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疗灵”与疗身的貌离神合：借医传教在局势变化中的调适（1925～1937）

1925年及以后，中国国内及加拿大政治、经济局势不断发生变化，加拿大传教士的在华传教、行医活动再次面临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

首先，“五卅”运动以后，国内反英、日运动兴起，基督教会由于其特殊的经济来源，特殊的时代背景，成为民族运动打击的直接对象，教徒“被会匪目为吃洋教者，被军阀认为赤化通敌者，被革命军看为是帝国主义工具、文化侵略走狗”[27]，等等。深处内地的加拿大长老会因属英国领事管辖，在卫辉也遭到打击，教徒退教，学生罢课游行，百姓拒绝为传教士服务，街上商贩拒绝卖给传教士食物，甚至发生打砸教堂的行为。在教会内部，中国教徒也积极开展自立、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运动。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提高其在国民面前的形象，开始制定全国性医疗服务体系，各地、市、县医院相继成立。虽然卫辉平民医院（后改为县医院）设备简陋，仅有病床3张[28]，但它是一个方向标。随即，卫辉和新乡共有8家西医院先后成立。这些西医院虽然实力不及教会医院，但传教士仍感受到了竞争宣教对象的压力。最后，1931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加拿大国内经济衰退，对教会海外传教事业的支持力度下降，在华传教士薪金第二年即缩减了15%，中、加来往传教士人数减少，在华传教士员额相对固定[29]。加拿大在豫差会面临人手不足、经费短缺问题。

面对中、加政治、经济变局，加拿大传教士被迫进行各种调适，以摆脱被动局面。而且，针对各时段压力的侧重点不同，他们调适的内容与方式也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