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家兴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吸引了许多人前仆后继地进行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期，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直到工业革命打破马尔萨斯陷阱，人均收入才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这种经济上的飞跃增长为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经济学的长波理论对于近代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兴衰周期进行了分析。对于国家兴衰的原因剖析，大体而言有三类理论：技术创新论、制度演进论和内生机制论。

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论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兴盛的根源，该派将创新以外的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看作不变量。

制度演进论将制度因素视为国家经济兴衰的主要原因，这一派又分为社会积累结构论和调节论。社会积累结构论关注于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综合制度因素，包括货币与信贷制度、国家干预政策、阶级斗争程度等。调节论则采用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以工业范式、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和发展模式四个概念为基础，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演化与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理论。总之，制度演进论的核心观点是，制度因素是国家经济兴衰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则通过影响制度演变而发挥作用。

内生机制论试图从经济运行的内部调节过程中找寻长波形成的原因。最初系统地提出长波理论的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经济兴衰是由经济运动中某些内在原因引起的，而非偶然的外生因素，而内在原因主要就是固定资本产品的更新替代。

实际上，上述三类理论各有局限。技术创新论将技术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片面化；制度演进论对于制度演变的原因未做深入分析；内生机制论比较抽象、笼统，难以量化分析和普遍适用。经济学领域的长波理论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现象而作出的判断，虽然某些判断到今天依然适用，但是也存在诸多例外的情形。

跳出经济领域，拓展到国家发展的更大范围，会发现问题更加复杂。各国的情况不同，目前很难归纳出普遍适用的模式，可以说国家的兴衰有多种原因，而无固定之规。

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一书体现了当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调。这种经济模式通过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进行运作。随着海外探险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国家又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现代经济机制，如银行、股份公司，等等。尽管市场经济模式也存在种种问题，但其核心要素在今天对于世界经济依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各国也在不断修正早期市场经济的弊病，比如更加重视劳资关系、社会福利，等等。

本书所涉及的西方国家包括荷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这些都是近代以来逐步强盛起来的国家，它们之间似乎体现出了一定的接力关系。荷兰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似乎掉入了“先发陷阱”，很快就丧失了领先地位，被携工业革命之利的英国所取代。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学的研究汗牛充栋，本书吸收了部分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了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能源革命的发生，并对英国政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予以了关注。接过英国冠军奖杯的是美国，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较遗憾的是法国，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杰出的人才，但始终未能坐上冠军的宝座。德国于19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但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使其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而徘徊多年。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但近代以来，日本积极“脱亚入欧”，在体制上更接近于西方，被归属于西方强国的行列。德国和日本作为后发国家的赶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依靠下层贵族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都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后来走向军国主义，在“二战”后二者都经历了再次的立宪建国过程，由现代化走向现代性，实现了复兴。

由于欧洲的地缘政治较为复杂，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但是古代的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是封建贵族制，国王、贵族、平民之间界限分明，权利义务明确，即使国王也不能滥征赋税。这样一来，国王为了应付战争的财政，汲取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许多国王一方面要应对国外的威胁，另一方面还要为了财源而面对国内贵族的挑战。久而久之，欧洲一些国家形成了分权制衡机制，这种机制也奠定了西方现代政制的基础。因而财政与欧洲国家的政制转型关系密切，也是本书重点关注的领域。

古代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经历了多次朝代更替，但是其主体结构得以延续。作为大一统帝国，中国的传统治理面临着死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特征。中国的古代史似乎存在某种循环。秦汉与隋唐相似，宋元与明清相似。秦与隋都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但都是短命的朝代；汉与唐是中华文明的辉煌时刻，但都以解体告终；宋与明是汉族人建立的统一王朝，但都灭于少数民族统治者之手。

在这些王朝更替之中，只有西汉和明朝是农民起义建立的统一的平民王朝，其他均为世族或军阀夺位。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很多，但多数被镇压。农民起义为何难以推翻王朝呢？在秦朝以前，中国是分封制，主要矛盾存在于君主与诸侯之间。从秦朝开始，中国建立了户籍、连坐等控制社会的制度，老百姓在实力和意愿上都很难起义。而且即便起义，在当时也不可能有制度创新，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所以从心理上讲，百姓更愿意接受既有的统治，而非自己的同类人成为统治者、爬到自己头上。钱穆先生也认为，中国不容易发生普遍的农民革命，因为中国国土范围广大，天灾带来的不安具有局部性和地方性的特点，饥荒地区的骚乱无法煽动丰收地区，而丰收地区的收成却可以协助解决局部的饥荒问题。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主要危机存在于皇权与世族之间，危机往往从统治阶层的内部爆发。中国的王朝虽然是家天下、君主专制，但是君主不可能依靠个人和自己的家族就能实现治理，必须依靠官吏，因而中国的古代法律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如何控制官吏的。

两千年来的中国古代社会都没能走出“盛衰周期律”。当然，对于古代中国的治理不能完全用现代的眼光去苛责。就现代转型进程而言，世族大家的兴起是打破君权的重要力量，但是对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大一统与皇权专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每当世族大家兴起而足以震慑皇权之时，恰恰是社会动荡、血流成河之时。自秦统一天下之后，即便是对抗皇权的世族大家，其最终目标也是建立新的皇权，而非打破皇权体制。不过也不能忽视皇权专制的固有缺陷，皇权专制是大权系于一人、家天下，这就不可避免有各种弊端，世族重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构成了制约。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治理始终面临的关键问题有：官员的忠诚度与行政效率、接班人危机、中央地方关系及文治与武治的矛盾。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始终没能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即使他们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夙兴夜寐，也无法挽救王朝衰微的命运。一些亡国之君恰恰是勤勉、英明的君主，如明朝的崇祯皇帝可以说是最悲催的亡国之君。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王朝的衰落可能对当时的统治阶层而言是不幸的，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未必都是坏事。在皇权专制之下，这种王朝更替的威胁可以倒逼统治者施行更好的政策，实践中各个朝代的前期往往都是政治比较清明的。而且古代中国在社会大动荡之时往往是文化大发展之时，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时，因为没有了统一的最高权力对思想的钳制。但是古代中国未能彻底解决王朝更替的危机本身也说明了政制的病灶。治乱循环不是规律，而是问题，这需要制度上进行根本转型才能解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这个东方古国却落了下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将经济力量扩张到全球，同时，西方的知识体系无孔不入地渗透于世界的每个角落。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国家近代化的主要任务。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国政治上的早熟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保证，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李约瑟之谜”是中西之辩的关键问题，本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本书关注的是社会发展背后的体制机制因素，而非权术之争。不可否认，历史具有偶然性，一些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很大，有的人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历史或许就会被改写。历史研究难免“后见之明”，会从结果出发去推导原因，只选择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故意忽略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材料。但是历史研究绝非掷骰子的游戏，在无定之规的背后，依然有迹可循。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本书虽非严格的历史著作，也不意在为国家的兴衰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但如果能够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事例的分析来为理解国家的兴衰提供一种视角，也就得偿所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