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新声
反思中国历史上易学发展与面对未来走向[1]
成中英[2]
我提出易学是中国哲学的起点和源头活水这个认识至今已近30年，易学当代的发展与繁荣从各种出版物的涌现可以看到。对于这些，我没有直接的统计，但是很多过去不讲易学的人也进入了这个领域。然而必须说当前学界对易学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它代表或包含怎样一种哲学内涵，又有何等对本体、方法、知识、伦理道德的启发也不甚清楚，这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3]
一 易学的哲学内涵
从历史上来看，易学当然涉及我们说的《周易》更早的一些历史，周易之为周易是周文王与周公的智慧的结晶，体现出易道的符号化与对卦象的判断。在这之前有伏羲易学，以自然观察为体，以占卜为用。在这之后则有孔子易学，从自然宇宙走向本体宇宙，从占卜走向道德实践，文本以《易传》为主，影响中国哲学与文化数千年至今。孔子之前的周易文本，是以六十四卦的卦象为形式、以作者面对占卜事项为内容的。但要说出此一内容真相却不能不诉之宇宙现象的含义来发挥，形之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以及可以行为的裁断。但要理解此并不容易，所显示的宇宙论、认知论、管理学与伦理学或道德学的有机结合，表现在易传十翼的论述里面。这是孔子易发展的基础、源头，而孔子易又形成了此后易经经传与哲学发展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与贡献，如果没有《易传》，现在的易学就很难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必须说孔子《易传》是根据《周易》发展来的，它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周易》本身这个文本就已经具有哲学的内涵。
在孔子时代《易经》韦编三绝，已经变成一种流行本，它具有一套把历史、实例、原则与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有序与有机的符号体系。就义理来说，它把乾、坤两卦放在前面，把既济、未济摆在后面，显示了这一易学体系的本体动力基源以及其不断开放的创造形式。这里还要再说明两点，一是在结构上《易经》作为一个符号体系，它已经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二是作为一个义理系统、用来说明这个符号体系的卦爻辞，也形成了一定的通例，是经过整理而归纳起来的成果。至于怎么整理出来，我有一个假设，我认为是文王在长期被囚于羑里的日子里整合与归纳具体占卜事例而做出逻辑分类与形象分析时所形成的。
文王对易学发展的贡献就在于把符号体系与义理体系结合起来，这个符号体系可以看出来是比较容易了解的，这又得向前推到伏羲时代，从一阴一阳这个卦象来发展出更能具体表意及表变的卦象，就是从最初的阴阳发展出能够涵盖万事万物的更多区别的卦象系统。这是一套自然数的代数原理的展开，大家过去只是把这个问题看成八卦怎么变成六十四卦，但是从来没有人反思一阴一阳怎么变成八卦，一般人认为八卦是很自然的形成，但是八卦所表现出来的是三个爻的结合体，这个也不是说天生便是如此，它当然有意义的存在，但是三爻产生八卦这其中存在着数学的基础，这种认识是潜在的，有了这样的卦爻系统，我们就可以作为占卜之用，所以占卜出来的卦象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这个意义来自我们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来自我们对于卦象所代表的自然状态的一种判断或者一种直觉的认识，比如三个阴爻代表一种柔和力的表达，就被命名为坤，形象为地。坤之突出者为艮，形象为山。坤之下陷者为坎，形象为水。同样，三个阳爻代表了一种刚健力的表达，就被命名为乾，形象为天。乾之下陷者为兑，形象为泽，乾之中空者为离，形象为火。如此类推，天之下空者为巽，坤之下实者为震。所以说在易学发展最初的时候，这种直觉的意义就已经在爻辞里显现，实际上爻就是一种变化之动，它代表一个生命的蠕动，卦之动代表一种阴阳之间实质的发生。当这个爻成为卦的时候，这个卦所代表的意义就需要我们从爻的结构与其方向来决定、来认识。这个认识是经过观察、比附而后总结得出的。儒学以三个阳爻的卦是最根本的、最纯粹的、最刚健的，所以把这个卦当成动之起点，然后再说其他的卦象，比如离卦、坎卦等。总而言之，在观察天地表后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整体意义了解事象与物象的定位符号系统，其中任何卦都能得到相对整体体系与体系中任何卦象的相对关系。所以，卦的所指与其能指，就是其意义的界定，这种意义界定是同一经验、差异经验、重叠经验认识的结果，是整体经验认识之后在整理中确立个别卦象分布它的意义的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这个认识来源于经验、观察，是人们反思整体与个体之关系的整体布局。
二 卜卦中两个基本问题
我在此考虑孔子的易卦系统发展其意义与所指在体用上出现两个基本问题，以说明从本体易学在当代重建易学的一个重点例证。一是八卦为何按照加一倍法发展到六十四卦，其意义的来源为何？二是怎么判断个别卦的吉凶。对于第一个问题，简单的回答是人对世界包含的万象万物必须有合乎需要的分类，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4]从八卦到六十四卦是自然的延伸，基于一阴一阳的二进位，八卦是自然现象的划分，到了人文世界，自然世界与人的交往与互动自然引申到六十四卦的层次，但六十四卦也包含了自然八象，透露出自然中的人文创造与气息，人文活动中也必须保有自然的本真与其原质，方得以发挥人文的主观精神而不失其客观的基础与宇宙根源。
除此之外，本体易学对此强调的是直觉和整体的观感所造成的系统存在，我们怎么来给某一卦某种意义的解释，一方面必须在原来八卦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找到与人生经验相关的特殊意义，一方面又必须判读意义如何能作为人的行动基础，自然牵涉到吉凶与善恶问题的价值判断。这就导向了第二个问题：即个别卦的价值判断是如何产生的？显然行为的价值判断是在人文世界中发生，但却必须从自然世界形象的整合来说明，这是尊重自然本体，也是说明主体不能离开客体。人的行为或行动显然是透过具体的身体力行来实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为什么说地天泰卦在六十四卦中大都是吉祥美善的，但是有没有凶恶的时候呢？天地否卦说它不好，不好在哪里，它是否存在好的时候呢？如说它好，它又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卜卦只是注重一个卦的自然表现，当然它具有一定的自然所指意义，这种自然所指意义怎么启发出人对于凶吉善恶的判断？显然，这是人对事物的了解具有历史性的与经验性的认识总结出来的结果。同一个卦在卜卦中可能出现很多次，每次意义不会尽同，因为具体的事相可以很不一样，对应的环境也不一样，故而不可能有同一的意义与同一的价值。但我们仍然可以就一般的归纳与范畴的归类来说。譬如，在诠释方面，泰卦之所以好，是在于地与天能够相互融通，天有雅德义支持地的繁荣，但为了开辟与面对外在世界，天必须前行与上发，却不能不有天地一时的不顺，故否卦也是需要的，也不是绝对坏的，而泰卦也不是每一个情况下都是好的。故而相应于整体发展来说，泰卦有其表象的好，然而有其内涵的安而忘危的危机；否卦是坏的，因为天与地分开，但是并非否卦每次都是坏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向前发展的机会而提醒人们内心要发奋与跟进的需要。总而言之，我们要指出这里有一个分析与比较过程，是本体易学十分强调的。文王显示泰否既相错又相综，说明两者关系密切，显示了祸福相依、善恶相生的变化概念与事实。他似乎已把所有的否卦和所有的泰卦都拿来对比，否卦因为其基本意义是天地分离，所以它的具体个例、个案以不好的居多，而天地交泰又大多是好的，吉凶问题由此而定，但如就善恶而言，则必须考虑整体与变化的可能以及个人的修持的对立价值，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经过归纳得出的结果。以后出现这样的卦，便沿用此吉凶判断的方法而未能充分注意到善恶判断的需要。这个认识，说明了最早卦象与卦辞结合在对占卜结果之象的意义判定与价值行为的方向判读，仅从表面观察而未及卦之间的关联层次，但变卦以另一种随机与偶应的方式显示了卦间性的重要。
综合言之，最早发明卦象经卦象的推衍与卦象的基本意义的判定以及考察卦象如何从经验观察中决定它的吉凶，对我们行为已产生认知的启发与行动的启发。此一过程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从具体意义到一般原则的上升，从认知到行动的关注，这是根本的工作。透过占卜达到义理与符号的结合是易学发展历程中的最大的一个过程。到孔子时代，卦的整体意义比早期占卜时代更为彰显，这是因为人们对卦的形式和卦的相互关系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能认识变卦的含义，好的卦可以变成坏的，坏的卦可以变成好的。卦不是一直都好，也不是一直都坏，卦之好坏根据人的行为，有助于人的行为成功的或者能够提供一个成功的行为方式，最后导向一个好的结果，这就是好的；如果不能提供一个好的行为方式，或者最后导向一个坏的结果，这就是坏的，好坏如此之分是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说明与认识的，因而人们可以如孔子所说“不占而已矣”[5]。我们反思这一个过程可以认识到易学是一种观察的学问，也是一种整合的学问，是一个把事实经验与意义价值结合在一起的诠释与判断之学，它必然涉及人多方面的存在的活动，融合存在本体、方法策略、知识诠释与价值及道德实践的多方面思考。这是我说的本体易学的重要内涵，是对历史上从孔子以来易学的潮融。
三 如何理解“《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及易道的内涵
总体来说，到孔子时代，我们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6]，“道”有哪四种呢？《系辞》中说“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怎么去了解这四者？第一个“以言者尚其辞”，我们要说出一个道理，必须要考虑到言辞的义理性，即义理的内涵，易学提供了一种理解或者说明的标准，提供了对事物认识的义理，义理表现在《易经》中“辞”的部分，包含了所谓的爻辞、卦辞，所以这里说的是了解卦象系统中的义理。“以动者尚其变”，重视变化的可能，而且以行为来体现变化的一种影响，以上两点，前者重视说明、理解的规范性，后者是重视行为的规范性，这两点在易学中都可以看到，因为易卦提供了一种行为的规则，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则不好，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是“元亨利贞”，还是“有悔”“小咎”。第三个对易之道的认识是“以制器者尚其象”，从易象、从观察自然中看到我们怎样去发明器物、怎样去推进技术的创造以及建造器物的文明，因为人总是不断地要发展一些具体的存在方式，以群体为主而不只是以个人为主，有制度化的问题和要求，有发明创造的要求，尤其我们说“制器者”，强调发明制造新的东西出来，比如一些生活用品，那就必须要考虑客观的象方面的提示，以此作为标准，如此则与易学很密切地联系起来。最后一个易道的理解是“以卜筮者尚其占”，对卜筮这方面，将其作为基础来预测未来的发展变化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是实用的动物，重视行为、动作，但是怎么样才能使这个行为有成果，在哪种情况下对不同的行为有所判定，都要经过一个思考的过程，这就是易学所要关心的问题。
在以上四个易道的认识中，“占卜”是指向未来，“制器”是针对大众的行为，重视理解，重视语辞、义理，重视理解的方式和行为的规则，以及制度的建立和对未来的一种预测，这就构成了所谓基于易学所产生出来的易道的内涵，这易道的内涵是易学产生的一种文明的要求。
《周易》从周代开始，后来发展到汉，基本上是力图建立更好的一种理解方式、更好的一种行为方式、更好的制度和更好的对未来的认识，这是易学的至少四大方面，孔子易学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而且涉及的面比较广，这四个方面在《易传》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部分，但是可惜的是后来的易学则只是偏向于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方面。我们说易学本身的包含面很广，而象数存在于什么位置？这里我们说“尚其象”，象数事实上没有被特别具体地提出来，但是它是包含在所谓象之中的，是象的一种变化的规则，这是一个重点，后来学者逐渐将象数与义理分开。象数、义理都对人的行为有所帮助，但是谈象数的人大多不谈义理，研究义理的人也可以不谈象数，而事实上在原始易学、孔子易学中二者是不可分的，易学是创作文明的一个传统，始终以其自己的哲学眼光来创作多角度的文明体系。
四 自汉至近代中国历史上易学的发展走势
提起汉代易学，郑玄、荀爽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汉代易学重象数，完全以象数来说明义理，这个可能是一个偏移，因为基于对原始易学的考察，义理的来源不纯粹是象数，还来自我们对事物整体的认识，所以象数是已经形成的格式、布局、关系，比如河图洛书，因此义理还应该有实际考察产生的概念作为基础，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汉易走偏了，但是并不是说汉易没有概念，而是往往基于卦象妄加解释，尤其为了某种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让易学本身完全不能发挥合理的实际指导作用。毕竟预测若不能客观地掌握符号，掌握时空间的关系，掌握它的基本意义、基本价值，如此还怎么能够回应整个时代发展的态势？所以后来的易学，例如王弼的易学依据象数，其代表的是一种更深刻的对于本体性质的认识，一种存在作为变化的基础、作为符号建立的基础，它让易学重新回到根源的意识，故自王弼开始形成新道家的易学。
经过魏晋的王弼《易经注》、把易学放在老学的基础上，至于隋唐，孔颖达疏解《周易》王弼、韩康伯《周易注》，基本上在道家基础上引申孔子易学，糅合儒道，建立了易理与易象的整合体系，这个体系理论性虽不能说很强，但至少有整体性，有系统的概念，为宋代理学易学进行了导引。有宋一代，理学的易学发展是空前的，以程朱为代表；再到明代，这里又有一个不能绕开的人物——来知德（其著述为《易经集注》），他的易学是非常系统化的，强调以象数阐释义理，以义理印证象数，侧重取《系辞》“错综其数”以论象，但对应他的时代，他的易学并未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反而在他之后，明代王船山的易学，重新思考宇宙大化以及生命危机，强调象数相连，理气相生，更能体现一个具有近代哲学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即象数义理结构。
从清代到近代的易学，易学的缺陷在缺少对易的变化世界广博的认识和深切的关切，学者大都囿于文字、文本与图象，以考证为职志，以训诂为要务，乐于文章的表达，没有回到根本的认识，易学原始的智慧、活力逐渐就没有了。从易学之为天地之学与生命之道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段时期的易学可说走到了最低峰。当然也有个别能够发人深省的东西，但是总体上看，易学在清代可以说是走入了死胡同，这段时期惠栋考证象数易学对现代易学影响很大，著有《易汉学》《易例》《周易述》等，驳诘宋人《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说，为清代吴派经学奠基，深得乾嘉学者推重，但不足之处在于固守象数传统，衔尾朱子之说，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五 对于易学的新解
在此背景下，易学逐渐和哲学义理脱离关系，更无法导向制度的建立、行为规则或者价值规则的贞定，易之四道几乎无一彰显。形成了意义的空洞，概念的贫乏，历史真相的失落，对真知的无感。显然，当务之急就是将易学的概念提出来。关于易学的概念，这里要澄清两点：其一，易学本身即是一个哲学义理的学问，又是利用符号来表达义理的学问，不管义理还是符号都是来自个人对世界与人自身动态的认识，如此方能将易学纳入到宇宙与人的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的易学根本及普遍缺少这样的关照与能耐；其二，易学逐渐沦为只是一种以传统作为权威的对象数的解释，虽然可以占卜论事预测，但并不是代表了一种对事物变化规则有所认知。更无法深入对变化的理论探索，形成哲学的论辩与科学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研究。如果易学缺少了这种理论性的兴趣，变得过分实际，这又将成为其自身的另一缺陷。而如何将易学与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相结合也是值得我们深切思考的问题。怎么去建立一种人的认识，建立一种社会的认识，建立人类行为规范的认识，建立一个生态环境的内涵和价值，建立一套易学的管理哲学与治理哲学，这些都是值得当代易学年轻学者思考的问题。
下面通过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问：老师，您刚才说清代易学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具体指的是什么。其实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的学者对易学进行研究，那么您所说的易学走进死胡同指的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实践层面上？
答：在清代，易学最大的问题包括两点，一是脱离了现实直接的本体意义，二是对现实的关怀没有了，易学本体实践与方法实用的目的感没有了，纯粹变成了一种文本研究，实际上五经经学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因此跟人生的关切也逐渐疏远了，专家也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体系，但是也觉得跟易学没有亲切感，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并能说明什么。在此背景下，古史派应运而生，以历史来解易，但是这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清代章学诚主张一切皆史，经学就是史学，这就完全将经学中具有现实的意义、本体的意义、对未来追求的意义和目标意义抹去，消解了对本体、现实、目标、未来、发展、生活的关注度。台湾有吴秋文会长讲生活易经[7]，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将易经看成是生活；我讲本体易学，可很多易经研究已经丧失了本体的意义，当然也不讲体验，对现实也没有丝毫关切，只是找些文本来发挥而已，或是讲一些所谓“破解”，首要解决吉凶利害问题，而不关注易经本体与德义之学。就易学本身来谈，就是将易学变成史学，将《易经》这本书也作为史料来研究，没有活的生命力流淌出来。现在一些人也在着手研究少数民族易学，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生活易学，有没有所谓的生命力存在里面，还是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史学？
问：其实少数民族易学也是挺生活化的，它把易学中所谓的哲学思想与本民族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也有不少人在研究这块，将易学与其他文化，比如东巴教联系在一起，占卜方式互相影响。比如东巴教的打卦与易经几乎是一样的，而前者更加生活化，生活化的意义在于在当地的东巴部落中，在现实的生活中应用得更广，大东巴都要求会打卦，但是现在也慢慢失传了，当地的人也逐渐不再去学。东巴族资料其实还是挺丰富的，他们有厚厚的文本，里面很大的部分都记载了打卦的过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易学生活化？
答：若这样的话容易走入闭塞。如果占卦没有跟现实很好地结合在一块，就纯粹变成一种仪式，以它代替追求一种无知的预测与规范，这还不如照孔子所说“不占而已”。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不占而已”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如果掌握了对现实的知识，就不要再去占卜，云南东巴民族把占卜当成生活意识，这是他们的传统。但不要忘记占卜是有着严格限制的，在过去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占卜，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占，如果像这样毫无节制，将占卜脱离知识的话，知识永远不能进步。人们可以因有智慧而不占，有所占而不能增进智慧也是空洞的。如果占卜能助人来推广知识也是有价值的。当然东巴人逐渐不占是什么原因我并不清楚。
问：那么占卜的合理性在哪？
答：合理性跟现在的预测一样，必须结合经验，必须能做出理性的理论诠释。什么人经验丰富，又懂得何时可占，何时不必占，占而又能做出理性的说明与促进道德价值的发展，由他来诠释卦象与说明卦辞，就有其内在的权威性。
问：这么说，实际上这个卦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占卜的内容全在于解释者的主观思维。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所谓的占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卜卦的内容都在于人为的怎么去解释。
答：也不是这样的，在人类知识发展中有两种理论，必然性与probability，即或然率。理性主义根据的基本原则是理由充足原则，但是或然率理论正好相反，基于理由不充足原则，又称为principle of ignorance，无知原则，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处于知识的边缘上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抉择了，比如人处于沙漠中，接下来该左走还是右走，这都是一种自由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占卜就很有意思了。占卜表示的是一种心态，让自己诚恳地看待这个事件，让这个事件的决定通过一种不受人为因素控制的自然力量的显现，在这个层面上占卜具有某种重要意义。
问：老师，在您说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人在沙漠中无法抉择从而选择这种自然力量的显示，可这种显现还是要通过人为地去解读啊。
答：是这样的，通过这种自然显示的方式，人们就先找到了方向。比如两人现在不知道往哪走，提前说好，如果这卦是正卦我们就往右走，如果是反卦的话，我们就往左走，但是这里的左右是什么含义，那就要解释了，比如根据卦象我们要往右走，结合当时的风向。因为原始的卦只是一种决定，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没有什么解释，但如果出现了现象或卦象，就要解释了，比如出现了乾卦、坤卦、未济卦，就要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经验丰富的人，把这个卦象与实际的情况相结合，那么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卦象进行诠释，得到一个可以参考的指示。
问：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到的这个卦象是偶然的，对吧？
答：对，是没有任何可知的因素决定的，具有自然性，也就是大化自然。
问：这是否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听天由命，摆出了什么卦我们就跟随？
答：当然也不是听天由命，在这过程中允许人们去认识它、诠释它，诠释就是一种自由，一种合乎经验与理性的理解。
问：但是我一直不理解的是，刚才老师您举的这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摆出什么卦是人为的界定的这个原则，游戏的规则是人为制定的，那么还是人为的东西在参与其中，这过程中还是存在主观性的。
答：这可以说是以理性的主观性或者说知识性的主观性来说明一种完全不知的客观，首先，没有主观可以代替客观，但是客观也永远不会是主观，这里面还涉及一个目的性问题，因为卦有一种目的性、行动性，易学涉及整体性（知识上的整体性）、现实性（当前的现实）、历史性（利用过去的知识）、判断性（做出一种决定）、预测性（预测未来）、实用性（解决当前的问题）、目的性（指向我们想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出一种诠释，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判断。其次，这个卦判了并不是意味着一辈子就不变了，当新的情况出现、新的可知物出现时，我们还得再判断一次，而且要从第一个占卜中获得教训，作为做出新卦的参考。但是什么时候再判第二个卦呢？比如刚才的那个例子，我们在沙漠里又接着走，占了一卦，比如说地风升，两个人里最有知识的人说，地风升，理解为风是往上升，按照过去的经验，起风的地方一般在我走路的右边，可能这个卦说明的是不要逆风，而是要顺风而行。进行这样的解释，如果接着走还是没有走出困境，可能又到了卜卦的时候，什么时候卜这个卦？这个过去没有谈，现在的卜卦方向要根据事情来决定，比如得了疾病，可能病情在一两天就要变了，这时去卜这个卦就要慎重，诠释的理论就更要有知识性做基础。在沙漠里行走时遇到的景观也不一样，预测错误之后还要进行新的预测。
问：那您的意思是说，潜在的前提就是您相信在人主观力量达不到的情况下，占卜时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在给你启示吗？
答：整个来说，你在系统当中，只能用最好的解释来找到一个最好的行为方向，因为你关注的是怎么走、怎么取向的问题。当然可以有一个主观的信仰，也可以有一个自然的科学化的信念。
问：那再换一个角度，我也可以不占卜，简单来讲，我不用这个原则，随便找一个偶然的因素作为判断是否可行？比如投一个硬币也算占卜啊？占出来的卦是纯偶然的啊，怎么理解这个偶然性？
答：它不是偶然性，而是自然性，通过长期观察可以看到，从伏羲到文王，伏羲已经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可诠释的有机世界，在我的易学中，它是一个整体包含部分、部分又包含其他部分、每个部分又都能代表全体的有机系统，因此它不是纯粹的偶然。占卜的方法当然可以多种，但也有合理可信度的差别问题可以提出。事实上也是如此。
问：如果借助卦这个工具，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是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去判断，既然都是通过主观来判断，为何还要借助这个手段呢？既然借助这个手段，也就是说你潜在地承认除了主观之外还有某种客观的东西存在？
答：它有一定的规范，是历史长期的积累。伏羲开创了通过观察世界来获得认识的新途径，这也是我谈的一个“观”字，最原始的占卜有很多种，希腊人的占卜、原始人的占卜、非洲人的占卜等，都是要找一个符号，就好像基督教《圣经》怎么从一个存在的东西来看它的神学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启示。但是中国的易学跟这个还不一样，它不是神学，它把自身变成一个客观的东西，从自然呈现出一个自然现象，卦象是个自然象，与原始人不一样，原始人丢一个铜钱，落在左边就往左边走，落在右边就往右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说我要知道现在的处境所包含的某种自然意象，后来逐渐就有历史人文累积出来的意义蕴含其中，从而把八卦推向六十四卦。总而言之，占卜既是归纳又是演绎，而且还是假设。中国的易卜重视自然，它是尽可能让卦象来显示自然的状态，包含知识性的东西，而不诉之神道。
问：那是不是说八卦本身没有任何神秘性，它只是人类长期累积的经验的系统符号呢？
答：是这样的，就拿我的易学来说，也都是从经验里发现的理性，不存在任何神秘性，它可以说是具有内在逻辑性的体系。如果对于一件事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只能通过经验来建立一个卦象，说这个卦象代表自然，事实上卦象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至于它代表到什么程度，能否了解它代表的深层次的意义，我们只能从自然经验中去发现，只能以我现在具有的理性和智慧来理解它代表什么，与事实情况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既然卦的判断准了，慢慢它就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出现，这个卦也慢慢具有历史意义，是这样决定的。但却不保证它必然有效。
问：很多人算卦可以很准确，这个怎么理解？
答：我不知道什么是很准确。一般的占卜没有把真相说出来，占卜的方式可能和过去是一样的，是随机的，不是由神明来规定。只有一个自然的规则在里面，像掷骰子一样，只是遵循大数原则，所谓的自然力量是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之下产生一种正面或负面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六十四卦中的这一卦，而不是那一卦呢？它只是代表在那种状态下一种力的平衡，这是不能规定的，是在一般规则下引起个别事例的随意性。出现一个卦象后，聪明的人就会按照你的问题、你的需要、你的状态、你的年龄、你的性别来解释，经验多了也许自然能被说成会八九不离十，达到一定的主观性的准确性。
问：老师，您怎么看待京房[8]他们的观点，他们添加了一些卦气，这种还属于传统的易学吗？
答：京房的体系有一些新的形式出来，这其中包括八宫、河图洛书的背景显现在其中，鉴于某个卦在八宫中是游魂卦还是归魂卦[9]，给它赋予一个特殊意义。
问：实际上这是京房自己创造的体系吗？
答：是的。
问：那么，是不是说京房的体系与易学义理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很紧密？
答：我刚才说过，《易传》繁中有简，它的原则是要“尚其辞”，所遵循的原则有四个：“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言者尚其辞”，有义理蕴含其中；“动者尚其变”，动是行为的要求和目的；“制器者尚其象”，京房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个象，通过望象来判断，所谓象是爻的结构和变动，制造出一个体系，由象来决定其制度；“卜筮者尚其占”，这是比较广泛的要求，但至少谈到辞、象、制度、占等，其中蕴含某种目的性，而京房只取了其中的象数部分。
问：是否可以理解他只是个旁支，不是正统意义上的易学吗？
答：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过去的易学有高明的，有不高明的，比如两汉易学走入象数的死胡同，由此才产生王弼的易学，开始重新再来，回到道家、道学的本体论，松动了诠释系统，直到程颐用理学的方式来解释，而后朱熹认为光用理学的方式还不够，还要加入占卜的可能性，其实这些都没有恢复到原始孔子易学的那样的多面性。我的易学就是要实现这种恢复，归本这个多面性，但却给予它一个现代意义。
问：那你认为占卜只是它的一个侧面吗？
答：是一个应用面的一个面或一个阶段。占卜一方面是预测，另一方面是决策。它不同于纯粹的预测，是以知识为基础做诠释，以预测为基础来做判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行为的规范，以这种行为的规范所造成的行为来检验易学，形成一套活的体系，并能发展成为一套管理哲学与一套信息沟通哲学。所以我的易学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广博、最为本体化，也最重视应用的易学，这主要是从易学本身来说明易学何以可能，不把它当成神学系统或象数化的神秘系统，而是当成一种哲学与本体的诠释的体系，从而探讨此一体系如何自我完善，自我改进，如何与时俱进，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对历史上的易学进行批评、批判与整合。
问：您认为易学在清代走入了死胡同，那么您认为清代惠栋[10]的易学影响如何？
答：惠栋对清代的易学当然有所影响，但是我的目的不在于他有没有影响，只是他代表一个时代的趋向，因为如果不把过去的问题弄清，就没法建立新的体系。惠栋成为乾嘉考据学派中吴派的领军人物，就是因为他的易学在当时独具一格。清代易学需要更多说明和批判，否则就无法了解这一个中国易学发展中的一环为何如此空洞，如此缺乏生命力。
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的《易学本体论》中也有所提及，很值得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张政烺先生在《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11]一文中提出数字卦的问题，把甲骨文里几个卦中出现的数字符号，解释成数字卦。但是我从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些符号不可能从单纯的数字来获得意义，中国人观天下，重视形象，连数字也有时位与奇偶的含义，故而所谓数字卦仍然是阴阳符而有阴阳的形象，而不是单纯的数字。易学是世界与人结合在一起的学问，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张政烺先生将此界定为数字卦，对此，我提出了异议，认为最早的卦都在表象，体现对这个世界的动静之象的理解。比如八卦是表现这个世界的八种形态，如火卦、坎卦等，数因象而起，可说是复杂的象及象与象的关系。“极数知来之谓占”[12]，说的仍然是象与象之间的比例与变化关系。一个卦当然有数的结构，阴阳爻有其位数，或为九五或为六三等等，而所谓数字卦显然并非指此。总而言之，数字卦有什么独特于象之外的意义并不明显。占卜中的确存在数，因为它要描述这个世界的变化，比如阴阳如何变化，一分为二，数字代表四季，再进行相应的转化，最后形成万物，这些都是世界的一种表现的意义，不过借助了数字的形式。因此我认为表象是根本，数字也是表象，而数字卦只是表象的特例，而且并未成为常规。主流还是阴阳爻的表象符号作为工具来预测未来。为了要产生这个表象的卦，如何成卦就在如何去模仿宇宙的生化，如此就开始有数字，比如一生二等，包括谈怎么占卜，就是描述宇宙发生的方式。
[1] 基金项目：成中英先生《十家易》课题研究成果。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本文经过成中英先生亲自仔细审阅与整体修改。——整理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2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刘俊，现在夏威夷大学访学）
[2] 成中英（1935～），男，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易学、管理哲学等。
[3] 1987年在济南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上，成中英先生首次提出这个认知，会议论文《易的原始及其未来发展》收录在此次会议论文集、由刘大钧先生主编的《大易集成》一书中。在成中英先生看来，《易经》是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一直以来大家对《易经》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易经》是一种用来卜卦算命、求财求利的手段，其实这已经丧失了它原来的功能性。
[4] 引自《易传·系辞上》，原文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5] “不占而已矣”，出自《论语·子路》篇，原话如下：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引自《易经·恒卦·爻辞》。
[6] 引自《易传·系辞上》第十章，讲“《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之“辞、变、象、占”。
[7] 参考吴秋文《易经探源与人生》，从生活角度谈易经，致力于“易经生活化、生活易经化”。
[8] 京房（公元前77～公元前37），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其学术贡献在于开创今文《易》学“京氏学”。
[9] 游魂卦、归魂卦是西汉京房八宫卦术语。游魂卦指每宫的第七卦，在六十四卦中，游魂卦有火地晋、水天需、泽风大过、山雷颐、地火明夷、天水讼、风泽中孚、雷山小过八卦；归魂卦与游魂卦相对，指每宫的第八卦，六十四卦中归魂卦有火天大有、水地比、泽雷随、山风蛊、地水师、天火同人、风山渐、雷泽归妹八卦。
[10] 惠栋（1697～1758），清代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祖周惕，父士奇，皆治《易》学，其学沿袭顾炎武，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尤精于汉代《易》学。
[11] 参见张政烺《张政烺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第64页。
[12] 引自《周易·系辞上》，原文是：“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