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时，我没想过要完成什么音乐方面的著作。那是在一九〇二年，我正经历着一段痛苦不安的时期，承受着既能毁灭又能更新的雷雨。我逃离了巴黎，来到我童年时的伙伴——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支持过我的贝多芬的身边，休整了十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又看到了他的影子，还有他的老朋友们：在科布伦茨，我从韦该勒的孙子们身上，又看到了韦该勒夫妇的身影；在美因茨，我听到了他的交响乐演奏会，是魏因加特纳指挥的。然后，我又和他单独在一起，与他倾诉衷肠，在雾气笼罩的莱茵河畔，在潮湿而灰暗的四月天，感受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下，又被他强有力的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受到鼓舞，与人生重新缔约，踏上重返巴黎的路，一路对上帝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短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由贝玑拿去刊载。我没有想过这本书会从小范围的朋友圈里流传出来。不过，“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请原谅我在此叙述一些细枝末节。但是我需要回答那些想从这支颂歌里寻找如何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著作的人。在某些时刻，我会充当史学家。在《亨德尔》和一些关于歌剧研究的书中，我对音乐学已尽到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不是为学术而作。这是唱给受伤的、窒息的心灵的歌，是在它苏醒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歌。我知道，这个救主已经被我改头换面，但所有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会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让这本小书交上我从未想过的好运。那个时候，法国几百万人是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等待着预示解放的一声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这声号令，便从中寻求支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天主教弥撒祭中唱《天主的羔羊》时的教堂一样——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礼的痛苦的脸，因受到启示而被光辉照亮？生在今日的人们与生在昨日的人们已相距甚远。（但是生在今日的人们能否与生在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在本世纪初的这一代人中，多少行列已被消灭：战争如同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消失无踪。我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不知不觉中与他们相似。他们已经从中认出自己。这本由无名之辈撰写的小册子，从一家无名的小书店出来，几天之内便手手相传。它不再属于我一人。

我把这本书重读了一遍，它虽然有一些不足，但是我不打算再做改动。因为它应当保留原有的特色以及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纪念那个时代，也颂扬它伟大的同伴——正直又真诚的大师，教会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