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路程

虽然已经是十一月，北半球进入了冬季。但是身处热带的新加坡，天佑依旧感到高温酷热。太阳像一个白色的汽球挂在天上，整个南洋的土地成了它的一个大烤箱，只要你稍稍动一下就热得浑身冒汗。风倒是不小，把树叶吹得哗啦啦响，但吹到身上的依然是热风，烫烫的，黏黏的，加上天然的海洋气候，风里还夹带着咸咸的鱼腥气。

新加坡，潮人又称为星洲或星岛，别称狮城，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相望，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紧邻，并以新柔长堤与桥梁相连于新马两岸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新加坡成为潮人下南洋主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潮人乘船抵达新加坡后，往北走可以到马六甲、槟城等地开垦橡胶园，往南走可以到印尼的巴达维亚、万隆、日惹等地从事种植业，甚至远渡重洋到澳大利亚去开矿。因此，二舅爷做客头，带着十几个乡亲乘坐红头船到了新加坡，先帮他们再这里找到各自接头的亲戚，再带着天佑分赴各处投送回批、收揽侨批。

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历史悠久。南宋末年，元兵攻占潮州，大肆烧杀抢掠，潮州人纷纷向海外逃难。明朝时，以吴平、林凤、林道乾为首领的几个潮商团体，在明政府军事高压逼迫下，出走东南亚，定居在菲律宾和暹罗，成为早期潮籍移民。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潮汕地区出现了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潮。红头船贸易使潮州与东南亚地区的交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当时的潮汕人满为患，而东南亚一带物产丰富，地旷人稀，正处在开发时期，需要大批劳力，对外来移民没有多少限制，于是潮汕人在开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陆续乘“红头船”到东南亚谋生。到鸦片战争前，东南亚一带，尤其是泰国、新加坡，已形成了许多潮州人的聚居点。特别是汕头于1860年正式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生存环境恶劣和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劳动力需求，加上当时殖民主义者强迫清廷签订不公平条约，如《北京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等，迫使清政府允许国人海外移民。于是一个以“契约华工”为主的移民潮，逐步在潮汕地区推开，而且持续了五六十年。因此，潮籍乡亲遍布南洋各国。为了满足他们寄家书与金钱回乡的需要，“水客”业务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舅爷每次下南洋，都要辗转多地，先乘船到新加坡，越过柔佛海峡到新山，之后再赴200公里外的马六甲，沿途递送回批。马六甲有大量的橡胶园，华人劳工众多。马六甲之后，要搭乘火车或马车，再往西北300多公里到达马来亚最大的城市吉隆坡。吉隆坡、槟城、新山、怡保是英国“海峡殖民地”在马来半岛上的四大城市。吉隆坡建立于鹅麦河（Gombak）与巴生河（Klang）的交汇处。这解释了吉隆坡的马来语名（Kuala Lumpur，原意为泥泞河口）的由来。当时，统治者把巴生谷开放于采锡矿者，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矿工来采锡，吉隆坡是华人矿工发展起来的城市。吉隆坡办完业务后，再往西北200多公里抵达采锡业的中心怡保市。怡保因采锡而兴起，有“锡都”之誉，城市附近橡胶林面积广大，大量的华人同胞被掠夺或欺骗来到这里，从事采矿和种植的工作。怡保西北150公里是槟城，这是二舅爷每趟下南洋行程的终点。当年的郑和航海图中就有槟榔屿之称，槟城这名字，乃取自当年遍布在该岛上的槟榔树而来的。1786年3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槟榔屿为英国海军基地，并鼓励华人及其他移民进入槟榔屿，令槟榔屿日益繁荣，到19世纪初槟城已经开发成为远东最早的商业中心。槟城的业务完成之后，二舅爷会沿着怡保——吉隆坡——马六甲——新山的路线往回走，继续在各地揽收新的侨批。整个行程历时近两三个月，每一地都会停留几天甚至十来天。最后回到新加坡，带着批信和批银，乘坐红头船再返回潮汕。

从新山到马六甲，一路上看不尽的热带风情与景色，让第一次出国的天佑眼花缭乱。金色的阳光，靛蓝的海水，低翔的白鸥，挺拔俊秀的椰子树、玉屑银末般的细沙。道路两旁种有神秘果、人心果、面包果、红毛丹、油梨、牛油果等稀奇古怪的热带植物，而数量最多的要数马六甲树。

马六甲树（马来语：Pokok Melaka）。学名余甘子，华南及香港一带称为油柑子

一般高约1至3米，生长于灌丛或疏林中。花期为4至6月而果期为7至9月。花小而黄绿色，在枝条上簇生，果实球形，直径约1.5厘米。叶片两列排，像羽状复叶。马六甲树的果实可鲜食，又可作加工后制成佐餐小菜，就是潮汕人熟悉的“油柑”，还可加工成高级蜜饯。

马六甲树与马六甲这座古城渊源很深。六百多年前，苏丹拜拉迷苏剌和随员自新加坡逃亡到马来小岛上。一天他外出打猎时，站在一棵树下休息，他的猎犬追捕一只鼠鹿，那鼠鹿竟转过头来大胆的回击其猎犬的攻击，猎犬反而吓得掉入河里。苏丹见此情状，认为这是个好地方，决定要在这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同时以自己身边的这棵树“满刺加”(马六甲)作为此地的地名，这就是马六甲这座城市的起源。

为了锻炼天佑适应水客长途跋涉的生活，二舅爷刻意放弃坐车，和天佑一起步行前往马六甲。做了十几年的水客，二舅爷经常赶路，一天走上百里路，显得比较轻松。天佑以前是跟着父亲老辛头出海捕捞，没有长途跋涉的经验，第一次出远门做水客，可吃了不少苦头。第一天勉勉强强跟着二舅爷奔波了上百里路，第二天一醒来，发现全身腰酸背痛，差点没法起身。二舅爷还算照顾他这个亲戚，也没厉声呵斥，让他多休息一会，结果第二天两个人才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后面几天，几乎都走不动了。从新山到马六甲的五百里路（250公里），走路兼坐车，整整五天才到达。

为了排遣寂寞，分散精神，以免感到过分劳累，二舅爷一路上还给天佑讲了南洋一带殖民者和当地土著限华、排华的情况。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与所在地人民一道披荆斩棘，艰苦创业，遵守法律，和睦共处，为居住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华人在经济上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招惹来欧洲殖民者或在当地主体民族的嫉妒和防备的心理。他们运用政权的力量，制定和推行了限制华人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以期达到长期奴驭华工的目的。

二舅爷告诉天佑，南洋的殖民当局一般都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一方面可以保证殖民者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不同的种族之间挑起矛盾和冲突，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像荷兰殖民者就把荷属东印度的居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欧洲人，第二等是东方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第三等是印度尼西亚人。非欧洲人(即华人)穿西洋服装和剪辫子是被禁止的，除非得到许可证。殖民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使华人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境地，并且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经济上，殖民当局采取措施限制华人取得更多土地。废除税收承包制以取消华人税收承包商的资格，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华人经济。荷属东印度当局从1870年开始禁止华人拥有新的耕地。殖民当局的做法引起华人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华人的经济利益。19世纪末，当荷兰人推行道义政策(Ethical Policy)打击华人财政金融实力时，华人的不满达到了顶峰。

在东南亚，殖民当局还普遍推行居住区制度和通行证制度，命令华人居住在限定的区域里，华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不能在指定的居住区以外的地方旅行。华人只要犯了小小的刑事上的过错，就会受到警察裁判所的审讯，甚至受到地方法庭的审讯。由于华人在法律上受到歧视，华人把警察裁判所看成是专横的，把地方法庭看成是下等的。所以，二舅爷特别提醒，水客在南洋一带行走要处处小心。一旦意外犯错被抓，就会受尽折磨，甚至客死异乡。

一桩桩，一件件，让第一次做水客的天佑感到触目惊心。原来，在平静和谐的社会表层之下，暗流汹涌。多少华人劳工遭遇悲惨命运，多少冤魂埋骨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