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区+”时代:当代中国社区治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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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在那一刻,我仍在捕捉流逝的话语

我都说了些什么呀?重复的问候

退化的思想,迟钝的反应

毫无幽默的笑话以及期待笑声的沉默

失语者,仿佛一只瞪着一双大眼的羚羊

在一座遥远的城市里遥望着星空

——瞿炜《失话者》[1]

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直到18岁时离开农村到城市上学,此后留在城市工作。由是,回农村的数量和时间不断减少,对农村的生活逐渐隔膜。但小时候的记忆是跟着人一辈子的,一些关于农村社区生活的片断永远难以忘记。

小时候住的村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很是符合生活共同体的概念。我们村离黄河不远,是个大村,有2000多口人。人和人之间几乎都互相认识,全村第一大姓大概能占三分之一人口。出门碰到的任何人基本上都要打招呼,有时从这个村口开始叫“叔叔”、“姨姨”、“哥哥”、“姐姐”一路叫过去,能够叫到村子另一头。由于婚姻、收养、“打干亲”的圈子很小,村里许多人之间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亲戚关系。

全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但离得都很近。房子风格都是北方普遍的“厦屋”,房顶有排水坡。讲究坐北朝南,全村呈连排式的布局,按巷道相对而建。不但鸡犬之声相闻,甚至菜香、饭香都能相闻。各家都有个院子,夏收、秋收时晾晒谷物,平时是一家人主要的活动空间。每家门前一堆柴火,旁边拴着牛和羊,不远处可能就是个粪堆。

同村人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这既体现在农忙及劳作时的互相帮助,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交往。到了农作物种、收的大日子,或者谁家有婚丧嫁娶及盖房、修屋的大事,由家里小孩子去说一声,有时甚至不用正式通知,就会有亲朋邻居前来帮忙。干活时没人监工,人人都不惜力,干得“四脖子汗流”。吃饭时也不客气,端起碗能吃好几碗。闲暇时村头巷口、大树底下都是一堆一堆的人。妇女们一摊,纳鞋底、纺棉线、聊闲天;男人们一摊,下象棋、抽纸烟、开着带点色的玩笑。孩子们光着膀子、光着脚跑来跑去。各家饭熟了,回屋端个钵碗或洋瓷碗出来,稀溜溜满满一碗面条,上面厚厚一层油泼辣子。不用凳子,就地蹲着,吸溜呼噜吃得一头汗水。谁家要是包个饺子、炸个油饼、蒸个包子,要安排孩子整条巷子挨家送,东西不多不贵重,讲究个大家都尝一尝。

全村人消费水平大致相当。虽然因为孩子多少、老人身体好坏,生活实际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差距不大。家里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谁家办红白喜事,会让帮忙的满村借饭桌、板凳、锅碗瓢盆。办完事各家来收各家东西,事主只大致洗涮一下,拿回去各家再洗二遍。条件稍好的家庭会有个门,平时也不关,大敞着,谁进院先喊一声再进屋。条件差一点的家庭可能连门都没有,院里有啥东西一眼就看得见。经济上分化不大,但村里有职业差异。以种地打粮为主的农户占到大约九成,其他是乡村学校老师、村医生、开手扶拖拉机的、开磨坊油坊的。

在这里,法律是个很陌生的词,打官司是被人耻笑的,作被告是丢人的。就记得村里有一年打麦场着火,来了些警车、警察,把不小心引着大火的村民给关了几年,还在村里游了街。多数时候,大家都觉得名声很重要,会自觉遵守一些规则。红白事、清明、中秋、春节、鬼节时,各家都会有整套的程序性祭祀活动,蒸花馍、烧纸钱纸扎、泼清水、吃固定性的节气食品,样样都有“下数”。有些程序是怎么来的,可能都说不清了,但大家都按照先人定下的规矩来。互相帮助是常事。当年自己年少、个子小,担水、用辘轳车水很吃力,经常会有长辈或者哥姐主动搭一把手。谁家孩子淘气了,邻居也敢骂一嗓子。夏天天热,小孩子会偷着去河里、砖瓦场池塘里游泳,路上被年岁大的看见了,一定揪着耳朵押送给家长。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自己曾经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农村社区,大致与周星驰拍的一部严肃的搞笑电影《功夫》里的“猪笼寨”相似。是一个外人看来可笑但大家都生活得津津有味的地方,虽然内部也有许多纠纷和乱象,但总体是和谐静谧的。这真的可能也和滕尼斯讲的“礼俗社会、熟人社会”相近相似,这里是充溢着感性色彩、频繁互动的人际关系共同体。

后来考上大学到城市读书,在城市安家落户,社区却是完全另外一个景象。那真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大家都住在楼里,彼此交往很少,邻居是好几年之后才认识的。轰隆隆的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高潮,以标准化生产的方式,很快就造出一个个新崭崭、漂漂亮亮的社区,社区里的高楼气派而堂皇,邻居们见了面连头都不点。物业公司、快递公司、电信公司等人员却经常来上门,随后有了孩子,孩子妈妈开始与社区内其他孩子的父母来往,前不久社区里还出现了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传单,而政府社会治理的实践也越来越重视社区。

看来,社区正在日益超越感性成为一个理性的场域,成为各种力量角力、多元主体为实现目的而竞相争夺的平台。所以,有一次在与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米有录先生讨论问题时,由“互联网+”一下子提到了“社区+”,忽然觉得,这难道不就是今天社区的新角色、新地位吗?

作为一个以读书、教书、写书为谋生手段的知识工作者,发现了问题就应当去追问,就应当搞清楚原委,至少先说服自己,然后想办法去说服别人。自己正是带着这样初浅朴实的感情展开社区研究的。

当真正开始进入研究状态时,才发现这个领域已经如同夏天的海滨,研究者、研究成果多得已经难以“下脚”。所以,这本书也写得极慢,大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只能是不断地去看书、不断地去跑社区、不断地去讨论。现在书要呈现在这里了,但自己知道,似乎已经解决的疑问远远没有引发的新疑问多。


[1] 瞿炜:《失语者》,引自吴昊编《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