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的体系结构
本书的第二章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试图从中总结出人类经济活动的大概规律。本书的第三章，对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综述，主要讨论了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合作博弈理论在市场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及在公共经济理论方面的缺失，分析了社会生物学及演化博弈论在经济发展解释方面的研究进展及其意义。第四章则是现代经济发展模型的构建。在该模型中，我们首先分析现有理论模型的缺失，然后在对前提假设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型。最后，对模型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特别是对资本与资本主义的作用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人类发展历史上的经济革命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商业革命（重商主义）与预算革命（军事国防主义）是产业革命的前提，而资本与资本主义则是现代经济的本质。第五章是对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财政效率的提高进行经济学解释。在对公共经济效率讨论的基础上，本章主要分析公共经济机制的效率，并分别从偏好显示、供求决策、执行能力、执行监督与规模经济的角度讨论了公共经济效率提高与财政国家演变的历程。第六章是模型的验证与自然实验检验。本章主要是用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来分析公共经济效率提高，特别是预算革命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章首先分析了英国财政效率提高的历史事实及原因，然后讨论了荷兰共和国财政效率不高的历史事实。最后则用例子证实是公共经济体制的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民主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功。第七章是本书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启示。
本书所述学派与解释对象关系如图1-1所示。
图1-1 本书所述学派与解释对象关系
本书的思想渊源与研究路径如图1-2所示。
图1-2 本书的思想渊源与研究路径
[1] 见Mann，1986；赫尔佐克，1998；韦伯，1986；黄仁宇，1997b；Braudel，1992。
[2] 见Lin，1995；诺思，1994；艾德荣，2006、2005；皮建才，2006；文贯中，2006、2005；张宇燕、高程，2006、2005、2004；Jones，2003、1990；Mokyr，2000；Landes，1998；Pomeranz，2000；宋丙涛，2006。
[3] 见孟德斯鸠（1873）对英法的比较，冯友兰（Fung，1922）对东西方的比较。
[4] 深受美国驻日本大使奈特的《独占鳌头的日本》的影响。
[5] 最先接触的文献是姚洋（2003）的文章《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
[6] 见赵红军（2010）的详尽分析。
[7] 见霍奇逊，2008。
[8] Elsenhans，2015。
[9] 奥布赖恩的财政例外主义（O’Brien，2001）与Mokyr（2000）的英荷对比。
[10] 往往容易被当代学者忽视的是，这些古典学者既关心发展问题，也关心生存、国防与分配这些前现代经济问题，见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11] 比如强调荷兰成功的《第一个市场经济体》（DeVries and Woude，1997）、强调荷兰失败的Mokyr（1999、2000），荷兰之问、强调英意对比的爱泼斯坦（Epstein，2011）以及英国例外的奥布赖恩（O’Brien，2001）、伯尼（Bonney，1999a、1996b）等新财政史学派。
[12] 是指Goldstone、Bin Wong、Pomeranz、李伯重等（张宇燕、高程，2004），他们曾在戴维斯分校开过一个小型研讨会，会后一批相关研究成果纷纷发表。
[13] 戈德斯通指出：“在哥伦布时代，中国和印度还开始生产另一种西方所没有的奢侈纺织品：细棉布。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相信，欧洲人生产衬衫、内衣和牛仔裤所必需的棉布直到18世纪都只有亚洲能够制造……甚至直到18世纪末，英国发展他们自己的机织棉布工业时，还在担心自己怎么也生产不出像印度那样好的上等棉布。”“到1800年，英国和荷兰的普通工人挣得的工资与300年前相差无几。”“如果我们对衡量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些基础指标进行观测——如预期寿命或一个家庭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我们会发现1800年时的中国人和英国人是一样的，他们都远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如意大利和德国的人们。”相信也高于亚洲的其他地区。英国的农业革命确实带来了人口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增加，但由于农民并未爆发勤劳革命，食物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到1800年，食物产量已明显落后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实际工资开始降低，英格兰不得不从爱尔兰、荷兰以及德国进口谷物，供本国人口食用”。“简而言之，我们这里所发现的是另一种循环而不是一场革命。”而最为重要的革命——生活目标的革命性变化还没有出现，公共产品机制即使已经建立，公共产品结构却还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市场条件还没有成为国家的目标函数。真正的革命是从目标函数改变开始的，而目标函数是从城市中的工人勤劳革命开始的，因此城市化、城市革命，以及它引起的市场经济与相应的公共产品结构导致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享受生活的经济模式。生存经济逐渐褪色了。“因此在180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在棉织品贸易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这几个世纪中，英格兰、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派遣了数百艘装满白银的船只来到亚洲，把印度和中国的棉布、中国的丝绸与瓷器运回本国。”“甚至直到19世纪早期，英国还在为找不到可以用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货物而发愁，因为在那时的中国人眼中，欧洲制造的产品属于劣等品，没有什么价值。正因如此，英国人鼓励印度种植一种具有成瘾性的毒品——鸦片，并强迫中国人接受鸦片贸易以平衡英国对华贸易的赤字。”“在18世纪，英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亚洲相对较先进的制造业水平，还谈不上发生了制造业革命，英国和欧洲出口商品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日子也还远没有到来。”“因此，在1800年时欧洲和亚洲农业文明（生存经济模式）的发展是处于同一水平上的。”（杰克·戈德斯通，2010：16、30、38、40-41）
[14] 这些观点与早期中国国内一些将中国发展滞后归因于外来侵略的观点相呼应，见许涤新、吴承明，1985。
[15] 见文贯中（2005，2006）等的定义。尽管结果有异，但这次现代文明的转型同样是以战争为表现方式的，见蒂利，2007；霍布森，2009；麦克法兰，2013：24。
[16] 不仅气势磅礴的元朝开拓者未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而且早期的、更为熟悉市场交易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同样没有实现现代文明的转型。
[17] 因此帕特里夏·克罗内（Patricia Crone，1989：161）强调：“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否定以欧洲为标准以中国为特例这个不合时宜的假设，并确认欧洲的‘特性’或‘独特’，其实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的主张中亦隐含着这样相似的观点。”（Crone，1989：Chap.8）“分权政体是世界历史的例外，而统一帝国则是常态（Hints，1975：164-165；Wight，1977：43-44；Jones，1981：108）。”（转引自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2009）
[18] 赵红军（2010）在一本资料翔实的著作中，对李约瑟之谜的科技史含义与经济发展意义从狭义与广义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区分，并对各种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分类与评述。
[19] 见诺思，1994；张宇燕，2004；Jones，2003；Landes，1998；Pomeranz，2000。
[20] 见皮建才，2006；艾德荣（R.Edwards），2005；张宇燕等，2004。
[21] 见爱泼斯坦，2011，特别是Grantham 1997a和1999。关于前现代农业高水平生产力的证据，见Allen，1995；Overton，1996；Hoffman，1996；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1997。
[22] 之所以会有欧洲中心论，是因为在大多数学者的讨论中，一方面没有对产业革命、市场经济与现代经济做出区分，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没有把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去分析，以为只有近代文明以来的历史才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才有了真正的革命性变化，见霍布森（2009：202～203）、赵红军（2010：51注）的分析。相比之下，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对人类历史上的两次经济革命的讨论更为准确，更为长期化，几乎没受欧洲中心论的任何影响。
[23] 见Braudel，1992；韦伯，1986；黄仁宇，1997a、1997b；格林菲尔德，2002。
[24]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者陶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中对韦伯的宗教文化学说进行了反驳。“陶尼认为因果关系正好相反：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结果决定了人们对宗教观点的选择。韦伯说资本主义是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兴起，那是倒果为因的推理。”（见赖建诚，2011）
[25] 见肯尼迪，1989；马德里克，2003；诺思，1994；Acerglumo，Golosov and Tsyvinski，2006。但这里的研究和欧洲中心论一样未能在产业革命与市场经济成功之间做出区分。
[26] 理查德·沃克曾经在春秋战国和近代欧洲之间发现了“显而易见的”和“精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类似现象。王国斌发现，许多西方的现代观念和制度其实在中国并不“现代”。许田波（2009：3）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国家间关系上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而且两者在国家-社会关系上也很相似。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权国家建立了各自的中央政府，拥有官僚化的行政机构，垄断了国内暴力的使用，并在全国范围内征税。一般认为，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是近代欧洲国家建立的。但是，顾立维指出：‘当我们拿两千年前的中国政府机构和近代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相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间拥有最令人惊叹且可能是最具启发性的相似之处。’”“王国斌观察到，当我们视欧洲经验为规范而非西方经验为异常时，我们便会错误地‘寻找世界其他地方走错路的原因’，这个‘为什么不这样’（Why not）的问题还假定社会发展的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因此导致我们难以理解不同的发展轨迹。查尔斯·蒂利建议我们应该考虑‘西方经验或许只是幸运的尝试，一种失常的发展，一个死胡同，或者仅是许多可能的路径中的一种’。因此，我视春秋战国为‘任何合理理论必须能够圆满解释的重要案例’，而非一个偏离了欧洲范围的‘反常案例’。（许田波，2009：7）欧洲中心论者经常认为这种国家形成过程是欧洲独有的和近代才出现的。但同样的过程曾经在春秋战国的中国体系中发生过（许田波，2009：29）。”
[27] Mokyr（1999，2000）最先从与荷兰对比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但试图用技术决定论来回答。奥尔森（Olson，2003）最先从财政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爱泼斯坦（Epstein，2011）最先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讨论英国的例外，奥布赖恩（O’Brien，2002）则从财政负担的角度注意到了英国的例外。其他人虽然也提英国的产业革命（Pollard，1998；Harley and Crafts，2000；Crafts and Harley，1992），但实际上并没有在英国与西北欧其他国家之间做出区分。
[28] 见Vilfredo Pareto，1971，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
[29] “英格兰是一个实验案例、一个范式，或许也是我们所掌握的一个存档最为完备的案例研究对象，供来考察一个大体上的农业社会是如何转变为一个城市-工业国家的。”（艾伦·麦克法兰，2008：13）
[30] 虽然恩格斯与穆勒早就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在学术界被广为接受的标志是Toynbee的讲演与《牛津大辞典》的正式收录（Teich and Porter，1996）。
[31] 爱泼斯坦（2011：248-249）比较清晰地讨论了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前现代增长与以技术变迁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不同与关系。
[3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目标升级的意义上，发展经济学家比主流经济学家更为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意义，而主流经济学家则更为关注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到重工主义的手段变化本身。
[33] 这个追求目标的飞跃不是认识能力提升的结果，而是社会制度提供的普适性、超越血统、地域甚至国民身份之上的人生保障或人权保障的结果，是一种生存公共产品普及的结果。
[34] 正如爱泼斯坦（Epstein，2011）所言，市场本身是一种只有现代国家主权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市场的存在实际上是个人主义与个人发展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经济学对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讨论才显得更为全面、规范。
[35] 见第二章表2-1。
[36] 商鞅改革的尝试与秦汉帝国的建立是一个废除贵族宪政、建立集权专制政体的典型成功案例。
[37] 即诺思（1994）讨论的第一次农业经济革命。
[38] 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在近代战争中，生存保障或战争能力实际上依赖于生产能力的发展。
[39] 自然实验是指，一些历史事件导致了一些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发生了变化，在另一些类似的地区却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如果这些不同的地区发生的不同变化确实是可比的，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发生变化的国家视为实验组，而把其他国家视为控制组。
[40] “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只能是有助于揭示贯穿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一切理论都是试验。它们都是试探性的假说，试图看看究竟它们是否能成立；而一切实验的确证都无非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力图发现我们的理论错误在什么地方来进行检验的结果。”（卡尔·波普尔，1998：44-45，78）
[41] 虽然荷裔美国经济学家De Vries等人想极力证明荷兰是第一个现代经济国家，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没有英国的产业革命人类不会步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所以现代经济革命被称作英国产业革命，而不是荷兰产业革命。
[42] 典型案例分析是制度经济学分析中经常使用的分析方法。但在这个方法中，人类的判断往往受背景材料选择与分析角度的影响，换句话说，人类在选取信息时就是选择性的，不是中性的。谁为研究对象？谁为研究背景？这个选择往往会影响研究的结果。比如下图，以黑为背景和以白为背景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与材料选择。而李约瑟之谜的提出正是假定了英格兰模式的普适性意义，英国之谜的提出则假设了大多数国家历史模式的普适意义。对于人类的演变历史来说，为何要把只有几百年历史经验的英国模式假设为人类的普适性模式是需要解释的。事实上，试图用小样本特征来替代大样本特征甚至是总体特征的倾向，长期影响了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使得许多研究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43] 虽然在社会、政治与经济学中，区域比较的方法经常被采纳，但在比较中社会政治学往往以文化为背景进行欧亚文化圈之间的对比，经济学则更多地以市场制度与产权制度为变量进行城市经济区之间制度激励分析，以公共产品提供者为对比基础、以财政制度效率为变量的分析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