度就是一例。
（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制约
在国际政治方面，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首先，美国的单边政策导致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持续紧张；其次，“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未来一个时期，由于经济力量变化带来的权力转移及力量争夺，国际力量格局将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也会给中国与南亚，特别是中印关系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在国际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在通过一体化的深入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福利分享的同时，也使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深入全球每一个角落，使之共损共荣，相互影响。随着国际化的日益深入，西藏经济无法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必然会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西藏各边境口岸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落后，是制约口岸发展的瓶颈因素。
首先，边境口岸区域的交通条件总体落后。西藏各口岸对内对外交通道路普遍等级差、密度低，通过能力差甚至不通公路，难以适应口岸贸易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加以改善。
影响各口岸交通条件的突出因素，一是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和地形地质条件，这直接决定了建设的难度和交通的保障程度；二是投入力度，这决定了建设的能力。目前对于海拔较高、大雪封山季节较长的贸易通道来说，道路制约尤为明显，每年贸易通道通行时间短，只能集中在气候较好的5～10月。夏季降水分布集中，多雨季节不仅造成路面湿滑泥泞，还会导致泥石流而使交通中断。不仅如此，一些口岸还缺乏必要的道路条件，如日屋口岸贸易主通道车不达山口尚不通公路、普兰口岸对印通道强拉山口也未通公路，其贸易方式均以人背马驮的易货贸易为主。而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樟木、吉隆和亚东口岸，则因多高山峡谷，建设用地缺乏，建设难度大，这在樟木口岸表现得十分突出。樟木口岸处于一个狭小的山谷地带，由于地质和气候条件作用，滑坡、泥石流和地震灾害频发。虽然经过治理后，樟木地表层滑坡得到有效控制，发生大范围的地质滑坡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小范围内局部地区依然存在滑坡危险。特别是，这里处在青藏高原和南亚大陆的断裂带上，一旦遭遇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25”尼泊尔大地震就使樟木口岸严重受灾。同时，其建设空间严重不足，大部分建筑只能依山而建，不具备修建宽阔的多车道道路的条件，建设的技术难度也较大，因而其交通制约难以得到迅速缓解，必须加大投入力度，尽快打通和改善主要交通通道。
其次，电力短缺。尽管西藏水电资源丰富，但由于电力工业落后，电力供应也不充足，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用电、丰水期和枯水期用电等均存在一定矛盾，电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目前樟木口岸、吉隆口岸尚未被纳入藏中电网供电范围，电力保障率低，电力供求矛盾突出，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除交通和电力外，口岸城镇的市政设施建设也不完善，特别是排水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垃圾收集与处理设施普遍缺乏，城镇管理较为欠缺，口岸城镇的承载力、运行效率和人居环境受到较大影响。
三 经济层面的一定制约
经济层面问题是指从不同角度影响西藏边境贸易发展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包括西藏贸易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问题，西藏自身可贸易产品即所谓自产产品对外贸的支撑能力问题，区外产品贸易中的产品质量问题，边境贸易中存在的顺差问题以及造成这一问题的边境贸易政策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把顺差问题放在最后论述，但绝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进一步发展西藏边境贸易的前提条件，因为面对一个购买力很低的市场，贸易是无法得到发展的。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自1996年内需不足问题逐渐显现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就日渐突出，其基本表现就是投资与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这不仅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内需不足的核心是消费需求不足。2013年，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我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只占36%，其中大部分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而与此同时，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却高达48%，如果再加上占GDP 2%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我国的储蓄率高达50%。
内需不足和储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外贸依存度和贸易顺差过大。这不仅加剧了国际经济摩擦，而且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效益下降，经济运行风险加大。因此，如何扭转这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已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此，中央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政策的着力点，并提出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因此，总的来看，西藏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是扩大内需，这对于西藏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对于西藏来说，发展与内地的贸易，扩大对内地的商品与劳务输出，具有与出口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同样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与内地的交往将更加便捷，西藏的一些特色产品在内地有着广阔的市场。所以，如何处理对外贸易与对内地贸易的关系就成了摆在西藏贸易发展战略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西藏特色产业弱小
虽然和平解放后，尤其是中央四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西藏通过自身努力并在其他省份的援助下，特色产业得到培育和发展，但西藏工业化仍处于较低水平，现代工业很不发达，在产业发展和结构演进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其在产业结构中的高比重与其内部结构不相协调，多源于政策和投资的强力拉动，特别是中央财政的直接补贴[9]。产业发展的约束在西藏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中表现十分突出。从表3-11可以看出，1999～2001年、2005～2007年，西藏自产出口产品主要是粮油食品、畜产品、中药材和地毯以及部分轻工产品，在贸易总额中占比很低。以2007年为例，西藏自产产品出口额达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48%，其中，虫草、羊毛及羊绒、大蒜、木制品和枸杞居前5位，出口额分别达到0.34亿美元、648.03万美元、394.75万美元、198.4万美元和65.91万美元。
表3-11 1999～2007年西藏对外出口主要商品出口额
由于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尽管过去几年西藏自产产品出口额及其占出口总额的份额都在稳定增加，但自产产品的出口仍然不是西藏出口的主力。西藏自产产品出口从2000年的410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51万美元，增加了十几倍，在外贸出口中所占份额也增加了3倍多。但即使是在份额最高的2004年，自产产品也只占外贸出口的1/5强（见表2-17）。
要使出口真正获得较大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发展能够惠及西藏经济发展，对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贡献，就必须在发展贸易过程中主动提升自产产品比例，而这主要依靠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出口产业基地的培育。
但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决定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外产品贸易比自产产品贸易的规模更大，对西藏口岸发展的影响力也更强。这是因为，尽管西藏有丰富的待开发的资源，但同时西藏也是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一切活动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先；另外，西藏的自然条件也决定了其不适宜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因此，这些因素将制约西藏可贸易产品的发展，即使发展，也需要较高的成本。从长远来看，可贸易产品的可能规模就成为西藏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从现实来看，应继续坚持将区外产品贸易作为西藏口岸发展的重点，相应增强各边境口岸在相关服务方面的功能，依靠国内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西藏的边境口岸可获得发展的条件和源泉。
（三）口岸贸易中市场规制不足
如上所述，在自身可贸易产品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可能的选择就是发展区外产品贸易。许多缺少贸易资源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发达的对外贸易，原因就是它们选择了区外产品贸易方式，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而且它们都有非常完善和出色的法律等市场规制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减少贸易可能带来的纠纷，最终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目前我们在西藏边境贸易市场看到的情况是，不少产品的质量很令人担忧。把换代产品用于与经济落后地区的贸易，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换代产品不意味着就是伪劣产品。即使是对于互利性的市场交易，政府也应尽到监管的责任。在国际贸易中，产品质量问题影响的不仅是贸易对象国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影响到销售国的形象、信誉和未来的市场占有率，在这方面我国1990年代在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中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因此，不能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恰恰相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需要更为严格的法制。因此，在西藏对外贸易发展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其中政府监管责任的问题。
（四）贸易失衡与边贸政策的影响
数据表明，1998～2012年西藏边境贸易累计实现顺差数十亿美元，且几乎全部来自与尼泊尔的边境贸易。造成这一顺差的原因是中国制造业较发达，可输出商品规模巨大；而且由于尼泊尔的购买力相对低下，其大量输入商品为普通日用品，中低档服装鞋帽、纺织品，箱包，电子产品等；近年来经由尼泊尔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商品增加，也是西藏口岸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西藏对边境贸易采取鼓励支持政策，许多内地企业偏向从西藏口岸进入尼泊尔市场。
大量的顺差会造成两国的经济摩擦，甚至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必须重视目前出现的边境贸易顺差问题，积极加以解决。中国幅员辽阔且国内市场广阔，而尼泊尔经济腹地狭小，可贸易产品规模小，西藏可以依托广阔的内地市场，积极发展区外产品出口。为实现贸易平衡，应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整措施，如促进对尼泊尔的出境游，支持进口尼泊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水果、农产品、手工艺品等，以及支持尼泊尔发展印度与中国的转口贸易等。
[1]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511页。
[2]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海关志》，中国海关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1页。
[3] 即原日喀则地区，2014年6月下旬经国务院批准撤地设市。
[4] 聂拉木县提供的资料。
[5]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有关数据计算。
[6] 蓝建学：《21世纪的中国—尼泊尔关系：国家利益的视角》，《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
[7] 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8] 时宏远：《印度看中国为何心态复杂》，《时事报告》2009年第7期。
[9] 刘刚、沈镭：《1951—2004年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机理》，《地理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