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藤原道纲母及蜻蛉日记

日本平安时期（794—1192年）的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中大放异彩的一页，常被称为“王朝文学”。在平安时期特殊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贵族女性才媛辈出，留下了诸多传世佳作，她们使用假名创作的情感细腻的和歌、自然清新的随笔、哀婉曲折的物语、倾诉私情的日记文学等，与男性创作的汉文学等共铸了“王朝文学”的繁荣与多彩。提到日本平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人们会首先想到被誉为王朝女性文学双璧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但与这两部作品属于同时期，而成书时间稍早的蜻蛉日记（かげろふのにき，约成书于974年），被视为女性日记文学的嚆矢与代表作，给其后的王朝女性文学带来了极大影响。被称为“王朝女流日记”的作品，另有和泉式部日记（约1008年）、紫式部日记（约1010年）、更级日记（约1059年）、赞岐典侍日记（约1108—1110年）等。此类日记文学助推了平安时期文学的繁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日本王朝女性文学的繁荣，既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及文学素养，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以藤原家族为中心的摄关[1]的确立，使得平安贵族十分重视女性的教育，这也使贵族女性们拥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与审美情趣。但在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下，男性可以与多名女子保持情爱关系，女人却不可能得到自己所依赖的男人的全部的爱，总是生活在不安中。另外，贵族男女结婚后，通常双方依然住在各自家中，晚上丈夫才会来到妻子身边，有了孩子后，继续分居或者男方住进女方家，只有少数女性能荣幸地入住丈夫府邸。这种“走婚制”又加深了女性的孤独与苦闷，女性只能在狭小的空间内被动等待丈夫的到来。她们虽置身于华丽的上层社会，却被挡在政权体制之外，无权过问政治，这样一来男女关系几乎成了“世”（よ）的全部。一方面为了留住男人，她们祈祷多生子，嫉妒诅咒其他女性，给男子送去饱含深情的诗歌；另一方面，封闭的空间也使她们得以聚焦私人世界，进行自我观照，或者在文字的世界中倾诉自己的嫉妒、愤恨、不安、无助。在对上层贵族社会的憧憬与批判中，地方官阶层出身的贵族女子们在孤寂与不安中创造出了反映鲜活人性的日记文学。

一、蜻蛉日记作者藤原道纲母

蜻蛉日记作者藤原道纲母与大多数平安时期的女性作者一样，实名不详，于承平六年（936年）出生，推测于长德元年（995年）去世。据和歌色叶集、尊卑分脉等文献的记述，藤原道纲母有“本朝三美人”之称。她才貌双全，拥有卓越的艺术天赋和良好的教养，日本平安后期的历史小说大镜称其“极擅和歌”。天历八年（954年），藤原道纲母与右大臣藤原师辅的三男藤原兼家结婚，并于翌年生了儿子藤原道纲，故通常被称为“藤原道纲母”，或者简称“道纲母”。在八云御抄、拾遗集、拾遗抄等书中，根据其子藤原道纲的官名也被称为“右大将道纲母”“中纳言道纲母”“东宫大夫道纲母”“大纳言道纲母”等。

与道纲母结婚时，藤原兼家26岁，官职还是职位不高的右兵卫佐（律令制下保护皇族职能的右兵卫府的辞官次官，正六位下），但从康保四年（967年）冷泉帝即位以来，官位逐渐上升，开始活跃于政界，历经曲折，最后位居最高职位的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兼家在与道纲母结婚时已有妻子时姬（藤原中正女），并与其生有长男藤原道隆。时姬后来又为兼家相继生了道兼、道长、超子、诠子等多位子女，这些子女后来多在政治上担当重要角色。道纲母一生只与兼家生有一个儿子，从蜻蛉日记中可知，她后来于天禄三年（972年）收养藤原兼家与源兼忠女所生的女儿为养女。另外，兼家的妻妾还有蜻蛉日记中登场的町小路的女人、近江（藤原国章女）、源兼忠女，另有文中未提及的藤原忠干女、保子内亲王、大辅、中将的御息所等。

蜻蛉日记作者也被称为“藤原伦宁女”，因其父名为藤原伦宁。其父在蜻蛉日记中经常被称为“可靠的人”（たのもしき人）。他属于藤原氏北家，因为是旁流，所以落为地方官的“受领”（平安时期“国司”的别称，一般指到地方任职，实际上担任负责行政的国守、权守或权介等职务）阶层，常于各地方任职，最终职位为正四位下的伊势守。其母为春道之女，是藤原伦宁的两位妻子之一，生年约在承平六年（936年），具体不详，逝于长德元年（995年），在日记中被称为“保守的人”（古代なる人）。藤原伦宁另有妻子源认之女——藤原长能之母。蜻蛉日记中登场的还有道纲母的姐姐——藤原为雅之妻，初次在蜻蛉日记上卷天历十年（956年）三月桃花节的片段中出现，后在中卷康保二年（965年）姐妹分别的场景中再次出现，被描述为“可靠的人”（たのもしき人）。另外，中卷安和二年（969年）新年祈福时，以“はらからとおぼしき人”（同胞的兄弟姐妹）身份登场，在“我”于鸣泷蛰居时期前来看望，并在天禄元年十二月以“住在南面屋的人”（南面に）的身份出现的人物，被推测为作者同父异母的妹妹。据尊卑分脉等史料记载，蜻蛉日记作者的亲族关系中有多位平安时期的作家，如：道纲母的亲哥哥藤原理能之妻，是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的姐姐；藤原道纲母的姐夫藤原为雅的弟弟藤原为信，是紫式部日记作者紫式部的外祖父；更级日记的作者菅原孝标女是道纲母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女儿。

二、蜻蛉日记作品名解析

藤原道纲母以自己与藤原兼家的婚姻生活为中心，诉说了天历八年（954年）至天延二年（974年）的生活与情感经历。蜻蛉日记以上、中、下三卷，附卷末歌集（他者撰）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书于12世纪的日本现存最古的书籍目录本朝书籍目录中记有蜻蛉记三卷，但最初是否由作者分卷尚不明确。不过从各卷卷头和卷尾的叙述来看，相对自成一体，因此推测并非后人在抄写传本时所分，而是作者自己分卷的。蜻蛉日记开篇包含了作者的执笔意图、人物身份等信息，通常被认为是上卷乃至整卷的序。

蜻蛉日记的日文作品名かげろふのにき源于上卷末结语的跋文，为后人所题。日语假名“かげろふ”，在日语中汉字可以借字为“蜻蛉”“蜉蝣”“遊糸”“陽炎”，故“かげろふのにき”有不同的借字。在藤原定家的明月记宽喜二年（1230年）六月十七日条目中记为蜻蛉日記。镰仓（1185—1333年）初期的和歌论书八云御抄中记作遊士日記，“遊士”是“遊糸”的假借字。镰仓中期成书的本朝书籍目录中记为蜻蛉記。江户时期（1603—1868年）日本国学研究者清水滨臣手抄本中标作遊糸日記。江户后期国学研究者田中大秀记作遊絲日記、陽炎日記。诸种传本与研究成果的题签多标记为蜻蛉日記，也有的采用假名标记为かげろふのにき、かげろふの日記等。中国国内的译文、学术论文等一般根据日本学界习惯大多译为蜻蛉日记，少见蜉蝣日记的叫法。

“かげろふ”对应的语义有：类似蜻蜓的体态柔弱的昆虫蜻蛉；“朝生暮死”之称的短命昆虫蜉蝣；初春季节蜘蛛幼虫浮于蛛丝迎风而舞的“游丝”现象；春夏晴日阳光折射下气流飘动的“阳炎”现象。平安时期的人们有将无法捕捉、把握不明确之物比作“かげろふ”的习惯，蜻蛉的柔弱无力、蜉蝣的短命无常、蛛丝的若隐若现、阳炎的虚幻缥缈，都有轻渺无力、飘忽不定的特征，因此都被用于无常、虚幻之物的意象。目前并无史料证实蜻蛉日记中的“かげろふ”该如何取义与标记，学者们只能根据作品当时的语境、借用汉字的语义资料、作品内容等进行推测。正如坂征在蜻蛉日记解环中所言：“将世上流行的印本题为蜻蛉日记，概是源于在源氏物语的かげろふ卷中，一般标记为‘蜻蛉’。”[2]并最早提出蜻蛉日记中的“かげろふ”当解为“阳炎”。“阳炎”在中日都常作虚幻无常之寓意，在中国“阳炎”最早见于尔雅，后世用来比喻一切虚假不实的东西。“阳炎说”在日本受到上村悦子、村井顺等多数学者肯定，现在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当然，此“かげろふ”并非指阳炎现象本身，而是作者道纲母利用其若有若无、虚幻缥缈的不定感，以表述自我命运的无常与不安。因为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所以蜉蝣意象并不符合此书。

将上卷卷末的“かげろふ”译为“女人命苦如蜉蝣，故以此命书名”[3]、“我的笔记下了命若蜉蝣的女人的日记”[4]，是否恰当值得商榷。尽管游丝的脆弱之感与虚幻缥缈之态符合道纲母对命运与感情的哀叹，但道纲母作为生活在宫廷的贵族女性，罕见民间的“游丝”且同时期和歌中的“かげろふ”也少有“游丝”之意。而且“いとゆふ”的“遊絲—絲遊—かげろふ”的训读也是出现在镰仓以后，“かげろふ”不符合当时平安日记文学中“游丝”的训读表记方式，因此并非“游丝”之意。而蜻蛉形态的柔弱之感与瞬间飞去无法抓住的特征，更多的只是能暗喻作者因难以抓住丈夫的心和全部的爱而产生的无力感，缺乏那种似有若无的无常、虚渺感，并不能完全阐释道纲母的心境与作品主题。由此可见，“かげろふのにき”在日本通常标记为蜻蛉日記，但实际取义阳炎。蜻蛉日记上卷跋文中的あるかなきか（似有若无）作为かげろふ的枕词[5]，既描绘了阳炎的虚幻存在特征，映衬命运的无常与夫妻之情的不可靠，也表现出作者思绪的聊赖状态，从而与前文序所阐释的“はかない”（无常、虚渺）主题相呼应。本书也遵从大多数标记方式，书名翻译为蜻蛉日记，但是上卷结语部分，翻译时取阳炎之意。

三、蜻蛉日记作品内容

蜻蛉日记上、中、下卷的叙事横跨了道纲母的半生，不同时间轴上的叙事与感慨，形成了各卷不同的表述特征。但是与兼家的情感纠葛一直是叙事的基调，书中所记之事基本发生在道纲母与兼家感情处于脆弱不稳状态之下。

上卷记录了自天历八年（954年）至安和元年（968年）的生活。故事从兼家求婚写起，记录了结婚前后的经过，可以感受到一夫多妻婚姻形态下道纲母的无助、不安与痛苦。以结婚为转折点，男女主人公立场发生了逆转，道纲母开始处于等待兼家到来的被动状态。后来因为兼家新妻町小路的女人夺走了丈夫原本对自己的爱，文中的“我”数年间都生活在苦闷之中。虽然不久町小路的女人便失宠了，可这并不意味着“我”重返幸福，因为兼家依然不常造访，道纲母时常被期待落空的失望所扰。上卷还穿插记录了与章明亲王、兼家妹妹贞观殿登子等上层贵族的和歌赠答以及兼家病后让道纲母去自己府邸看望的特殊经历，为上卷带来一抹明亮的色彩。另外，上卷还记录了父亲远赴陆奥、母亲去世、姐姐远行、初濑参拜等。

与内容杂多的上卷相比，中卷多记录了安和二年（969年）到天禄三年（972年）的所思所想，笔触集中在道纲母与兼家的感情关系上，展示了“我”的心路历程，通常被认为是蜻蛉日记三卷中最具“日记性”的一卷。从安和二年新年的许愿元旦祝歌寄心愿三十日夜都相伴开始写起，随后记录了社会事件“安和之变”中源高明被流放的悲剧，借观自己命运的悲苦。随着天禄元年（970年）时姬与其子女被迎入兼家的新府邸、天禄二年兼家新情人近江的出现等一系列的不幸，“我”与兼家关系陷入恶化期，婚姻更加不稳定，“我”陷入痛苦的深渊。为了排解这种近乎绝望的忧郁之情，道纲母只好踏上旅途，前往唐崎与石山参拜，寄希望于佛灵相助，并在与自然的交融中思考人生，甚至最后意欲出家。天禄二年六月于鸣泷般若寺闭居修行，但不到一个月便被兼家强行带下山。中卷唐崎祓、石山参拜、鸣泷闭居的纪行部分占了很大篇幅，自然描写生动细致。道纲母在日常与非日常、静与动的反复中观照内心，或许是经过鸣泷的闭关修行，道纲母意识到与兼家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即使求助神佛也无济于事，于是试图放弃对兼家的执着，到了卷末叙事笔调渐趋温和。

下卷记录了天禄三年（972年）到天延二年（974年）的生活，依然以道纲母与兼家的感情为主线，但已不见上、中卷所流露出的强烈爱憎之情。下卷开篇首先延续了中卷末部舒缓的气氛，开始将兼家视为客观存在，进行远距离观察。道纲母对兼家升为权大纳言的事情不同于上卷为他的荣升而悲喜交加，既有夫贵妻荣的荣耀又担心丈夫对自己的远离，而是淡淡而叙，似乎与自己的世界毫不相关。虽然文中也几次记录附近起火时兼家来看望自己的事，但总体来说二人心理距离已经拉大。最终道纲母于天延元年（973年）八月，迁居至广幡中川的父亲家，这意味着夫妇关系已貌合神离。这一时期文中记录的更多是身边的杂事以及其与其儿子、养女之间的事情。比如，下卷中记录了道纲与“大和女”的和歌赠答，收养兼家与源兼忠女所生女为养女之事，以及兼家的异母弟弟藤原远度向养女求婚的经过，情节性较强并穿插和歌，被指具有“歌物语”的性质。

蜻蛉日记中道纲母无法把握与兼家的感情，随着两人关系的时近时远而时喜时悲，深感不安，于是猜疑、使性、嫉妒，文中多次出现“无依靠感”的哀叹。“我”的心境因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而失落、愤恨、嫉妒，从对丈夫每日每夜都陪在“我”身边，得到他的全部的渴望转变为意识到自己只是兼家妻妾之一，将希望转至儿子道纲与养女身上，从“妻”转换到“母”。

总之，蜻蛉日记既是一部心理描写细致生动的人生自白书，又有对当时风俗例事、服装器具、自然风景的描写，绘成了一幅多彩的平安风情画卷。“蜻蛉日记三卷，上卷探求和歌与散文的新关系，中卷确立了‘日记’文体，下卷展示了新物语创作的萌芽。各卷文体的变化，表明女性步入了假名散文文学的道路，给以后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框架。”[6]

注释：

[1]摄关，即摄政与关白。887年宇多天皇即位时，对群臣说：“政事万机，概关白于太政大臣。”关白之称由此而来。当时的关白是藤原基经。以后凡幼君即位后，以太政大臣摄政，都叫关白。幕府制兴起后，权移将军，关白失去作用。

[2]坂徴.かげろふの日記解環[M].東京：すみや書房.1968.国文註釈全書第九卷收，卷一凡例的题号弁部分。

[3]叶渭渠，唐月梅.日本古代文学史古代卷（下册）[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417.

[4]藤原道纲母等著，林岚、郑民钦译.王朝女性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9.

[5]枕词，又称冠词。日本古代和歌中，冠于特定词语前起导入作用，是用于修饰或调整句调的固定词语。

[6]鈴木一雄.王朝女流日記論考[M].東京：至文堂.199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