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一)从疗身到“疗灵”多维推进

博济医院建成后,起初,卫辉百姓对西人、西医持疑惧态度,前去就医者也多是怀好奇心而去治疗小伤小病。但他们逐渐发现,与中医相比,西医对病症的处理与治疗效果既快且显著。再加上医院初期为了扩大影响,曾宣布“贫困病人,免费治疗”,所以病人渐增,日门诊量达50人次,最多时拥有病床30张。医疗的效果改变了人们对传教士医生及其“招数”的看法。逐渐地,一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甚至官方人士,在他们的痼疾得不到中医有效救治时,也抛弃传统识见,寻求这些新式医生的帮助。疾病被成功的治疗为这些外国传教士赢得了社会士人的尊敬,也给他们行医甚至传教带来了“绿卡”。

医院更为加拿大传教士开辟了最佳传教基地。尽管教堂设在医院内(即候诊室),但医院工作只不过是传教事业的辅助。每逢星期日,医院除留1~2名医护人员在门诊应诊外,一律到教堂做礼拜。而在平日,每天上午护士到男女门诊房清洁卫生后,布道员即开始进行教义宣传。病房更是传教的重要基地:每天下午,传教士(包括医生、护士)都要到各个病房,通过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个人接触,向他们宣传基督教文化,解释《圣经》;傍晚,男女护士负责在病房里进行祈祷等宗教服务。病难中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安与健康,在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神幻意识作用下,病人很容易将自己的疾病苦难理解为自身罪过所致,而传教士“要得救,就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等宣传,自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而且,面对以医护人员名义向自己讲道以“疗救”自己精神痛苦,关爱自己身体疾病甚或帮助解决生活问题的传教士时,病人往往无法回避。因此,加拿大传教士在豫北民众面前展现出的其实是双重身份:“抚慰”灵魂、救治疾病,即“疗灵”与疗身。

为了深入推进基督福音向豫北各界(主要是上流社会)渗透的速度,医学卫生知识也扮演了先锋角色。1915年10月4~30日,“豫省八处,即开封、卫辉、彰德、修武、焦作、怀庆、道口、武安等,依次开布道大会。颜曰道德研究会。又,开封、卫辉两处,以卫生展览会为先导”。布道大会目的明确,“非为奋兴信士之灵性,特冀吸引官绅学军商各界人士,有实行研究基督教经之决心”。[18]在卫辉,故河北道(1913年,卫辉府改称河北道,道治汲县)道尹、汲县县知事以及县城的各级各类学校校长、视学员、教育会会长、保卫团长、商务会长、公款局长、警务局长、官盐店总管等人不仅都应邀参加了大会,而且分别主持历次演讲活动,成为“河南自有教会以来,唯一无二吸引若多上流社会人士听道者也”。[19]在安排上,这次布道会将卫生讲座排在前面,且连讲两天,而听讲者由804人而969人,而1002人,而1200人,始终呈递增趋势。以卫生宣传为先导的疗身活动,即时便显现了疗身的效果:布道会召开期间,卫辉到会者中有109人签名立志入查经班研究会,3日之内,分赠广学会出版书1000余册。“疗灵”者随后的工作更为深入:对于签名者,传教士又“择日特开茶点会,以结感情,每主日由城内福音学堂开查经班……每月一次开欢心会,以谋团体之联络”[20]

这样,西医救助=福音、卫生知识=福音,再加上茶点会、欢心会,这种多维度的推进格局,使其传教活动避免了死板的口耳面授形式,不仅扩大了传播受众的规模,也提升了听讲者的层次,达到了立体发展、交叉渗透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