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

1944年5月21日下午2时，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到次年4月20日结束，前后历时11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最长的中央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会议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全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七大议程，拟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任弼时作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还安排高岗、彭德怀、陈毅分别作陕甘宁、华北、华中3个地区工作的讲演。

会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工作报告。他说：从六大到现在16年了，要作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很难。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实际就是政治报告，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过去的中央工作到会的同志都是知道的。现在即使要作工作报告也不能发表，准备将过去的中央工作放在历史总结中讲。

6月5日，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工作。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靠国民党来收复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力量，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共产党要有夺取大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

1945年3月31日，全会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修改党的章程的草案，七大上毛泽东将代表中共中央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就报告的内容作了说明。

联合政府的主张，是1944年9月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蒋介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来的。联合政府并不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是由抗日的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是会议，改组现存的国民政府，组成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

这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联合政府问题时指出：现在是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期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关于报告中对蒋介石国民党使用怎样的措辞，毛泽东曾考虑过半年之久，最后决定批评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有余地，指出希望。毛泽东说，虽然只有一分，但这一分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

毛泽东还就报告的内容讲了3个具体的问题：

一是报告中对孙中山是不是讲得太多。毛泽东说：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孙中山的遗嘱，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党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子，我们就拿孙中山做旗子。而且我和孙中山还有一段因缘，曾经和他一道开过会。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他们。现在不同了。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当说服。

二是共产主义要不要讲的问题。毛泽东讲：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三是关于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问题。毛泽东表示：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在讨论中，与会者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说明，并对《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了很高的评价。

接着，毛泽东讲了关于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情况是坏的，即要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去做官。军队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官做不做呢，毛泽东说，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的，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在共产党有150万军队，1.5亿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这样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会上，刘少奇对修改党章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说：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草案中曾提到，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刘少奇说，他动摇了几回，“任何”二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还是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在讨论中，对“任何”二字是否要写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好一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泽东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群众是为党好的。会议最后决定保留“任何”二字。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将在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是由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等7人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其间历时一年，数易其稿，最后经毛泽东的精心修改而成。《决议》原准备提交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七大的各代表团的同意，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主要是为了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

《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它充分肯定了八七会议的功绩，认为党的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提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决议》在评价毛泽东时这样说：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阐明了党历史上所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认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对于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对这些同志要热情相待，团结共事。

《决议》的通过，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促进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巩固了党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