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策、政治合力推动的“卫生革命”

“文革”期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大方向和主旋律。以合作医疗制度普及、赤脚医生队伍建立、三级医疗保健网形成为标志，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预防为主”的方针得以落实，没有大规模的疫情暴发，人民健康状况大为改善，使中国“在落后国家的经济水平上达到了先进国家的卫生水平”，并因此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如此成就，无不得益于由政策与政治合力推动的“卫生革命”。

“卫生革命”的提法始于1973年，当时主要是指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大力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但从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的整个历程来看，“文革”时期的农村卫生政策的确具有革命性。

首先，其革命性在于真正扭转了医疗卫生“重城市、轻农村”的情形。早在1951年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面向工农兵”的方针，但其真正落实到农村，却是在“文革”期间。1969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为什么人的问题”，[20]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从文艺界迁移到医疗卫生领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21]“很重视贫下中农，看个病什么的很照顾”[22]。从以下两组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转变。用于农村的卫生经费由1964年的16%增至1976的65%；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1965年农村只占总数的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23]因此，“在毛泽东时期，医疗改善最显著的特征是，那些最贫困和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优待”[24]。

其次，医疗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基本实现了医疗机构由营利到福利的转变。毛泽东虽不谙医术，但有一笔账算得十分清楚：“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25]正因为如此，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急于将中国引上富强之路的毛泽东才不遗余力地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普遍实行“社办国助”计划，[26]国家用于农村的卫生经费大幅度提高，不仅使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有了保障，还重点解决了县医院分院和公社卫生院的装备问题。装备品种以配齐“五大件”（30～50毫安X光机、显微镜、腹部刀包、简易手术床、手提高压消毒器）为标准，并相应分配部分配件以及标准以外的器械。

1976年，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了卫生院。广大农村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平战结合、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网，[27]基本实现了卫生部要求的“三个普及”（普及合作医疗、普及社队办土药厂、普及人民公社三级医疗网）和“三个80%”（即80%的社员参加合作医疗、80%的大队种植中草药、80%的赤脚医生参加复训学习）的目标。三级医疗保健网的建立和巩固大大方便了农民就医，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队、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为农民健康撑起了一把疏而不漏的保护伞。另外，医务人员报酬形式的转变，使医疗卫生真正成为公益性的、为农民健康保驾护航的福利事业。

医疗机构由营利到福利的转变还扭转了医疗卫生部门“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和做法。“预防为主”的方针同样于1951年提出，但是直到“文革”之前，由于农村医务人员严重缺乏，预防工作又无利可图，这一方针只能在大规模疫情暴发后，以“开展运动”的方式被动实行。1969年以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遍推广，“预防为主”才真正落到实处，不但减少了农民的发病率，而且节约了合作医疗基金。

可以说，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正是借助“文革”期间“卫生革命”这种特殊方式和毛泽东的个人影响，才使合作医疗和农民健康备受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并且充分调动了蕴藏在民间的巨大潜能。“三土四自”和“社办国助”，不但实现了民力与国力的互补，而且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最后，与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不同，“文革”中对城乡医务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教育和对乡村赤脚医生的收入保障使其人性中积极向上的部分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付出使“六二六”指示和合作医疗制度转化为农民切身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下乡医生遇俊卿如是说：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掏学费，吃的、住的、发的书，一分钱也不掏，还有公费医疗，我们是共产党培养的，我们一入大学就是国家的人了，就是一辈子进了保险箱了。所以那时候的思想教育，就是要跟共产党走，天天灌输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要到最基层，要到人民公社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整天讨论，讨论完了表决心。

1965年，选派医务人员下乡，是先开动员大会，然后大家就报名，谁也得报，谁也不能落后啊。和现在一样，四川地震了，谁去呀？都去，都表态，都写大标语：我要去！我坚决要去！那名单出来了，有谁谁高兴。有的没有选上还去找领导，要求下去。要是现在来说，那都是傻子。那时候就认为毛主席说的话千真万确。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啊！我们就相信他老人家说的话。我们那会儿最大特点是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哭哭啼啼去的，那真是高高兴兴就去了。到县医院里后，开个欢迎大会，公布名单，分配谁谁到哪个公社，公社来人接，马上就走，你还能问“那里条件好不好？远不远？”没有一个那样问的，就是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干，就是革命的螺丝钉，你不承认不行。

城市医生到农村安家落户难度大一些，但那时候政治压力太大了，一般人顶不住，不下去的人很少。我们医院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都下去了，全家都走了，带着孩子。大部分在县医院，个别的到了公社医院，“文革”结束后才回来。还有的在农村生儿育女，一大家子人了，就不会来了。我们一起去深泽下乡的医生李梦茹后来又跟着她爱人一起到赵县安家落户。她爱人思想也挺进步的，是个全科医生。“文革”后她爱人去世了，她也没有回来。[28]

在笔者对赤脚医生所做的大量访谈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等颇具时代特色的话语出现频率之高，说明当年的思想“革命化”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赤脚医生的待遇高且有保障，也是其努力付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曾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副主任刘运国在接受访谈时这样说：

当时我每天得10个工分，年终参加生产队的核算分配，和其他农民一样。当时我不到20岁，给我记壮劳动力的工分，公社卫生院每月还发3元的补贴，我已经很满足了。若24小时值班，住在卫生室，每月补助就发6元。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样用这笔钱。[29]

虽然不是所有的赤脚医生都有现金补助，但是其工分一般都比普通农民挣得多，相当于大队干部的收入水平，而且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受人尊重。

“当时做赤脚医生，没有人希望从中赚钱。给老百姓看病，得到大家的尊重和尊敬，就很有成就感。”[30]“我们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人们可崇拜了。那时候卫生室可不是好进的，多少人都想去啊！说实在的，那时候一说，谁谁在卫生室工作，就好像高人一等似的，人们都可尊敬赤脚医生了。赤脚医生全村家家户户都能走到，谁家什么屋子什么炕都了解。到谁家都捧着敬着。”“我们公社所有女赤脚医生都嫁得比较不错，大部分都是男方在外面参加工作的，后来大部分都脱离了农村。对于同龄的未婚姑娘们而言，在生产队下地干活的和在卫生室当赤脚医生的，找对象的标准截然不同。”[31]

综上所述，农村“卫生革命”是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和“文革”的政治高压合力推动的结果。毛泽东去世后，《人民日报》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戛然而止，不久“文革”结束。1979年春，在全国卫生局长会议上，余秋里、王任重两位副总理对“六二六”指示的命运作出了如下裁决：“‘六二六指示’不是正式指示，以后可以不讲了，但也不要去批它，因为是向保健医生的谈话记录，是不是准确？一个是不讲，一个是不批。”[32]从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各级领导部门发出的文件中销声匿迹。

对“文革”的否定和“六二六”指示的冷处理，如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令人惋惜。其后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以及当前“新农合”的重建，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当时的政策、措施具有正确性和有效性。

“当时的服务费用特别低，放弃这些传统医药真的十分可惜。那时候，很多中草药可以从当地采集，既有效，价格又低，很受群众欢迎。例如公社卫生院自制的复方柴胡针剂，常常用来治疗感冒，处理发烧等症状，肌肉注射后立即见效。但现在对于中药不允许这样做了，规定所有药品都要在正规的药店购买，药的质量及效果当然更有保证，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价格的确太贵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