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恪守立法初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体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百年巨变,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把握时代特征,是立法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信息化立法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中,从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中构建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体现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一)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创新:拓展新的时代发展视野

1973年5月11日,中国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给组织学习马克思著作的浙江金华地区教师回信说:“至于学习,我劝你们读新著,新著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篇序,比旧本完备得多。” (61) 在这里,他期待着马克思、恩格斯新著中的许多篇序能够为人们提供新的启示。

马克思逝世12年后,1895年3月6日,75岁的恩格斯撰写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1895年8月5日,恩格斯与世长辞。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之作,那么《导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收官之作。《导言》从实践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出发,突破已有的认识提出新的思想,拓展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视野。

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等方面新的发展趋势,在《导言》中对以往的革命策略作出了深入反思,他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62)

恩格斯关注到,随着议会民主制在西欧各国的逐渐普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通过合法斗争的效果显著,称赞德国工人利用选举权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63) 恩格斯指出,“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64) 恩格斯认识到,这里斗争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旧式起义方式过时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间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65) 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革命策略的重心应该转变为提高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恩格斯在《导言》中特别提出:“实行突袭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与进去,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 (66)

有人误解《导言》是否放弃了暴力革命思想,实际上,恩格斯在《导言》中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绝不能放弃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67) 针对当时第二国际党内一味地迷恋合法斗争、热衷议会选举的机会主义倾向,恩格斯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68)

有人误解《导言》否定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导言》的理论创新,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在《导言》的开篇,恩格斯指出:“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 (69) 恩格斯在《导言》中强调:“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讲到被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的关系。’” (70)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规律是历史性的规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存在不同的经济规律。“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71)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一般”不能说明任何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一般是对生产的一切时代的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的一个抽象,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的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用生产一般说明不了资本的含义和本质,否则,原始人的木棍也可以认为是资本。 (72) 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的本质——“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或商品,不是生产要素,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商品和货币、生产资料等才表现为资本。 (73)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资本是用来重新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就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的分离;资本不是静止的价值,而是一种运动;资本的权力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他还指出,使用价值和产品本身不是资本;商品本身不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是资本;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劳动能力不是工人的资本。只要劳动和所有权发生分离,只要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只要市场的直接目的是剩余价值(利润),生产的物质条件就会采取资本的形式。只要“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资本就仍然会发挥历史性的作用,直至由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预见中国前途:经济全球化促进中国社会变革

马克思是第一位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思想家,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采用“全球化”这个名称,但他上百次地提及“世界市场”,并对全球化的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提道:“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他判断,资本将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市场”。在《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对全球化形成过程进行了预测性描述:“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74)

马克思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对世界历史的剖析中始终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75)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76)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 (77)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78)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79)

关于中国社会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出现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月31日的一篇时评中讲道:“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于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80) 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正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预见的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欧洲出现的社会主义不同,是受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影响,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充满危机的封建社会基础上,叠加了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发生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曾经是一个文明发展很早的古国,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及时进入现代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世界历史的剖析中,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落后于世界文明步伐的经济社会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 (81)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说,“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做的较详尽的考察指出,这种奢望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我们曾认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82)

马克思分析了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特点相适应的专制主义政权的特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中央集权的金字塔形“官僚体系”和“宗法制度”,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官僚体系,马克思指出:“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而维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家长制权威” (83) 。在马克思看来,“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84) 马克思说:“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当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 (85)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一直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状态,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说,“我们总是看到”的是“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 (86)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特点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腐朽性。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把中国比喻为“活的化石”。 (87) 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说,“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正在一个一个地成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 (88) 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89)

马克思、恩格斯期待在外力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恩格斯在1857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认为,“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90)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9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92) 百年巨变,中国融入了世界历史,中国社会进入了大变革时期。马克思心中的“中华共和国”,已成为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科学预见的“中国社会主义”,已成为伟大的实践,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历史的现实条件。

(三)经由经济全球化迎来信息化时代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化巨变。 (93) 经由经济全球化发展迎来了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经过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正在进入信息文明阶段。世界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信息化正在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变革,进而需要思考信息立法怎样适应巨变,信息立法在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如何体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关于信息的定义。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是信息论的革命化的原始定义者,他说信息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即信息是物质和能量之外的东西。 (94) 1980年,克劳德·申农、诺伯特·维纳对信息进行定义:信息是一种独立实体,是没有具体形状的“流”,可以在不同的基质(载体)之间流通传递,其意义和本质不会丢失。 (95)

关于信息社会的定义。信息社会也叫信息化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虚拟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相对而言的一种技术社会形态。 (96) 丹尼尔·贝尔在其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指出:“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 (97) 1963年,日本社会学家梅棹忠夫在《信息与产业论》中首次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念。1979年,丹尼尔·贝尔认为“信息社会”的概念比“后工业社会”更确切,接受了信息社会的提法,此后“信息社会”的概念被人们广泛接受。1982年,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曾判断人类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信息社会”。 (98) 2003年,日内瓦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宣言》中提出,信息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发展的信息社会。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会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

信息社会是信息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模式。“在新的信息发展方式中,生产力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无疑是一切发展方式的关系因素。然而,信息发展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信息处理便集中于提高信息处理的技术,以之作为生产力的来源,达到技术的知识根源,以及应用技术来促进知识生产和信息处理这两方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 (99)

信息社会是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100) 在“手推磨”的农业时代,生产工具在个人独占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形成那个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在“蒸汽磨”的工业时代,产业工人被绑定成为机器系统的一部分,形成工业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在信息化进入数字化发展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新经济形态新经济模式,形成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关于数字经济的概念。美国人唐·塔普斯科特于1995年在《数字经济》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日本通产省于1997年5月提出“数字经济”,又称其为“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失重经济”、“知识经济”、“E经济”或“新经济”。1998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有关数字经济的第一部著作《浮现中的数字经济》。1999年6月,美国商务部在《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中把数字经济看成是电子商务以及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等两个方面。2016年“G20杭州峰会”将数字经济作为主要议题,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进一步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021年12月12日,我国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数字经济定义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信息社会是价值共生的社会。“共生”的概念,是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1879年提出的,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状态,并且特别指出短期的种群联系不是共生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生物学家对共生的概念达成了统一认识: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或从一般意义上说,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形式形成的关系。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环境是构成共生的三要素。三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方向和规律。在共生关系的三个要素中,共生关系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外部条件。共同进化、共同激活、共同适应、共同发展是共生的深刻本质,一体发展是共生单元理想的进化路径。 (101) 在信息社会条件下,通过价值共生重构组织价值,尤其是重构管理者自身的价值,人们才可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数字化时代,找到新的组织价值,从而让组织中的个体、组织本身以及与组织相关的合作伙伴都获得价值释放,并创造新的价值。信息化时代,原来的同质化竞争必然被异质化合作代替。只有学会共生,才能赢得未来,只有自觉遵循信息化时代的多元协同规则,才能实现互利共生。 (102)

信息社会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化治理社会。现代哲学认为,宇宙只有三种普遍存在:物质是实体的普遍存在,能量是运动的普遍存在,信息是关联的普遍存在。农业时代以物质为核心生产资料,工业时代以能量为核心生产资料,信息时代以信息为核心生产资料。物质发挥效能靠占有,能量发挥效能靠垄断,信息发挥效能靠共建共治共享。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 (103) 即为了经济利益而工作。社会人理论认为,经济因素只在第二位,社会交往、他人认可、归属某一社会群体等才是决定工作积极性的第一因素。 (104)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2018年4月20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当前的经济学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经济学应该要充分考虑到,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现在,竞争者远不是200年前的竞争者了,过去亚当·斯密教条的一些假设也行不通了。人是社会人,人应该考虑协商、和解、双赢。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信息协同新时代。社会协同的主要特征是差异化优势互补,这既是基于社会分工规律,也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写道,“许多人在同一劳动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105) 共建共治共享的“协作”经济形态的最高阶段是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社会自我管理”。只有信息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创造社会自我管理的必要条件。

信息社会为人的自由平等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经认为,网络为什么能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类社会结构呢?首先是集权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其次是人们负担的信息量非常大,最后是等级制度逐渐衰落。他还认为,网络是一个三度立体空间。 (106) 在网络空间,互联网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自由性,为个性发挥提供了有利条件。网络文化的自由、平等冲击了传统文化的尊卑等级,人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处于民主、平等的地位,所有人以平等的地位与他人交流,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共同遵循平等交流、以理服人的基本规则。正如在工业社会后期哈贝马斯已经提出的:“个人与其他个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作为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绝对差异。对差异十分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相互之间都平等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 (107)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信息社会逐渐过渡到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泛在信息社会”。国际电信联盟(ITU)于2005年4月发布了日本、意大利、新加坡和韩国等四个国家的“泛在网络社会”案例研究。2006年9月举办的欧洲信息社会大会以“i2010:创建一个无所不在的欧洲信息社会”为主题,并达成一大共识:信息社会正在变为一个“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它意味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和任何物沟通。2006年10月18日在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上,日立信息通信集团总裁筱本学在演讲中提出了“泛在信息社会”的理念:“泛在信息社会是任何人或任何物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终端设备与网络联接,获取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一种全新信息社会。”在“泛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信息成为生活必需品,且每个人都能够利用信息创造新价值,其核心思想是信息技术将以不为人们所觉察的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达到互联的状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由网络传感器、智能网络、先进计算技术以及数字化的基础设施集成的,以移动接入、实时通信、宽带传输、泛在计算、多媒体界面、传感互联成为主要技术表现形式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交互作用的技术社会形态。 (108)

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标志着“泛在信息社会”成为国家战略。我国尚处于信息化时代的初期,与西方比较典型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不同,我国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叠加在一起,处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并联式”的叠加发展过程。我国的信息立法,只有基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才能体现和实现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