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降临

法国大革命爆发，席卷了整个欧洲，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在当时是新思想的汇集地。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注册入学，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他后来成为下莱茵省的检察官——讲授德国文学。当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歌，激发了学生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诗歌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就有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当战火[1]蔓延到波恩的时候，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搬到维也纳定居。在途中，他遇到了向法国进发的黑森[2]军队。这激发了他内心的爱国之情。一七九六年到一七九七年，他将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乐曲：一首《出征歌》，一首《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尽管他讴歌法国大革命的敌人，大革命却依然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开始，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但是贝多芬仍然与法国人、法国使馆，以及刚刚来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3]有密切的往来。在交往中，贝多芬流露出倾向共和的情绪。在他此后的生活中，这种情绪越发强烈。

在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非常准确地展现出他当时的风采。这幅肖像与之后的贝多芬肖像相比，就好比盖兰[4]画的拿破仑像与其他拿破仑像之间的差距，那张表情严峻的脸，刻画出拿破仑野心勃勃的内心烈焰。贝多芬在这幅画上显得年轻、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看起来有些僵直，他的目光睥睨一切又略带紧张。他知道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记事本上写道：“一定要勇敢！即使身体倒下，我的才华必将胜利……我的二十五岁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二十五岁，是时候了，我必须显示出我人生的价值！”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认为他很高傲，举止粗野，内心阴郁，说话的口音也很重。但是，只有他最亲密的好友才知道，在他那骄傲的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多么善良单纯的心。他将自己获得成功的事写信告诉韦该勒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假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深陷困境却无力救济他时，我只需要坐在书桌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解决他的困难……你看，这多美妙哇。”稍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之人受益”。

然而，痛苦已经在叩他的门，一旦住进他的身体，便不再离开。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他的耳疾渐渐严重起来，耳鸣不分昼夜地发作，内脏也疼痛不已。他的听力越来越差。在这几年里，他瞒着所有人，连亲朋好友都不说。他避免与人接触，不想让别人发现他的病情。他独自一人保守着这个秘密。但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再也忍不住了，绝望之中，他告诉了两个朋友——阿曼达牧师和韦该勒医生。

“我亲爱的、善良的、真挚的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常在我身边！你的贝多芬可怜极了。你知道吗？我身体中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从前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一些征兆，但我一直没有说，可是情况越来越糟……还能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却感觉希望渺茫。这种病无药可治。我只能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躲开热爱与珍视的一切，活在这个如此悲哀、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遁匿于隐忍之中，听天由命。的确，我曾发誓要战胜一切苦难，可是这可能吗？……”

在给韦该勒的信中，他写道：

“我在过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一切交往，因为我不能与别人交谈了，我听不见了。如果我从事别的职业，那么我还能继续瞒下去；可是于我现在的职业而言，我的情况多么可怕呀！我的为数不少的敌人们，他们又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在非常靠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懂演员说的话，稍微离得远一些，我连乐器和歌唱的高音都听不到……别人轻柔地说话时，我只能勉强听到一些，可是只要他们一喊，我就完全受不了……我常常诅咒自己的命运……普鲁塔克教我要学会隐忍。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想向命运挑战。有时候，我活得如同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么让人难受的避难所！可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痛苦流露在他当时的一部分作品里，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之三的钢琴奏鸣曲的“广板”（一七九八年）。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带着悲伤的情绪，还有许多作品，如欢快的《七重奏》（一八〇〇年），活泼的《C大调第一交响曲》（一八〇〇年），都表现出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是的，心灵也需要时间去适应痛苦。它那么需要快乐，当没有快乐时，就自己去创造；当“眼前”太残酷时，就回到“过去”去生活。过去的美妙岁月不会一下子就抹掉，即使它们已不复存在，其光芒依然会长久地照耀。独自在维也纳的贝多芬遁入对故乡的回忆，这种印记都存于他那个阶段的思想中。《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就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C大调第一交响曲》也是赞美莱茵的作品，是一首青年人笑对梦境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让人感觉到一种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和引子里，在一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和荒诞的谐谑曲中，我们能激动地发现，那张青春的脸庞上显露出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画的婴儿的眼睛，从中已可窥见其未来的悲剧。

除了肉体的痛苦之外，贝多芬还经受着其他痛苦。韦该勒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不抱有热情和爱的贝多芬。这些爱看起来非常纯洁，热情和欢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现在的人却将它们混为一谈，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热情，也不知道这种热情和爱有多么难得。贝多芬的内心多少有些清教徒的气息，他讨厌粗鄙的言谈和思想，对爱情的神圣深信不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不惜委屈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他的挚友兴特勒肯定地说：“他一生保持着童贞，从来没有因越轨而忏悔的时刻。”这样的人注定会被爱情欺骗，成为爱情的牺牲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不断地投入爱情之中，一心憧憬着幸福，却很快幻灭，之后便是痛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就应该在这种时而爱、时而骄傲反抗的交替中去追根溯源。直到他年事已高，那种激烈的性格才在隐忍之中渐趋平静。

注释：

[1]指欧洲各国为干涉法国大革命所发动的战争。

[2]黑森为当时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并入德意志联邦。

[3]贝尔纳多特，法国元帅，大革命时屡立战功。后被选为瑞典国王的义子，于是与拿破仑为敌，并与英、奥等国勾结。1818年继承瑞典王位。

[4]盖兰（1774—1833），法国著名画家，所画的拿破仑像代表了拿破仑少年时期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