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医疗史中的微观史研究

随着微观史学的兴起和影响不断扩大，它与中国历史研究的交集也开始日渐增多，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引介微观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论著[24]，同时一些西方比较重要的微观史代表性论著也被翻译出版[25]，特别是美国的华人学者王笛还立足中国史介绍了西方的微观史研究[26]。另一方面，一些微观史论著也开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涌现，这些主要有海外学者所撰著，不过近年来陆续被引入中国并翻译出版[27]。

中国史领域那些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微观史论著[28]，除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在第三章中对疾病和健康略有论及外，其他著作基本都甚少涉猎医疗健康议题[29]。这些成果都由海外学者所著，在中国，微观史研究，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整体上还相当薄弱。初看之下，似乎微观史研究在中国医疗史领域尚属空白，无可总结，不过若细致观察，则可发现，中国医疗史，作为史学界的新兴前沿性研究，在引入和践行国际新兴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显然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若仔细梳理二三十年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便不难看到，在中文学界，相当一部分对国际前沿的史学思潮，比如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和全球史等的引介和实践，乃是由中国医疗史研究者推动的[30]。尽管目前的中国医疗史领域，尚未有人明确举起“微观史”的旗帜来倡导相关研究，但其旨趣、理念和方法其实已经在一些研究中有所实践。于此不妨从此文撰者之一余新忠的研究说起。

余新忠通过近二十年中对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深切地感受到，关注生命对当今史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意义，故近年来，一直在努力依托医疗史研究倡导“生命史学”[31]。而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关怀生命，让生命回到历史，让历史回到人间，亦是微观史学的重要特征与旨趣。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在较近的一篇理念总结性的论文中提出，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将注意力聚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回到人间，聚焦健康，立足生命来探究具体生命的日常经验、感知和意义，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发展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这样的论述在主旨上显然与微观史学暗合[32]。而笔者关于清代扬州医生李炳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微观史，但似乎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微观史研究，该文对盛清时期扬州的一位医生李炳的行医人生及其身后的历史记忆做了细致的钩沉，并试图借此管窥盛清扬州的医疗状况以及传统社会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机制。该文对有限的资料做了细致的解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情网络中来理解李炳的医疗行为和心态，认为“他首先是一个缺乏心机、敢于任事的性情中人，同时也是一位性情孤傲、不善逢迎与变通的耿直古板之人”[33]。

与此同时，杨念群和辛圭焕的研究也具有类似的旨趣。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34]虽然是一项时间跨度比较大的研究，而且也没有特别论及微观史的问题，但若具体到每一章的内容，则不能不说，其研究具有相当浓厚的微观史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该书各章基本都是集中讨论一个相对较小的主题，而且都往往以个案故事的方式来引出问题，即从具体的可以确认身份的个体的故事出发，来探究近代以来中西医交会中所展现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作者有意在历史的书写上采用叙事而非传统的结构分析的方式来展开。另外在对资料的利用上，也比较多地利用了档案中的个人供述、呈文等颇为具体细微的资料。这些显然都与微观史的旨趣颇为契合。而辛圭焕有关20世纪30年代北平卫生行政与国家医疗的研究，探究对象本身就相对细微，该著从卫生概念史的梳理入手，从近代出生与死亡管理以及卫生教育、市政府的传染病管制和空间管制和城市环境与环境卫生改革三个方面对30年代北平市的卫生行政改革及其与国家医学的关系作了颇为全面细致的探讨[35]。该著的突出之处，是在一个颇为集中的时空中对卫生行政具体实施情况给予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虽然没有明确的微观史意识，但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论述的细腻程度还是叙事风格，都展现了相当的微观史色彩。而他最新的另一部专著则以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微观史研究的案例。《北京粪夫：中国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与革命》[36]一书以1950年北京市政府针对当时北京市粪夫集团的首领于德训（大粪仓主）、孙兴贵（小粪仓主）和丁镇铨（粪夫劳动者）等人展开特别调查工作的调查员的口述为因子，从日常生活史和地域史的视角关注粪夫这一城市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分析和探讨他们以及市民是如何接受国家权力的卫生改革的，并进而考察了当时北京市政府的卫生行政跟城市空间构造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同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劳动者或老百姓看成是受政治规定的被动对象，该书把日常生活看成一种不总是被政治权力规定的生活空间。正是鉴于该书显著的微观视角和细腻的叙述，以致被最新的一篇评论视为“作者按照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建构的‘小说’”。

若仔细搜寻，这样虽没有特意声明为微观史，但事实上属于微观史研究的成果还不算少，特别是台湾学者张哲嘉和李尚仁的一些研究，则可谓微观史的意味相当浓厚。比如张哲嘉的《“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与《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就是两篇非常出色的微观史研究成果。在《“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中，作者从道光十九年（1839）岁杪，清廷因不满英商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以禁运大黄相恫吓这一故事入手，非常细腻而有说服力地表明了，“大黄迷思”背后所隐藏的乃是一套涉及药性、食物、身体与方土等相互呼应的因素所组成的世界观[37]。而在《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中，张哲嘉利用晚清名医力钧的医案《崇陵病案》，细致梳理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力钧为光绪皇帝治病的经历，并着力探讨其中所展现的医患关系。该文很好地实践了从例外中发现正常的理念，尽管力钧为龙体把脉是个特殊的个案，但是透过这样的“例外”，我们仍得以省思宫廷中医患关系的实态。[38]这一研究方法在李尚仁的《健康的道德经济》一文也有很好的体现，德贞在医学上并无值得夸耀的成就，对这样的一个人的研究意义何在呢？李尚仁特别引用了微观史的研究指出，历史中一些看起来不重要但又不寻常的人与事，有时会是很有用的史学线索，加以深入分析、仔细探索所得到的历史洞见，往往不是宏观分析或是研究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所能得到的。为此，作者尤其注重将德贞的卫生论述置于其个人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脉络中考察，指出德贞的例子亦彰显出大英帝国中心的医学理论和海外医师的边陲经验之间的互动与张力[39]。另外，李尚仁的最新专著《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虽是对一个人物的研究，但其所要撰写的并非一部“伟大医师”的传记，而是希望透过细腻考察万巴德在英属殖民地及殖民母国的医学工作，对19世纪英国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大英帝国扩张与医学知识建构、现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过程，提出新的分析与看法。该书不仅利用大量的第一手私人性资料（如万巴德的书信，日记与手稿），而且也往往能从一些微小的细节问题入手来展开，颇为典型地展现了微观史研究的特色[40]。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不少有关医生或相关人物和群体的探究，虽然可能不像以上所述研究那样与微观史特别契合，但也多少具有微观史的意味[41]。

由于微观史探究的往往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个体生命，故而比较自然地会像李尚仁那样比较注重于对日记、书信等私人性记录的收集和利用，而反过来，主要借助这类资料的研究，也常常会较多地展现出微观史研究的特色和意旨。目前这类具有微观史色彩的研究在中国医疗史研究领域开始日渐增多。比如蒋竹山尝试利用日记从病人的观点出发开展研究，他以《祁忠敏公日记》为基本史料，透过祁彪佳家族的个案，以微观的方式观察江南都市士绅家族的医疗活动史和医病关系[42]。而张瑞的博士学位论文《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也重申了从病患角度书写医疗史的呼吁，并强调了日记在医疗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张瑞指出，透过日记，我们可以从病人的视角，清楚地看到“医疗活动是如何在具体的生活中展开”的。并且该文在医疗之外尤其关注到病人的疾痛叙事，对病患叙事的分析深入细致，且进入到病患的内心世界，可以说亦与微观史的研究理路有契合之处，而对于疾痛叙事的强调也无疑为我们打开了微观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43]。这类的研究还为数较多，虽然不同研究者在微观分析上能力和水平并不一致，但多少都展现了一定的微观史研究色彩[44]。

除了针对单个人物或医学群体的研究外，一些针对个别事件或物，某项研究，某个机构，或某种观念展开的医疗史研究也体现了微观史小范围的细致研究的特色。比如，雷祥麟的有关常山这一药物的研究，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发现”抗疟新药常山的过程，并以之检视“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计划，表明这个计划旨在重塑中药的关系网络，并将中医拒斥于网络之外[45]。又如张宁的研究则聚焦20世纪最重要且普遍使用的药品“阿司匹灵”，详细地追溯了德国拜耳药厂与阿司匹林的诞生及其进入中国的复杂过程，试图从“阿司匹灵”在中国的经历透视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医界与药界的关系，新药业公会对自身的定位，以及今日全球药品内容趋一的缘由等一系列问题[46]。韩依薇的《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即利用广东商业画家林华于1836～1855年间为医学传教士伯驾的肿瘤患者所作的医学绘画，通过细致分析这些绘画制作的背景、技术和内容，来探讨19世纪早期有关病态和中国人身份的信息是如何在文字和视觉文化上被传播和变化的[47]。

除了上述这些研究外，口述史的研究也值得我们关注。如游鉴明等关于台北和台中荣民总医院口述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48]尽管这些研究更多是对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但借助这些资料，无疑能为我们进行微观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到，目前中国医疗史领域中的微观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微观史研究在中国医疗史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展开，但还鲜有明确打出微观史旗帜的成果。前面的概述表明，目前具有微观史色彩的研究著作已有不少，而且涉及的领域也甚广，但只有辛圭焕和李尚仁等少数的研究著作偶有谈及微观史研究，并且均没有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论著定位为专门的微观史研究。它们往往都是从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个案史等视角展开的，但结果却暗合了微观史的理念和方法，成为或浓或淡具有微观史色彩的研究成果。

其次，目前医疗史领域出现的微观史研究，乃是当今史学界不断追求和践行“新史学”理念和方法的自然结果。当今史学发展的趋向虽然纷繁复杂，但有两点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是不再热衷于宏大叙述，特别那种大而空的研究，而较多从比较具体而细小的题目出发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立足个案的研究也已变得非常常见。二是史学研究中“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日渐得到彰显。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微观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全球史和物质文化史等，可以说都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产生的。这些史学潮流关注的侧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均包含着对具象而非抽象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和过度社会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的结合，使得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一些并未明确在微观史视野下展开的研究，却在事实上实践了微观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作为当前中国史学界追求和践行“新史学”的先行者，医疗史领域比较明显地出现这种现象，不仅自然而然，甚而也是必然的。

最后，微观史研究在目前的中国医疗史学界，尚是一个亟待兴起的潜流。上面谈到的第一个特点已经表明，微观史研究尚未成为中国医疗史中有明确标识的研究范畴，故而名其为“潜”不言而喻。但称其为亟待兴起的潜流，也就是说尚未而即将浮出水面的潮流，则是鉴于：①微观史本身的学术魅力及其学术影响正日渐扩大，而且在国际医疗史学界，微观史的研究业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②特别是在关注具体的生命，让具象的生命回到历史，让历史回到人间等学术理念和旨趣上，微观史与当前的医疗史有着高度的一致性；③在中国医疗史领域，业已出现了一批具有实际上属于微观史的研究论著，而这些研究者相当一部分都在当今医疗史界乃至中国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中青年学者；④作为新兴前沿研究，医疗史在追求和践行新兴学术潮流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具有一定的先行性。

总之，现有的研究或针对个人，或关注个别事件，或围绕某种药物，某种观念展开，它们都践行了小范围的细致研究，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可能还算不上是真正有微观史自觉意识的研究，它们在研究的细致程度，对个人或事件的社会脉络的把握（微观与宏观的勾连），以及在叙述风格等方面可能还存在较大的进展空间，但这些研究无疑表明了微观史研究无形的影响力，也为今后的微观医疗史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指明了一些可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