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荆襄教团的联系

广义的荆州与湖广地区重合较多，东汉时辖七郡，东汉末年析出襄阳、章陵二郡，故称荆襄九郡。荆州州治先后在湖南汉寿，湖北襄阳、公安、江陵，以今湖北省地域为主。湖广有三个政治经济中心，从上至下依次为襄阳、江陵（荆州）、武昌（鄂州）。顾祖禹曾云：“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1]湖广地区的早期重心在襄阳、江陵，后期则偏向东南武昌，故此一地区亦称荆襄。考虑到历史上较长时期内，襄阳、荆州、武昌三地的紧密联系，此处乃将襄阳与江陵等地教团合称荆襄教团，武昌教团亦附于此。[2]

在道安之前，襄阳已是佛教的重要地域，传称，竺法慧于“晋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阳，止羊叔子寺”[3]。法慧在襄阳，不受别请，至时分卫，保持着印度僧人的习惯，颇有神异之迹。

至道安将襄阳作为其“仪轨西北”并与法汰等人呼应的重要根据地，襄阳便成为当时天下佛教中心之一。道安的北归使襄阳佛教事业受到重创，但战后又渐渐恢复，襄阳继续成为佛法重地，吸引着各地高僧。曾支持道安译经的苻秦赵正，在苻坚逝后出家，更名道整，“后遁迹商洛山，专精经律。晋雍州刺史郄恢，钦其风尚，逼共同游，终于襄阳，春秋六十余矣”[4]。

慧远晚年所收弟子有名僧彻者，深受慧远器重。僧彻本晋阳王族之人，少孤，兄弟二人流落寓居襄阳。因慕慧远之名，僧彻十六岁入庐山拜师，问答颇得慧远之心。慧远问：“宁有出家意也？”僧彻对曰：“远尘离俗，固其本心。绳墨镕钧，更唯匠者。”意思是本心要远离尘俗，出家为僧，但要真正得道，成为合格僧才，尚待高僧教化指点。慧远评价说：“君能入道，当得无畏法门。”僧彻在慧远门下受业，尤精《般若》经典，至年二十四，得讲《小品》，听者无以折其锋。慧远亡后，僧彻住江陵五层寺，后移琵琶寺。

慧远的另一弟子释道温亦来自襄阳。释道温为安定皇甫谧之后，流落襄阳，年十六入庐山依慧远受学，后又入关师事鸠摩罗什，“元嘉中还止襄阳檀溪寺，善大乘经，兼明数论，樊邓学徒并师之”[5]。众多弟子来自襄阳，说明襄阳的道风依然保留甚盛，檀溪寺亦未因道安离去而遭毁，道温等人游学各地后又回到襄阳，对当地的佛教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襄阳皇甫氏后又有释僧慧，出家荆州竹林寺，事昙顺为师，为慧远再传弟子。僧慧后为荆州僧主，专心义学，兼善庄老，颇有慧远遗风。

荆州是道安教团一系的重要基地，道安在襄阳时，教团已经延伸到了江陵（当时荆州治所）一带，这源于昙翼住持长沙寺。

释昙翼，俗姓姚，乃羌人之后，一说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为师。少以律行见称，学通三藏，为门人所推重。慧远法师在道安门下，贫旅无资，昙翼常给以灯烛之费，使得慧远能够专心学习，深受道安的赞赏。道安栖止襄阳檀溪寺，昙翼乃往侍奉。长沙太守腾含在江陵有一处房舍，欲舍之为寺，于是请求道安派遣一位高僧为纲领。道安乃指派昙翼前往，临行前，道安对昙翼说：“荆楚士庶，始欲师宗，成其化者，非尔而谁！”昙翼杖锡南征，以腾含旧宅为基础，缔构寺宇，取名长沙寺。

江陵是荆州治所，当时镇守荆州的是桓豁。桓豁，字朗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人，桓温次弟。初征聘于司徒府，授以秘书郎，后简文帝召其为抚军从事中郎，授吏部郎，皆不就。谢万败于梁濮，许昌、颍川诸城相继陷没，西藩骚动，桓豁乃督沔中七郡军事，击破慕容屈尘，进号右将军。桓温把持朝政，桓豁被任为荆州刺史，督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桓豁镇荆州时，曾请道安至江陵传法。[6]后朱序镇襄阳，道安受朱序之邀又返回襄阳。所以，道安对江陵之地十分重视，派遣昙翼前往传法是道安一系僧团发展的重要举动。

太元三年（378）二月，秦将苻丕侵扰襄阳，兼及江陵。八月，桓豁卒。十月，朝廷以车骑将军桓冲都督荆、梁、宁、益、交、广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到达江陵，以敌势尚强，乃将荆州州治从江北之江陵转移至江南上明（今湖北松滋）。昙翼随众到彼，在上明又立上明寺。战争结束后，昙翼又返回江陵，上明寺仍存，亦称东寺。

昙翼等人在江陵、上明所立寺庙成为道安僧团的重要基地。襄阳被苻坚政权攻陷，道安被迫北上，门下弟子多至昙翼处避难，或留在此地协助昙翼弘法，或在此休整后辗转到他地弘法。于是，在江陵长沙寺及上明寺聚集了一批道安同学及弟子，前者如竺僧辅，后者如昙翼、法遇、昙徽、昙戒等。

慧远等人亦在江陵停留，后方至庐山。至庐山后，慧远等人与江陵僧团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法遇传》载：

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7]

道安在襄阳曾条制佛法宪章，为天下僧人所遵守，其中即有“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所以行香是极重要的佛事活动。法遇在江陵率众修行，有僧因饮酒而废夕烧香，一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法遇“止罚而不遣”，则说明按规应遣出寺门，而法遇给予了较轻的惩罚。此事能远传至北方秦地的道安，说明当时道安虽在异域，仍能比较畅通地得到南方的消息，他犹是江陵等地僧团的精神领袖。而法遇致书慧远，自揭己短，则是与庐山兄弟僧团之间互相砥砺、肝胆相照的表现，亦说明江陵僧团与庐山僧团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8]

佛驮跋陀罗被秦僧摒出，应慧远之邀请，南下至庐山。随同佛驮跋陀罗来到庐山的是曾在庐山学习的宝云、慧观等人。在庐山住了一年多时间，佛驮跋陀罗与宝云、慧观于义熙八年（412）到达江陵。在江陵，佛驮跋陀罗等人得到司马休之的崇敬。司马休之为慧观等人建高悝寺。后来宋武帝刘裕攻打司马休之，来到江陵，对慧观亦十分敬重。后应刘裕之请，大家又一起到京师，安止道场寺。由此可见，江陵与庐山佛教间一直有着不断的人员往来。

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请慧远派遣僧人住持，慧远派遣了昙顺。昙顺本黄龙人，受业鸠摩罗什，后到庐山师事慧远。昙顺德行高远，至竹林寺后，专心义学，使之成为荆州名寺。昙邕追随慧远，始终不忍离弃，慧远卒后，昙邕乃至竹林寺，卒于彼寺。竹林寺后有释僧慧、释道馨、释慧球等高僧，皆与昙顺之力密不可分。尤其僧慧，为慧远再传，颇有远之风范。

慧少出家，止荆州竹林寺，事昙顺为师。顺庐山慧远弟子，素有高誉。慧伏膺以后，专心义学，至年二十五，能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心》等。性强记，不烦都讲，而文句辩析，宣畅如流。又善庄老，为西学所师。与高士南阳宗炳、刘虬等，并皆友善。炳每叹曰：“西夏法轮不绝者，其在慧公乎。”吴国张畅经游西土，乃造慧而请交焉。齐初敕为荆州僧主，风韵秀然，协道匡世，补益之功，有誉遐迩。年衰，常乘舆赴讲，观者号为秃头官家。与玄畅同时，时谓黑衣二杰。[9]

慧远另一弟子法安，出外游方，至阳新县，因为消除了当地虎患，被当地百姓留住，捐社屋为寺，左右田园皆舍为寺业。法安在当地颇得信奉，并曾资助慧远一铜钟以铸造佛像。

《高僧传》又载太元年间慧远迎请武昌寒溪寺文殊菩萨像之事。初，陶侃得一阿育王像，送至武昌寒溪寺。像有灵验，寺主僧珍往夏口，梦寺遭大火，而像屋有神龙围绕。僧珍回寺，发现全寺焚尽，唯像及像屋独存。陶侃移镇，以像有威灵，欲携以自随，而像沉长江，竟不能获。慧远创寺既成，祈心奉请，佛像乃飘然自轻，从容至寺。依此故事，慧远曾远赴武昌，迎请佛像。或者虽不一定是慧远亲自前往，或者根本是武昌送来佛像亦未可知，但当时庐山与武昌一带的佛教亦有联系则可证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