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价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就业流动研究的历史谱系与述评

一 国内外关于就业流动研究的历史谱系

对于就业流动业已形成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本书采用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用三个时间来作为度量标准，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费尔南·布罗代尔，1996）。后来他又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更明确地将历史时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历史时间相适应的概念，即结构、局势、事件（费尔南·布罗代尔，1992）。其中，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却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局势是指在较短时期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等；事件是指突发的事变，如运动、革命等。而本书对于就业流动历史谱系的综述，就有效地结合结构、局势和事件，把看似独立的、单调和表层的短时段事件，作为现象加以归纳总结，并放置于连续的、总体的长时段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寻求其中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对就业流动历史谱系的研究是探讨既稳定又缓慢变化的社会演变的进程，作为中时段的局势是就业流动研究的重点，也可以有效衔接事件和结构，以此获得全方位的审视。因此，对于历史谱系的研究将不拘于事件的细节描写，也不泛化过于宏观的结构，而是结合宏观和微观的综述。

（一）国外就业流动研究的历史谱系

1.古典理论研究阶段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是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人口迁移原因的学者。他认为人口迁移主要缘于比较经济利益的存在，由此促进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此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时经济学界对于人口流动原因的理解。英国人口学家E.G.列文斯坦（E.G.Ravenstein）是最早从人口学角度研究人口迁移，并于1885和1889年就“人口迁移规律”发表文章，在论及“经济目的的支配”中首次提出推拉规律，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因在于拉力强于推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没有学者能在人口迁移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2.注重空间特征和数量模型的实证研究阶段

1938年，赫伯尔（R.Herberle）具体阐述了列文斯坦提出的推拉规律，认为导致人口迁移的“力”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1949年戚夫（G.K.Zipf）则明确将引力概念用于人口迁移研究；1950～1960年，计量方法开始被引入人口流动的研究，并用于空间特征和数量模型的分析中，学者们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提出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理论模型，并被不同时期的学者不断修正和完善。1959年，博格（D.J.Burge）正式提出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1954年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理论，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流动的两部门人口迁移模型；1955年罗西基于费城居住流动性的调查提出人口迁移的生命周期模型；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接受二元结构的观点，但认为刘易斯模型忽视了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增加是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加入时间概念而发展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同时期的李（E.S.Lee）也修正了列文斯坦的迁移规律，提出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相关的正负因素、介入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博格更是全面而又简明地列举了人口迁移十二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六个方面的拉力因素，深化了对推拉理论的认识；此外还有乔根森（D.W.Jorgenson）于1967年在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假设；1970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acl P.Todro）提出他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丰富和完善了人口迁移模型。

3.注重微观环境中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实证研究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革命开始渗透到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学界将研究的关注点从空间结构和数量模型转移到微观环境中人的行为研究上，探讨个人或家庭户的迁移动机和决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认为家庭迁移的动力来自于家庭净收益而不是个人净收益，只有当家庭收益超过成本支出时才会产生迁移行动。家庭成员将迁移看作人力资本的家庭投资，不仅可以增加个人收入的存量，还可以使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和最大化，在外工作家庭成员的定期汇款会减轻家庭其他成员没有失业保险、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所产生的风险。可以说，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的提出，是对人们集体行动会使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79年，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与传统迁移理论有所区别的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迁移的动力放置于宏观背景下，认为城市经济二元结构及其内生的劳动力需求是迁移的动机。一般来说，在城市经济中，总是存在着工资待遇好、条件优越的主导部门和工资待遇差、条件较差的辅助部门，由此而产生对劳动力不同的需求。本地劳动力更趋向于去主导部门，主导部门常供大于求，而相对处于弱势的辅助部门，对本地劳动力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常遇到劳动力紧缺的状况，不得不转向吸收外地劳动力，从而使外地劳动力产生迁移动机。而本地劳动力不愿在辅助部门工作也是基于如下的考虑：一是工资结构上涨的刚性，主导部门在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工资长期只涨不跌，且水涨船高，迫切需要引入低成本的劳动力解决工资通胀问题；二是动机，工资上涨的边际效应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渐渐失去作用，他们更追求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的提升，常不甘于在辅助部门工作；三是经济二元性，主导部门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培训合格的可以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需要时间，因此主导部门需要稳定的劳动力来维持运作，而相比而言，辅助部门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员要求不高，因此流动性比较大；四是劳动力供给结构，辅助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常是妇女和年轻人，而这部分劳动力总是有着流动到主导部门的趋势，他们甚至情愿失业也不愿意在辅助部门工作，这也造成了城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他们的离开也加剧了辅助部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只能通过外来劳动力予以补充。

4.注重宏观环境的实证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口迁移研究加入新的时代主题，侧重于新劳动地域分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的宏观考量。克拉克和葛特勒（Clark.G.H，Meric Gertler）分析了美国1958～1975年资本与移民关系，认为资本的增长导致移民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迁移；波罗斯顿和哈利森也认为，在新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分散的生产可能需要一些外地劳动力，外国直接的投资（FDI）会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随之带来劳动力迁移；克拉克和巴拉德则有效结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方法，认为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紧密相连。

5.多学科渗透的多元化研究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使人口迁移研究产生新的特点：一是研究内容被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语境中探讨人口迁移，并糅合了人口周期与人口迁移、生命过程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的调整适应和对流入国的影响等时代元素的比较；二是研究的社会化倾向明显。新古典均衡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仍有广泛的市场和受众，但新的社会学理论形式也开始运用于人口迁移的研究，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的探讨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三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论日趋多样化。不仅有传统的抽样调查、访谈和统计分析等，还采用其他学科的典型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历史学的跨时间纵向分析法、地理学的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多学科方法广泛运用于人口迁移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保证调查资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时期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卡林顿（Carrington et al.）于1996年提出的人口迁移过程模型，他结合了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移民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做出迁移决策时的前瞻性思考以及移民过程的区位与社区选择等。除此，还有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人口迁移模型，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核心—周边”的结构模式，国际劳工出现自发的非平衡发展过程，使人口迁移流动产生区位格局。

（二）国内就业流动研究的历史谱系

1.就业流动研究的发展萌芽（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8年）

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于就业流动的认识还处于初始阶段，更多理解为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早期的流动和迁移研究由于资料缺乏，研究多基于小规模的调查分析，以此作为讨论人口迁移的分析框架。比如仇为之1981年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第一次对中国的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探讨（仇为之，1981）；田方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田方，1986）；胡焕庸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和孙敬之主编的《中国人口》（孙敬之，1987）都对人口迁移有了专门章节的讨论；李德滨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李德滨，1987）对于黑龙江移民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学者的论著都为日后人口迁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但当时获得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户籍登记机关提供的全国人口迁移数据，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偏差，难以形成系统、可靠的统计资料，因此这阶段对于就业流动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2.就业流动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1988～1995）

1988～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的大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背景深入探讨人口迁移，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而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迁移的综合性研究，涵盖人口迁移的现状、过程、流向和结构特征等方面；还有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主题的研究；以及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库区移民、婚姻迁移、跨国流动等专题的研究（杨云彦，1999）。70年代以来的研究文献和量化分析，主要集中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问题、迁移人口特征及其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政策性移民正确性的讨论，包括80年代向西北地区移民的讨论和90年代对三峡工程性移民的讨论；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政策研究，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等；历史上迁移人口的状况；国外华人的研究是此阶段的研究重点，既有全国范围的整体把握又有区域性的局部考察。在实证调查方面，80年代中期起，随着民工潮的产生和流入城市，我国东中部地区几个特大城市相继开展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的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关注人口迁移流动问题，获得的有效数据成为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审视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民工潮”，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数理统计方面，《中国人口》丛书的出版，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和素材（庄亚儿，1995）。除此，还有李梦白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和分析（李梦白，1991），杨云彦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流动状况的详尽分析（杨云彦，1994），彭勋对于人口迁移学科体系的探讨和构建（彭勋，1992），这些学者都以丰富的数理统计资料全面立体化地呈现当时人口迁移的状况，并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

3.就业流动研究的稳固发展阶段（1995～200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迁移的研究开始引入国外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创新，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流动的动因、影响流动决策和行动的相关因素、流动人口的地理分布情况、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的数量和回流的存量、劳动力回流后的安置问题；以及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带来的正向和负向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和适应，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随迁子女的教育，留守子女的抚养和心理问题等方面，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使人口迁移研究走向深入并取得一定的进展。对于流动人口迁移的动因，学者们也有自成体系的解释，比如推—拉作用说（辜胜阻、简新华，1994；陈吉元，1996），基于第一代和第二代流动人口比较的生存理性说和发展理性说（刘成斌，2007），农村劳动力剩余说（蔡昉，2002）。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学界普遍认为，户籍制度是最主要的障碍，有着“社会屏蔽”的功能（刘强，2002），也造成流动群体的城市边缘化（王春光，2003）。该时期的研究还关注人口流动对城市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郝虹生，1998）。还有一些主题被重点讨论，比如环境移民、婚姻迁移、跨国移民和流动等。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细化了人口迁移的统计项目，添加了对市县镇内部的迁移流量和流向情况的统计，还有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都为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数据基础。

4.就业流动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针对流动人口群体的不断扩大和对城市、乡村造成的一系列变迁，学者们也探讨了流动人口的城市管理和服务，研究视角从加强管理到管理与服务并重，再到均等化服务的变化过程（李玲，2001；张枫，2006；曹景椿，2001）。还有对迁移人口的属性研究、人口迁移空间格局、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口迁移的政策研究等方面的探讨，并形成一系列的相关文献（见表2-1）。随着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不少学者也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新生代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问题、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转变等。

表2-1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二 文献述评

纵观国内外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文献和实证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迁移的研究领域正在逐步拓宽，研究数量正在逐步增多，研究主题日趋多元化，对人口迁移的现状和特征、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和适应都有相应的成果积累，并取得一定的理论建树。但我们也要看到，以往国内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对迁移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系统数量模型的建构；即使是定量分析，也主要采用简单的相关和回归分析，没有采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测量指标和结构方程，所得到的结果也仅仅表明人口迁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忽略了家庭和个人主观感受等微观层面的考量，没有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体系。对于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没有相应的理论提炼，高级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的运用以及纵向的数据比较还没有形成惯例；此外，对国外迁移模型和研究视角的把握也主要是模仿和借鉴，并没有结合中国特殊语境的本土化研究方法，无法形成自成一体的方法论体系；且对于未来迁移方向和迁移流量的预测和估计，缺乏指标体系的有力支撑，不足以提出切合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决策支持。

因此，未来人口迁移研究需要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对迁移和流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概念作标准化界定，提出能涵盖多方因素的概括性认识，并结合实践进行解读；第二，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如何与调查实践结合起来，并以此获得更为准确详尽的数据，用以体现研究的调查目的；第三，迁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现有的研究更多是文献综述法、问卷调查法等，可以增加人类学的个案访谈法和情境分析法，设计结构和半结构的访谈问题，使访谈对象表达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又能有心理学中头脑风暴法式的畅所欲言，并对访谈资料进行深加工和厚描述，深化对问题本质的进一步了解；第四，迁移研究中的模型和方法运用问题，应结合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模型，对其运作逻辑和规律进行总结和提炼，创造出体现本学科特色的研究模型，另外，测量指标体系和影响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形成全面系统的建构，特别是论证的工具，不再囿于传统简单的相关和回归分析中，而能采用其他学科适合的分析工具，如管理学的结构方程模型；第五，对于迁移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研究，预测未来可以有助于政策建议的拟定，并使得政策的实施更有落脚点和实际操作性，但对于未来预测的前瞻性思考总是带有风险性，没有基于实证数据和访谈结果的任何结论都是武断，都无法体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必须有甘于吃苦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把握数据的联系和规律性，并达致高瞻远瞩的预测，从而对政策建议和宏观管理有所裨益；第六，加强多学科、多视角、全程性的人口迁移研究。将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体系渗透到研究中去，使研究不局限于社会学固有的思维定式和方法运用，得以拓展视野并进行整体把握。此外，人口迁移的研究是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对一个地区和一个时间点的描述和探讨总是有失偏颇，需要把研究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经常的跟踪调查和访谈，对研究加以补充和润色，使之更合乎社会变迁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