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捐款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佛教慈善团体的募捐接受捐款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发布的征信录上。所谓征信录，就是慈善机构接受外界的捐赠款物后，向外界公布的账目明细。从某种意义上说，征信录是民国时期慈善组织的会计报告书。关于征信录的起源，日本学者夫马进指出，“征信录”这一名称大约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43]。民国佛教慈善团体的征信录一般有两种，一是印成册子，将捐款人员的姓名、各自捐款数额及用途等昭示于众，便于监督；另一种方式是在报刊上公布收支情况。在报刊上登载征信录是民国佛教慈善组织的常用做法。民国时期的佛教报刊有300多种，几乎每种报刊都登载过佛教慈善团体的征信录。一些属于佛教慈善团体主办的刊物如《正信》《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更是几乎每期都连篇累牍地登载征信录。例如，《正信》第1卷第14期上就刊登了汉口佛教正信会1932年8月的两篇征信录，一是《本会慈济团八月份收支对照表》[44]，二是《八月份收入捐款征信表》[45]。前者详细列出了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目，后者主要列出了慈济团在该月的收支类别和数目，以使捐款人和社会各界了解该团所募捐款的去向。

捐款人对佛教慈善团体的监督还体现于在捐款时指定用途，佛教慈善团体也尊重捐款人的意见，这些团体在变更善款用途时须征得捐款人同意。例如大云佛学社设有慈济部，通过筹募善款办理赈恤、放生等事项，许多善信为放生事宜乐于捐助，但对赈恤方面鲜有顾及，以至于放生款结余较多。大云佛学社感觉到“放生一事，最不易办，欲徒妥然无弊，而所放每不能多，在本部力薄心殷，承诸同志信任，随时乐助。至今颇有积款，既不敢草率从事，而又苦无法推广”[46]。1930年西北各省灾情严重，大云佛学社认为“转疏轻而济亲重，于理不甚相悖”，打算将放生余款移作西北赈灾之用，该佛学社的创始人印光法师也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惟物各有主，意难孤行，本部只付代理之责，而无变更之权，若非得助者同意，未免有专擅之嫌”，于是写信给放生款的各位捐助人征求意见，“为此略称梗概，奉达左右。可否将仁者名下，先后所助洋若干元由本部汇入移助灾赈，如蒙允许，将来掣到赈会收据，再当于敝刊中汇报，以昭信实，如尊意不以为然，仍当有本部如数保存，做他日放生之用。是否即希尅日明白示知，以便分别核转，无任企祷，此请居士慈鉴。绍兴大云佛学社慈济部谨启”[47]。

有的佛教慈善团体不时接待捐款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参观，这实际上也是捐款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捐款使用效果的一种方式。1925年初，《宁波时事公报》记者在参观宁波佛教孤儿院后，对该院孤儿教育大加赞赏。“以吾所见，惟佛教孤儿院可称毫无遗憾。该院之教育，记者仅仅以数小时参观，未能确知其优劣，惟观其教职员对于学生，无论何事，俱令其自动，教职员立于指导之地位，颇足以发展学生之个性，即如校中之应用器具俱由学生手制，而树木花卉，亦由学生自植之，又足以助长学生之创造冲动”[48]。《佛宝旬刊》在1928年对参观龙泉孤儿院有这样的报道：“日前本报社同人同社会局赵局长前往参观，见该院秩序井然，工作精细，内中惟雅科做法之规矩，石印套版之精良，较各科更高一筹，其明静和尚维持之苦心，可概见矣。”[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