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庐山寺僧的数量

庐山号称五教同山，而佛道两教最为兴盛。由于资料的限制，要统计出历代庐山寺庙的准确数量是不可能的，甚至要估算出相对合理的数据也是有难度的。然而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寺庙及僧人数量的统计可以直观（或准确）反映出一地佛教发展的状况。据宋代陈舜俞熙宁年间统计，当时庐山“山北老子之宇二，同名观，佛之宇五十有五”“山南老子之宇九，佛之宇九十有三”[91]，今人邰绍周统计历代寺庙的数字则超过800。[92]那么慧远时期庐山寺庙和僧人有多少呢？

一 寺庙数量的统计

现存反映东晋时期庐山寺庙数量的文献不多，主要是《名僧传》（仅存日本节抄本）、《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以及较晚的文献，如宋陈舜俞《庐山记》、明桑乔《庐山纪事》，清代及近代《庐山志》。

（一）《名僧传抄》所记庐山寺庙

《名僧传》凡三十卷，为梁释宝唱所撰。《名僧传》梁天监九年（510）始撰，天监十三年完成。全书记当时所知僧人400余名，分为七科：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师。各科下又分若干类，如法师分为外国法师、中国法师两类，苦节分为兼学、感通、遗身、寻法、出经、造经像、造塔寺七种。隋唐两代之《经籍志》皆有著录，后渐散轶。今《卍续藏》第一三四册所收之《名僧传抄》一卷，系日本僧人宗性于1235年所抄，仅存原书之目录及部分片段。《名僧传抄》所载庐山寺庙主要有：

卷九“晋寻阳庐山释慧远”，《名僧传抄》无，据《高僧传》，慧远先住龙泉精舍，后住东林寺。

卷十“晋寻阳庐山东寺昙邕”，《名僧传抄》无，据《高僧传》，昙邕为慧远弟子，先住东林寺，后在庐山西南营立茅舍。所谓东寺，即东林寺。卷十又有“晋寻阳庐山东寺昙恒”，《名僧传抄》无，据《高僧传》，慧远有弟子道恒，或即此人。

卷十“宋寻阳庐山西寺道生”，卷二十二有“晋寻阳庐山西寺惠永”，《名僧传抄》无，所谓西寺，即西林寺，《名僧传抄·说处》有“庐山西林惠永、惠远已后正教陵迟事”。

卷十三“宋寻阳庐山释昙诜”，《名僧传抄》无，据《高僧传》，昙诜为慧远弟子，当住东林寺。

卷二十一“宋寻阳释惠通”，《名僧传抄》存，《高僧传》卷十作“齐寿春释慧通”，不云住寻阳何寺。

卷二十三“晋寻阳庐山陵云寺释惠永”，《名僧传抄》有，陵（凌）云寺在庐山南岭。卷二十五又有“宋寻阳庐山陵云寺惠安”。

卷二十三“晋寻阳释僧济”，《名僧传抄》无，《高僧传》卷六有“晋庐山释僧济”，是慧远弟子，住东林寺，早卒。

卷二十三“晋寻阳庐山释僧融”，《名僧传抄》无，《高僧传》卷六慧永传附，不云住庐山何寺。

卷二十三“宋寻阳庐山竺惠庆”，《名僧传抄》存，惟不云住何寺，《高僧传》卷十二“宋庐山释慧庆”亦有此人，云止庐山寺。

卷二十四“宋寻阳庐山僧瑜”，《名僧传抄》无，《高僧传》卷十二“宋庐山招隐寺释僧瑜”记其与同学昙温、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共建精舍，名曰招隐，时当元嘉十五年，则是晋之后之事。

《名僧传抄·说处》：“清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集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无量寿像前率事。”般若台精舍非寺名，乃东林寺内般若台房屋之名。

以上共计有东（林）寺、西（林）寺、陵（凌）云寺3寺（招隐寺不计）。

（二）《出三藏记集》所载庐山寺庙

《出三藏记集》为齐梁时代律学大师释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共十五卷，略分四科，卷一撰缘记，叙述印度佛经的编纂和中国译经的渊源。卷二至卷五为铨名录，著录佛经2162部4328卷，并有小序，叙述各类佛经源流。卷六至卷十二为总经序，汇集一些佛典的前序与后记。卷十三至卷十五为列传，包括中外32位高僧之传记。《出三藏记集》中保留庐山寺庙资料有限。

卷十，“其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诵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南山精舍，即东林寺。

卷十五，“息心清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般若台精舍，已见《名僧传抄·说处》。

卷十五，慧远“义熙末卒于庐山精舍”。此“庐山精舍”与“般若台精舍”一样，非寺名，乃指东林寺。

卷十五，道生“隆安中移入庐山精舍”。此庐山精舍同上，指东林寺。下又云“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名僧传》称“庐山西寺道生”，则知道生晚年讲法在西林寺，此“庐山精舍”指西林寺。

（三）《高僧传》所载庐山寺庙

《高僧传》所记庐山寺庙有：

卷五，慧远建龙泉寺、东林寺。

卷五，慧永建西林寺。

卷六，昙邕“于山之西南营立茅宇，与弟子昙果澄思禅门”。昙邕后至荆州竹林寺，卒于彼。此茅宇之寺似为其暂时住所，未留下名字。

卷七，道生“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已见《出三藏记集》。

卷七，释慧安“止庐山陵云寺”。陵（凌）云寺已见《名僧传》。

卷八，释道慧“与友人智顺，沂流千里，观远遗迹。于是憩庐山西寺，涉历三年，更还京邑”。西寺已见《名僧传》。

卷十二，释僧瑜“与同学昙温、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共建精舍，名曰招隐”。招隐寺已见《名僧传》。

卷十二，释慧庆，“出家止庐山寺”。

卷十三，释僧翼，“初出家，止庐山寺，依慧远修学”。

卷十三，释道慧，“寻阳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庐山寺”。庐山寺三见于《高僧传》，而不云其具体位置，从僧翼依慧远修学的情形来看，似离东林寺不远，同处山北。

卷十四，龙光寺僧果与慧皎同避难在庐山，慧皎往生，“葬庐山禅阁寺墓”，聊为记之。此禅阁寺晋时是否已有，不得而知。

以上共计有龙泉寺、东林寺、西林寺、凌云寺、庐山寺5寺（招隐寺、禅阁寺不计）。[93]

《广弘明集》尚记载有香炉峰寺、西贤寺等晋后所建寺庙，《庐山记》《庐山志》等则记载有部分晋代庐山寺庙，如昙诜建大林寺，但文献晚出，此不作据。[94]总计以上确切可考者，知晋时庐山有寺庙5处，山北有4，山南有1，此外尚有零星和临时的僧人禅房若干。

二 僧人数量的估量

文献中明确点出庐山僧人数量的有几处，现列出如下，并做一初步分析。

第一条是《高僧传》记载慧远离开襄阳时“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95]。此数十人是慧远从襄阳出发时的数字，他们在荆州上明寺停留，然后方至庐山。揆之以理，这数十人既是慧远弟子，则应当全部或大部分随慧远到了庐山，成为慧远僧团的主体。

《出三藏记集》不记慧远出襄阳时僧人数量，但曾记录了道安僧团僧人的数量。一是南投襄阳前，“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受业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当道安僧团南投襄阳时，“与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渡河”[96]。此两数字当有一误，盖因渡河之前，道安已分遣法汰、法和率领部分僧人投扬州、蜀郡，而法汰“与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97]，随法和入川僧人的数量虽然不能确知，但既“率徒入蜀”[98]，其数量亦当在四十左右，再加上慧永等人，则渡河前后道安僧团数字应该相差百人左右，所以，《高僧传》记“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99]，想来即是此理。

法汰率领的徒众为“四十余人”，法和僧团的数量亦当相差不大，则慧远僧团最初之“数十人”亦当不会近百人，而亦在四十左右。慧永请求刺史桓伊为慧远建寺时说：“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100]情况亦相吻合。所以，慧远初至庐山时，其僧团数量在四十人左右，加上慧永僧团以及其他散居僧人，当时庐山僧人数量在五十左右。

第二条资料可反映庐山僧团稳定时期的常态数字。镇南将军何无忌刺史江州时，驻寻阳，曾邀慧远、慧永等高僧在虎溪集会，《高僧传》记载此次雅集，慧远“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而慧永则“怗然独往，率尔后至”[101]。可见慧远东林寺僧团有“百余”人，慧永西林寺僧团僧人数量的确不大，其他僧团僧人数量亦多在数人左右，故“百余”人当是庐山僧团较稳定的僧人数量。

这个数据亦可通过另几条资料得到证明。其一为《高僧传》在叙述完慧远弟子之后，有一总结性话语，曰：“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余人，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名振当时，传业于今。”[102]这个“百有余人”是慧远弟子的数量，与慧远僧团僧人的数量亦相差不远。

又，《阿毘昙心序》记提婆在庐山译《阿毘昙心》的盛况时说：

其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诵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僧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并共劝佐而兴立焉。[103]

此次译一经，而有僧人“八十人”之多！[104]这大概是一种集体学习的机会，所以庐山对义学稍感兴趣而又能到来的僧人皆来参加。

又，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集合众人在东林寺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刘遗民曾作有发愿文，其文称：“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105]这是庐山教团的一次盛会，所以大部分僧人均参与其中。这“百有二十三人”中，有僧人，亦有居士，其详细人名已不可知，此一数字亦证明庐山僧团的常有数量正在“百余”。

按照谢和耐的统计，9～10世纪敦煌地区每一寺内的平均人数为45人，而在317～320年晋王朝境内的各寺庙中，平均有14名僧人。[106]又据《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僧），剑慕王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　　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107]

这是东晋孝武帝时西域寺庙僧尼的情况。[108]庐山僧团以慧远僧团为最大，初始数量为“四十”左右，接近谢和耐统计的平均数，而巅峰时期数字为“百余”，则远超过平均数字，与当时大庙的僧人数量相吻合。但考虑到其他僧团僧人数量的稀少，则庐山每寺庙平均数量与谢和耐统计基本吻合。

此外，提到庐山僧团僧人数量的文献还有一条，即《慧持传》中所称：“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返三千，皆以持为称首。”[109]这个“三千”是很大的数量，但应该是个估计的数字，而且是指往返庐山的僧人，即包括来庐山游学、观化的僧人，如僧伽提婆、法识道人、宝云、慧观等。则此“三千”虽是估数，但亦大体可信。考虑到僧传中称当时的鸠摩罗什僧团有“三千余僧”[110]“三千徒众”[111]，稍早的佛图澄僧团则“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112]，则此数字在文字上尚显保守。

三 庐山寺院经济

谢和耐先生对5～10世纪的寺院道场和僧人数量之研究，目的在考察当时的寺院经济。谢氏开篇曾感叹研究资料的匮乏，然则，对于5世纪以前的中国佛教寺院及僧人数量的考察则更是难上加难。笔者此处对庐山寺院及僧人数量的考察主要意图在估量当时庐山佛教发展之概貌，而对于当时寺院经济的考量仅能浅尝辄止。

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寺院所处地理位置。在东晋时期，僧人已经开始进军山林，其意图在于“躲避”城市。而城市是经济的中心，那么，僧人投身山林是否就意味着“躲避”经济，而不产生经济活动呢？

就主观意图来讲，僧人无论身在都市，抑或是在山林，其修行目的皆在自度度人，均有避免经济活动的意图。但僧人的修行又不可能与世隔绝，必然产生物质消耗活动，特别是形成规模的寺院道场僧人的生活消费，即使主要依靠檀越资助，亦不能避免经济活动的产生。依我们的世俗眼光来看，有消费就有经济活动的产生。

非止于此。笔者在考察庐山寺院地理位置时发现，在山林中修建寺院，发展道场与纯粹的头陀修行有本质区别。头陀修行，虽处山林野郊，多是个人行为，而山林道场则是有组织、有宗旨的集体修行，两者意义大异。所以，山林道场虽处山林，却与都市保持着密切联系。严格来讲，头陀是有意识地“躲避”都市，山林修行则可看作栖身山林，或者仅是将山林作为修行场所，是“借用”山林。所以，早期的山林道场多选在接近都市的郊外，有便捷的交通与都市保持各种联系。道安所住檀溪寺如此，慧远东林寺亦如此。

东林寺之位置位于驿道一侧，地近繁华。即使是慧远早期所住龙泉寺，亦非深山老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些寺庙多数聚集在山北。东林寺、西林寺、龙泉寺、庐山寺，皆在山北，山北靠近寻阳郡治，正接近都市一面。[113]

庐山寺院经济第二点可注意的地方是我们可以从残存资料里推测出，寺院生活应以自给自足为重要来源甚至主要来源。

笔者以为，一般的资料或研究著作中过高估计了地方大族或政府的檀越行为。《名僧传抄》里曾记载了宝云参加修建般若台的经历，这说明虽然有陶范、桓伊等人资助修建寺院的行为，但寺院僧人在寺院建设中并不是袖手旁观或指挥的，而是亲身参与劳动的。至于那些佛像铸造、佛影图绘，无不凝聚着僧人的劳动。

至于日常普通衣食，笔者以为当时亦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有关庐山僧众自力更生的直接资料尚无，但我们可以给出有说服力的推测。《高僧传》曾记载了道安、法显参与田间劳动的事实。如道安初出家，“驱役田舍，至于三年”，后虽得到学习佛经的机会，亦是“赍经入田，因息就览”[114]。又如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115]。这说明，寺院均有自己的田园，而不少寺院的田园里，僧人是主要的劳动力。

从庐山走出的僧人法安在新阳时因为为百姓除去虎患，而得到当地人民爱戴，供给寺庙，寺庙“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116]。而在今天的东、西林寺旁边，仍可见良田、池塘。寺前虎溪，蜿蜒流向湓水，进入长江，农业耕作条件极其优良。至近代，寺旁不少田园仍属二寺。可以想见，在东晋时期，东、西二林以及其他寺庙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园，僧人的基本生活正是依赖这些田园得到保证。

当然，这些田园一定是从政府手中得到或者得到政府肯定而获得，但这并不能改变寺院经济自给自足的事实。

庐山寺院经济的第三点，即施舍仍是寺院经济的重要补充。

真正的高僧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修行和弘法方面，而不是其他，所以，在印度等地，僧团的一切物质需要皆来自施主施舍。但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方式不可能得到完全展开，而需要有寺院自己的生产。但寺院的修行和弘法使得他们没有精力去从事大规模的生产和经济活动，而自给自足的那些生产活动难以满足全部的需要，必须要有外部的施舍来进行补充。

道安在襄阳期间，曾得到当地大族如习凿齿和地方官如朱序的资助。习凿齿曾赠众僧梨子十枚，数量似乎少了些，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赠送活动不止一次。而郗超一次赠米即至千斛，晋孝武帝则更慷慨，下诏：“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117]道安是否真的能够按期得到王公的俸禄，可以打个问号。但由此亦可以看出，寺院，特别是一些大寺院能够经常得到檀越们的资助。从资料里可见慧远僧团得到资助的情形如下：

陶范资助慧永建西林寺。

桓伊资助慧远建东林寺。

王凝之资助东林寺译经，此类檀越资助译经的活动在当时较为普遍。

卢循赠送益智等六种食物[118]，情节与习凿齿赠梨相类。

秦主姚兴“致书恳勤，信饷连接”[119]。

宋武帝刘裕“赍书致敬，并遗钱米”[120]。

晋安帝过寻阳，“遣使劳问”，似亦有馈赠。至于殷仲堪“过山展敬”，卢循“入山诣远”等等，自然亦有资助。

此外，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人入山事远，应当皆有所献。如刘遗民，《广弘明集》载其“晋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县令”，丁母忧，去职入山，于西林涧北，别立禅坊，养志闲处，“安贫不营货利”[121]。此处特别点明其不营货利，而元康所作《肇论疏》引慧远所作《刘遗民传》云其“禄寻阳柴桑，以为入山之资”[122]。“入山之资”自然不一定是物质之资，但“禄寻阳柴桑”之“禄”字则说明，刘遗民入山的确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本的，这些资本一是供自己使用，另一些施舍给寺院亦在情理之中。

慧远临终疾笃，众人先“请饮豉酒”“又请饮米汁”“又请以蜜和水为浆”，米汁或为常见，豉酒、蜜恐非寻常百姓家多见，此资料若属实，则当时的僧众生活资料亦比较丰富。这些物品自然不是全部自给自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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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张育英考证，慧远为今山西省原平县大芳乡茹岳村人，见氏著《慧远大师籍贯考》，《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及《慧远研究三题》，《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温金玉亦同此说。

[2]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356页。参见《晋书·艺术》。

[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90页。竺僧朗与诸君王的来往书信收于《广弘明集》中。

[4]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1页。

[5]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78页。

[6]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92页。

[7]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78页。

[8]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80页。

[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81页。

[10] 行水路者，至浔阳（唐前称寻阳），必对庐山有极深的印象，毛泽东诗说：“一山飞峙大江边。”龚斌描述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到九江参加学术会议，走水路，“船还未泊码头，在江面上远眺，只见一大片黛色横抹南边的天际，朦胧又神秘。”（龚斌：《慧远评传·后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261页。）

[11] 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039页。

[12] 今庐山龙泉精舍遗址不止一处，但其确切位置当以《水经注》为准：“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水历涧，经龙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门释慧远所建也。”关于龙泉精舍诸遗迹，日本学者安藤更生有辨析，见《慧远的庐山龙泉寺位置考》，《五台山研究》1992年第4期。

[1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2页。

[14] 《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第4576页。镰田茂雄引作《庐山法门影堂记》，见其撰，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第333页。

[15] 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039页。

[16]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2页。

[17] 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039页。

[18] 释宝唱撰，释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第28页。

[1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305页。

[20] 郑郁卿：《高僧传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第119页。

[21] 李幸玲：《庐山慧远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429页。

[22]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29页。

[2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2页。

[24]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29页。

[25] 《高僧传》作“新阳县”，汤用彤校云：“《冥祥记》作阳新县。”（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6页）未加判断。历史上“新阳县”有多处：山东兖州府境有一，原为侯国，南朝宋始置县；安徽太和县西北有一，汉置而晋废；湖北京山县内有一，南朝宋始置，时间皆不合，余几处“新阳县”亦多类此。惟今甘肃秦安县东南之“新阳县”，当时属天水郡（《晋书·地理志上》），但时间虽合，而地离庐山太远，于法安助慧远铸铜佛，事理不甚相合。而武昌郡之“阳新县”（《晋书·地理志下》）不仅时间相合，且阳新与庐山仅一江之隔，礼送铜钟，助师造佛，实为相宜，且与《高僧传》后文武昌太守熊无患借视铜钟相应。孔祥军《〈高僧传〉弘法起信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谓：“校注本正文作‘新阳’，而汤氏校记云：‘《冥祥记》作阳新县’，查《晋书·地理志上》‘新阳’乃西晋时天水郡属县，此时已为东晋，显误；又据《晋书·地理志下》‘阳新’属武昌郡，本传又载武昌太守向其索借铜钟云云，则可证明其与武昌之关系，故应从《冥祥记》为‘阳新’。”

[26] 张畅《若耶山敬法师诔（并序）》及《十八贤传》载其事迹较详，可参看。

[2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257页。

[28]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61页。

[2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90页。

[30]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472页。

[31]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315页。

[32] 宝云至庐山求学事见《名僧传抄》卷二十六（《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第25～26页），而不载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注引《名僧传抄》云宝云到庐山时间为“太元四年”，当是抄误。以下道祖、道生、慧观事迹见《高僧传》。

[33]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4] 《历代编年释氏通鉴》卷三谓“寿七十三”，《卍续藏经》第13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第806页。

[35]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64页。

[36] 慧观本传称其在鸠摩罗什亡后，“乃南适荆州”，但佛驮跋陀罗本传则称其在江陵陪侍跋陀罗左右。

[37]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67页。

[38]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大正藏》第1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49页。

[39] 龙树造、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藏》第25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742页。

[40]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79页。

[4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7页。

[42] 释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224页。

[43] 僧肇：《注维摩诘经》，《大正藏》第38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340页。

[44] 纪志昌《两晋佛教居士研究》、曾惠苑《东晋庐山教团之居士群研究》、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皆取广义居士标准。任继愈为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所撰序言中论及佛教势力的三个层次：“佛教僧团”“居士”“普通佛教信众”，笔者以为后二者似正是居士的狭义和广义之别。但纪、曾、潘三书（文）在具体论述中常将桓玄等人与一般居士混同，笔者则认为，桓玄等人与僧徒的交往，是一般交往，谈不上对佛教的信仰或好感，甚而对佛教有所限制，不宜纳入居士范畴，讨论时应予以区别。

[45] 释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304页。

[46] 释元康：《肇论疏》，《大正藏》第45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81页。

[47]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80页。

[48]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21页。

[49]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19页。

[50]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81页

[51]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78页。

[52] 宗炳：《明佛论》，见释僧祐《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6页。

[53]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92～2293页。

[54]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21页。

[55]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93页。

[56]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4页。

[57]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378页。

[58]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2～233页。

[59]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102～2103页。

[60] 庐山流传着王羲之任江州刺史并于咸康六年舍宅建归宗寺之传说，此说固伪，参见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王汝涛《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等书。王凝之在江州任，逯钦立以为在太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见其《陶渊明年谱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册（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

[61]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377～378页。

[62]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429页。

[6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483页。

[64] 释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267页。

[65]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93页。

[66]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81页。

[67]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29页。

[68]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337页。又见《高僧传·僧伽提婆传》。

[6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5页。

[70]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5页。

[71] 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186页。

[72]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0页。慧皎误以王恭为琅邪王氏。

[73]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49～150页。

[74]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29页。

[75]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2页。

[76]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652页。另见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第1658页；吴宗慈《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516页。

[77] 释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635页。

[78] 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040页。

[79]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213页）言道安曾至庐山讲学。道安曾受桓豁邀至荆州，但从未至庐山，当是冯偶误，但已在学界造成误会，如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即取此论，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81页。

[80] 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83页。

[81] 释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第22页。

[82]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3～234页。

[83]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573页。

[84] 关于《名僧传》如何受到压制，《高僧传》如何得到推崇流行，可参看纪赟《高僧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5] 陈统《慧远大师年谱》定道安太和二年（367）分张徒众，赶赴襄阳。此说恐误，若道安太和二年分张徒众，慧永遽至庐山，陶范即为造寺，于理不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定为兴宁三年（365），此时距太和二年尚有三年时间，较为合理。

[86]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483页。

[87]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463页。

[88]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74页。

[8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09页。

[90] 慧远住庐山的三十余年中，不排除客观上对其他僧团的压抑，范子烨《在高僧的光辉之下》（《书品》，2009年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对此虽有过度的夸张（其中亦颇多错误），但亦触及这部分内容，可以参看。

[91] 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037页。

[92] 邰绍周：《庐山古今寺庙》，香港：香港新闻出版社，2010。

[93] 严耕望统计的东晋时期庐山寺庙无庐山寺，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庐山寺不是寺名。见其《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29页。

[94] 这些传说建于晋时的寺庙包括龙池、清泉、圆觉、中大林、上崇福、天池、多佛、高良诸寺，笔者以为，这些说法见于晚出文献，多同归宗寺建寺传说一样，出于伪托，不足为信。

[95]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2页。

[96]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62页。

[97]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92页。

[98]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89页。

[9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78页。

[100]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2页。

[10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2页。“怗然”，一作“恬然”。

[102]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8～239页。

[103]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377～378页。

[104] 中译本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曾说：“根据无名氏《阿毘昙心》的题记，公元391年之僧伽提婆译著此经时仅有8个和尚在一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392页；2003，295页。）笔者手头有荷兰布里尔（Brill）公司2007年英文版，原文是“eighty”（八十）而非“eight”（八）。

[105]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67页。亦见《高僧传》。

[106] 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5页。

[107]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410～411页。

[108] 北魏时代，限制出家人数，如孝文帝诏令，大州每年出家100人，中州50人，下州则20人。

[10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29页。

[110]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34页。

[11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54页。

[112]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356页。

[113] 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的独立是相对而言的，非谓互相隔绝，此详后章。

[114]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77页。

[115]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87页。

[116]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35页。

[117]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81页。

[118]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七载慧远致卢循书：“损饷六种，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即于僧中行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1498页。

[119]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8页。

[120]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216页。

[121] 释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304页。

[122] 释元康：《肇论疏》，《大正藏》第45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