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对近现代德国政治思想的一种政治哲学考察

一 考察对象

何谓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从字面意思上理解，首先是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具有哲学的一般特性[1]；其次它又是以政治这一人类活动的领域[2]为其研究对象，据此和哲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政治哲学，作为对政治现实这种“实然”对象的“应然”的理论构想，具有一种内在的两面性：一面是与作为“实然”的政治现实相关所具有的特殊性，另一面是与作为“应然”的价值判断相关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实然”与“应然”两者之间保持特殊性与普遍性二者的平衡与张力，乃是政治哲学的要义与魅力之所在：如果政治哲学过度关注普遍性层面上的抽象物，那么它不仅将失去“经验的试金石”，而且还将失去使它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特殊性、偶然性和矛盾性——所谓分析的“剩余物”——从而沦为彻底的空洞无物；相反，如果政治哲学过度关注特殊性层面上的此时此地的个别经验，那么它就丧失在非此时此地的一般的指导性，也即它将丧失自身作为一门哲学理论的特质。所以，政治哲学比黑格尔（G.W.F.Hegel）所宣称的作为“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哲学更体现为一种“时代-精神”。

我们在此也须对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这对在本书中经常出现，在学界也经常被混淆的概念做出一个必要的区分：政治思想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反映和反思，而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思想的一种反映和反思。换言之，政治现实、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构成了反映和反思的一个二阶的层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政治哲学只以政治思想为其对象，它在政治思想之外，还需要经常对政治现实加以参照，盖因政治思想对政治现实的反映和反思并非充分和整全的，而充分和整全却是政治哲学所要求自身尽力实现的。

本书的主要考察对象为近现代德国政治思想，也即大致所谓的魏玛共和国前后的政治思想。魏玛共和国（1918～1933）上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下接纳粹希特勒上台。它存在之时正是德国的“正当性”的剧烈转型时期，加上当时欧洲范围内的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和相互作用，这些在魏玛德国均得到体现，使诸多的政治现实问题和诸多的政治思想得以丰富而又清楚地呈现。因此，魏玛共和国前后这段时期作为学术界反复讨论的“经典案例”，具有其特殊的理论价值。但是魏玛共和国前后的政治现实问题和政治思想又在之前有其根源，在之后有其影响，所以在此只能将考察对象泛泛地称为是近现代德国政治思想。

本书在总论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概论式地讨论考察对象、研究进路、两条线索、德国历史、“德国问题”和德国政治思想传统等本书的主要问题，这些讨论实为对之后进一步讨论所做的铺垫。此外，本书也在总论部分尝试厘清许多学界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

本书在分论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展开考察了四位近现代德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公法学家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和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目下中文学界虽然对他们几位都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充分的探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魏玛德国的语境中无足轻重——若论涉及学科的跨度、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以及在德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地位，本书所讨论的四位知识分子足以生发和辐射魏玛德国前后的整个德国政治思想界。本书之所以选择他们（而非选择其他人），除去他们大体上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前后这段时期，本身的智识背景又都是充满德国特征的[3]之外，还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在专业背景和视角上的差别，发现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都围绕着当时德国的政治现实，并且他们通过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在德国政治思想传统的语境中所进行的各种争论，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同时体现出传统的延续与时代的特征。此外，他们又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或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同时代保守主义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不同，都和纳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四人代表着德国政治思想传统在指向纳粹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把这种可能性称作“走出‘非政治的’文化”，从“文化政治”走向“政治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本书对他们的考察是双重的：一是对他们个体境遇的考察，二是对他们政治思想的考察。通过这种双重考察，我们可以更为充分地理解近现代德国政治思想。

本书最后一章（第七章）为余论（结论），讨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政爱国主义”这个观念。其实通过对围绕“宪政爱国主义”这个观念所进行的一系列争论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本书之前所讨论的内容，而且为本书留下了一个启发性和开放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