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roeconomics ｜宏观

全球疫情三大后遗症：民粹、脱钩、通胀

谨慎应对全球“3T”趋势逆转：反Tech、反Trade、反Titans。

撰文｜邢自强

疫情后全球经济迎来“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可能将呈现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趋势。

“宅经济”成消费新模式

随着疫情得到有力控制，中国经济复工复产顺利，消费者的活动复苏了几何？自4月份以来，消费品也显著恢复，比如汽车、智能手机甚至住房，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从房子到车，再到智能手机，实际上是“宅经济”的一种拓延，证明了消费者心里还是担心公共卫生和感染风险，所以愿意把钱花在“宅”上，包括更好居住条件、更快上网娱乐、或者是私家车而非公共交通的这些层面。

然而，线下消费依然严重滞后，包括餐饮、美容、健身以及旅游出行。譬如，根据大摩自下而上的调研，目前商场和餐馆的人流量不到正常状态的70%。这是符合这次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影响的特点，即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危机。所以在科学的疫苗推广之前，消费者很难做到该吃吃、该喝喝、该聚会聚会，这种情况下“宅经济”可能会成为一段时间的常态。

“宅经济”的第一阶段，是这几个月涌现出来的“宅在家”，比如在线教育如火如荼，比如手机升级潮，以及买车替代公共交通。接下来，“宅经济”会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宅在国内”，而不是出国，这对全球和中国的一些消费趋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近几年来，中国境外出行花销大概是一年2600亿美元，其中留学生开销占了1/4，余下主要为境外旅游及购物，从目前来看，不仅是今年，可能未来两年，中国出境旅游消费和留学都很难恢复到过往的水平。因为不同的国家还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抗疫的效果反差较大，反而拖的时间会比较长，导致中国消费者不大放心去海外旅行，包括对坐飞机这种人群聚集的交通方式，可能暂时仍试图避免。在最终有全球可以推广的新冠疫苗之前，中国境外花销这块会大幅缩窄，留在国内，这是“宅经济”的第二阶段。这对于经常账户有提振的作用，在国内度假、购物、娱乐、教育，“Staycation”经济，可能成为疫情后的消费新模式。

全球经济进入“三去”的后疫情时代

更重要的是，这次疫情后，全球可能有很大的后遗症，会出现一个“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贸易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这将导致全球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全球通胀风险，和过往几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这次各国应对疫情，除了采取了货币大放水之外，有两个新特点，一个是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大幅度举债。二是疫情本身具有特殊性，它是属于自然灾害，一旦疫情慢慢受控，到明年和后年修复这个产出缺口，走出V型的深度衰退花的时间是比较快的，要比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走出潜在的负的产出缺口要来得快。

这些特点会带来什么呢？首先是全球已经绝迹多年的通胀压力，将卷土重来。2008年后发达国家的数轮量化宽松，没有引发通胀，源于超额准备金大幅增加等因素下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放缓。然而，本轮新冠病毒疫情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面对疫情纷纷推出天量财政刺激，并加强财政和货币协调，货币流通速度未必会持续下行，而刺激易放难收。到了2021年底，发达国家有望回到疫情之前的生产水平，产出缺口收敛，但并不会适时地撤出这些政策。全球四个最发达的经济体，今年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4%，比去年的2.9%大幅度飙升，但是明年还会保持在10%左右，这是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如果美国今年再出台1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赤字将高达GDP24%，为1942年以来的最高，但明年还会保持在14%或者更高的水平，这代表着一旦产出缺口回正，即到2021年底之后，欧美回到疫情前的产出水平，刺激政策又不及时回撤，到那个时候就有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压力。

当然，很多研究人士对此表示疑义：过去三十年，世界经历了屡次三番经济危机，最终都是靠货币的大放水和刺激走出困境，却没有引发随后通胀。这次有何不同？

我认为，过去三十年存在着三股主导力量，压制了通胀，提升了全球生产率，但也造就了西方经济体内部更大的贫富差距。我把它称之为“3T”，Tech，Trade，Titans。Tech即科技主导化，全球企业科技研发推动生产率进步；Trade即贸易全球化，尤其像中国这么大的富余劳动力和这么强的生产能力，融入全球经济，促进了生产率，提供了价廉物美产品；最后是Titans，即企业巨头化，在收入分配里过去三十年对工资越来越不利，企业的博弈能力强，工资占GDP的比例不断下滑，企业头部效应明显。这三个因素，造就了通货膨胀受抑制，生产率受支撑，全球化呈现黄金时代。比如过去三次周期，1987年底美国股灾之后，2001年底科技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也伴随着大举的宽松刺激政策，但其后并没有通胀应声而起，实际上因为这三股因素起着主导作用，维护了全球经济格局的稳定。

然而，这三股主导力量的副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不满情绪积累。在疫情之前，这种不满情绪已见端倪，出现贸易摩擦、科技限制以及发达经济体对自身大型科技企业监管强化的趋势。这次疫情期间，这种弊端进一步暴露，推动西方经济体未来政治思潮、政策取向产生变化。疫情会进一步加剧这3T的趋势逆转。

首先，去企业巨头化。西方世界自身对贫富差距的不满在本次疫情中进一步加剧，这导致了疫情后，可能看到企业跟劳动者工资之间的博弈会由于政府的政策而发生变化。因为疫情放大了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受伤比较重的都是中下层收入者、蓝领工人，一方面因为从事服务业，受制于隔离措施，不能工作，失业了“手停口停”。而且，中下层收入者得新冠传染病的比例，也相对于中高端的收入者高得多，所以是双重受伤。这也间接导致近期发达国家在隔离期间一些社会示威事件层出不穷。相反，能够在家远程办公的高收入群体，不管是疫情感染，还是收入，受影响都比较少。这种民意民情取向之下，将来发达经济体可能会更趋向于经济政策的平民化，即不断给老百姓进行转移支付，直接发钱，靠长期保持财政赤字，甚至赤字货币化，来实现这种平民化经济。

其次，去科技主导。中美贸易摩擦、西方世界自身的老百姓贫富差距，导致本轮疫情之前，已经涌现出了科技层面东西方脱钩的趋势，在西方内部，也涌现出要对大科技企业采取更严格管制的苗头。这次疫情，可能加剧这个去科技主导的过程。

再次，去全球化贸易。疫情之后，逆全球化进程将得到加速，西方经济体可能采取措施，引导一些特定行业如医药、医疗设备、高科技的产业链回流发达国家。

疫情后全球经济迎来“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可能将呈现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趋势。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选项，是走向民粹，不断给老百姓转移支付、直接发钱，靠长期保持财政赤字，甚至趋向现代货币理论（MMT）这种新式的财政实验？还是用于真正提升长期生产率的对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系统的投资？这将决定全球生产率走势，通胀局势，和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这个后遗症更为深远。

中国亟需居安思危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需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

首先，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而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有助于推动这种潜力释放。笔者在去年的《城市化2.0蓝皮书》中分析，如能落实户籍土地制度改革，辅以数字化基建，推动城市群集聚效应，未来5-10年中国有望形成5个人均人口1.2亿的超级都市群，规模上相当于五个日本。因此，即使一些跨国企业不再将中国作为单纯加工出口、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其布局战略则可能更多转变为“在中国，为中国”，即本地市场的吸引力推动对华投资，FDI会呈现有进有出的双向波动，而非一边倒流出。典型的案例包括，特斯拉看好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潜力而来华设立超级工厂、带动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在华聚集；此外，三星尽管将智能手机工厂搬迁（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偏好变化），但却在华重点投资存储设备工厂，来满足中国的智慧城市数字基建开支引致的需求。这些都能部分抵消纯出口型产业的迁徙。

其次，大摩针对跨国企业的信息化支出调研，发现如下趋势明显：企业都认为下一阶段的产业更依赖数字基建，即云服务、IoT、远程等。先不论这一判断在疫情之后是否得到加强，当前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新基建上加速，笔者与诸多行业团队分析预计，新基建七大行业每年总计将投资1800亿美元，比过去三年翻了一番，尤其是5G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展开速度在全球领先。倘若数字基建成为疫情后世界的必备，未来中国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值得指出的是，供应链的刚性和上述诸多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枕无忧。相反，逆全球化潮流之下，中国亟需居安思危，落实改革开放措施来夯实对于全球产业链和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

第一，加大开放力度，按照已宣布的路线图，在诸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放宽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要求，实施公平透明的竞争中性政策，产业政策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让市场对要素和资源配置发挥主要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消费市场的潜力，吸引高水平外资。

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显著提高侵权的惩罚力度。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如今逐步积累了可观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加大保护力度不仅能够吸引外资进一步在华增加高端制造和研发投入，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

最后，采取短期刺激政策的当口，在必要的扶助企业和个人的纾困措施以外，还应投向能够提升长期生产率的长期投资，譬如对于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教育、对于公共卫生体系方面的投入。面对全球经济平庸时代，中国可以深挖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改革，新一代的数字高速公路的投资，弥补教育和公共卫生的短板，来保持相对的生产率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