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货币贬值使古罗马帝国走上衰亡之路
古罗马帝国创造了历史上辉煌的文明，其衰落常令人唏嘘不已。实际上，罗马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源于所谓的“盛世”时期。陶醉于盛世情怀中的罗马人，公共工程浩大、福利水平高，且战事不断，这些都需要财政税收支撑。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支撑急剧增长的城市化和巨大的公共开支。由于罗马政府拥有过大的控制经济的权力，于是经常采取让货币贬值的方式以缓解危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危机不断积累，成为促使罗马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罗马的货币体系
古罗马的货币分奥里斯金币（aureus）、第纳尔银币（denarius）和阿斯铜币（as）三种。其中，金币主要是为凯旋仪式或其他重要时刻而专门打造的纪念币，流通很少。银币流通最广，甚至可以称为“银本位”。恺撒首先从元老院手中取得了制造金币和银币的权力，并设立了国家造币机构。恺撒还固定了金银货币的兑换率，统一了各行省的地方货币，有力促进了罗马经济的发展。
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确立了更为完善的货币体系。罗马广场的朱庇特神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中心，同时还发挥着中央结算银行的作用，整个罗马的货币信用体系都是建立在大神庙的黄金储备上的。奥古斯都统一罗马后，作出的重大决定之一就是建立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货币结算体系，以罗马金库中的黄金作为储备。奥古斯都认为，硬币的信用度在于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统一，坚持制造足量的货币。直到尼禄时期，才将银币的材质从纯银调整为含银率92%的合金。但盐野七生认为，当时尼禄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过热而采取的金融缓和措施。
公共财政无力支撑高福利
古罗马很早就建立起了共和制，除了元首（有时不止一人）之外，罗马公民和贵族都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体制下，为了争取选民，罗马看重的不是完善财政制度体系，而是直接给民众福利——低价或免费发放小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的贫困罗马公民的生活。公元前123年，当时保民官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盖乌斯首创了《小麦法》，该法规定对所有在首都的罗马市民低价售卖小麦。该法延续了150年之久，并且福利的范围逐步扩大、标准逐渐提高，随着帝国经济实力增强，还逐渐普及地方城市和行省，所以在广大的罗马帝国因饥饿导致死亡的事件非常罕见。
然而，罗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冲突，这种高福利政策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在恺撒当政时期，元老院派的小加图为获得贫民阶层的支持，废除了低价配给数量的限制；而他的政敌，护民官劳狄乌斯更加极端，将低价配给直接改为无偿配给。恺撒统治时期的罗马城有32万之多的人从国家免费获得粮食供应。虽然恺撒后来减少了配给人口，但仍然有15万人领取免费的粮食。
免费发放粮食的政策促使更多农民离开土地，涌向罗马城，从而使得农业的税源减少。既要供应罗马城的小麦，还要建立粮仓、修筑道路港口、增加公职人员，罗马帝国日常开支的缺口越来越大。到后来，为解决小麦供应的财政成本，罗马政府开始求助于货币贬值，即通货膨胀。罗马政府的财政问题就此留下了病根，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日益显露。货币贬值及物价上涨在罗马史上长时期地持续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以及通胀预期吞噬了罗马的光芒。
农业生产力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城市文明
公元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五贤帝”政治清明。而实际上罗马的危机主要源于这一时期。罗马城市里的产业主要是由奴隶支撑的家庭制造业，自由工业尚不发达，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不足以维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文明。帝国强行推进的都市化运动，不得不依靠对农业的过度压榨，这势必会导致帝国农业经济的逐步破产。
“五贤帝”所竭力推行的都市化运动，并非基于经济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是着眼于帝国统治的政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帝国公路网的建设，非但没有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其建设和维护的巨大成本，反而成为拖累行省经济的沉重负担。当这种负现金流的货币循环难以维持之时，经济活力遂逐步萎缩。
为弥补财政亏空，117年，图拉真不得不将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从奥古斯都时代的接近100%降到了85%，货币贬值幅度高达百分之十几，这相当于对整个帝国持有现金的人口征收了同样比例的隐性货币税。从此以后，罗马的银币不断贬值。
政治分赃与货币贬值
罗马帝国末期，当狄图斯·尤利安努斯成为皇帝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让货币贬值，第纳尔银币中的含银量降至81.5%。尤利安努斯这样做有着特殊的原因。尤利安努斯的前任佩蒂纳克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试图削减禁卫军的权力和军饷，于是在193年3月被刺杀。接着，禁卫军对皇位进行拍卖，元老院成员尤利安努斯通过给付每个士兵25000塞斯特斯（4塞斯特斯铜币折合1第纳尔银币）登上帝位。让货币贬值就等于让这些士兵的财富贬值。
193年6月1日，尤利安努斯死于心狠手辣的军事指挥官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之手。为了给军队发军饷，塞维鲁下令将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进一步下降到78.5%。之后，塞维鲁又不断让货币贬值，到196年年底，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降到了54%。
随着货币的贬值，人们产生了通胀预期，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甚至完全失控。贸易变成以物易物，税收退化到实物制，长期贸易无从谈起。
军费激增与行政系统的膨胀
古罗马长期实行10%左右的税率，按照中国儒家的主张，“什一税”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可见古罗马属于轻税国家。罗马防线很长，然而军人数量并不多，在奥古斯都裁军后，军队人数不到30万。但是随着蛮族入侵，军费激增，在税源固定的情况下，正常的税收远远不够填补军费激增所带来的财政赤字。罗马皇帝开始设立一些临时税，随着战争频发，临时税变成了固定税，这激起了过惯了好日子的罗马人的抗议。罗马皇帝被迫放弃加税的办法，转而采取降低银币中的含银量的政策。
最早采用货币贬值办法以应对军费危机的是谢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之后的卡拉卡拉（211-217年在位）“萧规曹随”，继续以货币贬值填补军费增加而造成的财政缺口，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降到了50%。这种做法加剧了通货膨胀。为此，卡拉卡拉在第纳尔银币之外，发行了一种含银量相同但重量高达5.5克的安东尼银币，希望以此阻止银币价值的下跌。
然而“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起作用之后，安东尼银币的重量从5.5克降到3克左右，含银量更是降到了5%。奥勒良统治时期（253-260年）规定，公民只可以用足量的第纳尔银币兑换含银量5%的安东尼银币。这一政策导致人们把好的银币藏了起来。到了加列恩（260-268年）统治时期，重约3克的第纳尔银币已经消失不见，塞斯特斯铜币则因价值过低而从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通货膨胀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在罗马帝国强盛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小政府、大社会”。然而到了罗马帝国后期，行政系统大大膨胀。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统治期间（284-305年），政府开支进一步激增。除武装部队和军事开支大幅增加外，罗马的官僚机构还极大膨胀，最为严重的是，筹建新首都耗资巨大。为此，戴克里先大幅提高各地罗马人的税收，劳动、生产、储蓄和投资因此受阻，商业和贸易衰退。
当税收不足以支撑开支时，戴克里先皇帝开始降低货币的成色。政府通过了法偿货币法令，要求罗马公民和整个帝国的臣属，都接受印上较高面值但成色不足的铸币。于是人们开始囤积所有金银含量较足的铸币，而在市场交易中使用成色不足的铸币。这自然意味着，每枚被削减成色的铸币，在市场上购买商品的数量，只能少于以往。随着罗马皇帝发行了越来越多不断减色的货币，价格上涨的势头愈加严重。
在走向衰落时，统治者们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似乎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发展。301年，面对恶性通胀和贫民暴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著名的《最高价格法》，开出了在所有行省范围内实施价格控制的物品清单，对价格实行行政控制。
考古学家发现了当时的价格表，上面详列着政府的规定价格：1000多种商品、货物和劳务服务的准许价格。对售价高于规定价格的，都以死罪论处。这项法令本来是想压制通胀，却带来了更坏的恶果。由于管制价格远低于公平的市价，许多农夫和厂商将失去销售商品的激励，因而更倾向于囤积居奇。价格控制导致市场上无货可售，越来越多的贸易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导致自由市场瘫痪了。这个时代一位名为拉克坦提乌斯（Lactanius）的罗马人如此描写戴克里先：“他决心管制所有可售物品的价格。微不足道的缘故让人们鲜血横流；人们不愿给市场带来更多物资供应，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获得合理价格，这导致如此之多的匮乏，以至于有许多人死亡，最终，这项法律被搁置了。”结果，《最高价格法》通过四年后，戴克里先就退位了。虽然该法令从未被正式废除，但戴克里先退位后，很快就名存实亡了。
金本位制加重两极分化
君士坦丁一世时期（306-337年在位）舍弃了罗马传统的“银本位制”，改成“金本位制”。君士坦丁可以说成功地确立了对于稳定货币至关重要的强势货币，也奠定了后来欧洲金本位制的基础。然而，君士坦丁的改革发生在罗马银币贬值的背景下，结果造成了加重两极分化的后果。
当时，公职人员领取的薪水是价值稳定的金币，而普通人获得的报酬是已经贬值的银币或铜币。在缴纳税金时，按规定需要使用金币，而金币以外的银币、铜币的换算汇率放任为“变动制”。金本位制洗劫了社会财富，使得拥有金币的人成为富裕阶层，尤其是皇帝成为最富有的人，而没有公务的人日益贫困。这种举措等于让广大民众为国家的货币贬值买单。
4世纪的罗马因一连串政策直接冲击了之前作为社会骨干的中产阶级，使之沦落到崩溃的边缘。同时，由于战事不断，耕地荒芜，生产力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罗马帝国发生了“滞涨”。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人口减少。传说2世纪时，罗马城有150万人。到了4世纪初，人口已减少一半。到4世纪末，只剩约30万人，回到了500年前的水平。
货币状况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面相。保持币值稳定，制定合理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于大国的繁荣稳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