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那些妨碍我们探索抑郁成因的东西

关于抑郁症的实证研究并不少见，大部分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理解抑郁症：一是生化角度；二是心理学角度。生化角度的解释和心理学角度的解释哪一个更有道理呢？——留给你自己去判断。但在开始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背景性问题，这有助于你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1）区分“共变关系”和“因果关系”。

分清这两种关系，可以让你在读到“科学研究结论”时，具备一双火眼金睛，大致判断这样的结论到底有多少信息量。来看这个例子：

你和室友生活在一起，他有一双扎眼的红袜子，每次这双袜子洗干净晾在衣架上，都会让你难以忽视。接下来，也许喜欢读侦探小说的你发现了另一个细节：每次红袜子晾在衣架上的那一天，厨房垃圾桶里的垃圾就会增多。随着次数的积累，你逐渐确定了这个“共变关系”：晾红袜子-厨房垃圾增多。那么，你会往前一步，断定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吗？比如：“因为红袜子出现在衣架上，所以厨房垃圾变多了。”或者：“因为厨房垃圾变多了，所以红袜子出现在了衣架上。”

聪明的你恐怕不会得出这种无厘头的结论。凭借阅读侦探小说的经验，直觉告诉你后面还有更复杂的真相。于是你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小心翼翼的打探，获得了下面的信息：室友每次去健身房，都会穿红袜子。他在那里消耗了大量能量，回来就觉得很饿，又难以克制自己，于是睡前吃了很多东西。

这样，第二天早晨，你就会同时看到衣架上晾着的红袜子，和厨房垃圾桶里更多的垃圾。然后，你得出结论：啊，真正的因果关系在这里！红袜子和垃圾增多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而它们之所以出现“共变关系”，只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原因的两个结果！

到这里，你对物理世界的观察已经很敏锐了。然而，找到一个因果关系往往还不够，事件的发生一环扣一环，我们需要还原出一个更完整的“因果链条”，才能获得更全面的理解。于是，你继续假装聊天，向室友打探，获得了更多的因果关系：他为什么总要穿这双扎眼的红袜子去健身呢？因为他对健身房里另一位顾客产生了好感，但性格腼腆，不知道该怎样搭讪聊天，只好换一身引人注目的行头，增强自己的存在感，希望对方注意到他。那为什么睡前那么饿呢？为什么不控制一下运动量呢？因为他太想表现自己，加上暗恋对方的兴奋和紧张感，每次都会消耗大量能量。后来呢？对方注意到他了吗？搭讪成功了吗？

故事讲到这里，你还记得它是怎样开始的吗？衣架上的红袜子，垃圾桶里的垃圾。“拉倒吧。”你可能会摆摆手。在此刻的你看来，这两个细节简直是这个故事中最无聊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看市面上一个常见的关于抑郁症的生化解释：抑郁症是大脑生病了，抑郁症患者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水平不均，血清素浓度降低，所以人无法感觉到快乐。这一解释就混淆了“共变关系”和“因果关系”。生化物质的水平和我们的主观体验当然有共变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是生化物质决定了我们的主观体验”。这种观点，就像是发现了红袜子和垃圾增多之间的“共变关系”，然后得出结论说，“是因为晾了红袜子，所以垃圾增多了”。

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用，药物治疗抑郁症的原理，就是通过调整生化物质的水平，来调节情绪状态。这就好比为了不让厨房垃圾增多，你偷偷把室友的红袜子藏了起来。这样一位腼腆害羞轻易不敢去搭讪别人的室友，发现心仪的红袜子不见时，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猜他会等几天，也许一两周，暂时不去健身了——没有这双漂亮的红袜子，他拿不准心上人会怎么看自己。但之后的某一天早晨，你会发现厨房垃圾又增加了，而衣架上有了一双荧光色的袜子！

这就是用药物治疗抑郁症有时会出现的结果：你会发现症状暂时得到了缓解，然后过一段时间，症状又出现了，也许是一样的症状（另一双红袜子），也许是不一样的症状（一双荧光色的袜子）。然后医生可能给你换一种药（这次把室友的运动鞋藏起来！），症状缓解一阵子，又出现了（他买了新的运动鞋）。不少依赖药物治疗的心理问题，都是在玩这样一个游戏。

有时，会出现一种药，稳定了“病情”，使其不再反复。就好像你室友在接二连三丢了很多健身用品后，认为这是上天给自己的启示：他和那位心上人并没有缘分。于是，他再也不去健身房了。

这样的情节推进大概会让你不耐烦，你也许并不关心什么袜子和运动鞋，你就想知道室友的相思之苦怎么样了，他和那位意中人有没有后续。人是情感动物，最让自己痛的往往是情感，对他人最大的八卦兴趣点，也是他们的情感生活。如果带着这样的好奇心去探索抑郁，相信你会发现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进一步描述这个世界。

现在，相信你已经可以区分“共变关系”和“因果关系”了。接下来要谈另一个问题：寻求真相的过程，常常会受到利益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2）留意“解释的获益”。

什么叫“解释的获益”？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周日晚上，你玩游戏玩到凌晨3点，于是周一一早，你没有听见闹钟，比平时晚醒了半小时。你急急忙忙地收拾好出门，路上又堵车，终于到了公司门口，正要进去，突然撞上你的大领导：“小萌啊，到了一批重要的货，人手不够，你快去帮忙！”你直接去了仓库，撸起袖子一阵忙活，干完后，拎着包去办公室。结果，你走进办公室的时间点，比平时晚了一小时，正好被小领导看到。小领导走过来，阴沉着脸，问你为什么迟到了。你内心复盘了一下迟到的原因，有这么几个：

● 熬夜打游戏。

● 没听到闹钟，起床晚了。

● 路上堵车。

● 被大领导临时叫去帮忙。

奉行“从不说假话，但有不说的真话”原则的你，会告诉小领导哪几个原因呢？我猜聪明的你只会告诉他第四个。“人精”小领导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进大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去了。没多会儿，他从里面出来，又走到你跟前说：“不对的，你到楼下时已经迟到了。”

这时我想你会搬出第三个原因。

如果他反驳说每周一早上都是一样的堵，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被追问不过，也许会把第二个原因告诉他。但熬夜打游戏的事，你恐怕不会告诉公司里的任何一个人。“那当然！”你会说。也许所有的原因都是真的，但每个原因说出来后，引发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解释的获益。

来看看这一点会怎样影响我们对抑郁的理解。还记得第一节里小D的故事吗？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转学进了一所新高中的小D，最近好几次被同学霸凌，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哭泣，夜里常常失眠，日常生活也提不起劲儿，小D有点怀疑自己“抑郁”了，于是上网找到一个在线的抑郁症测试测了一下，发现自己是“中度抑郁”。小D把这一结果告诉父母，父母说：“什么抑郁不抑郁的，我看你就是犯懒病，不想去上学。”

在小D的屡次要求下，父母终于带他去医院精神科进行检查。医生问诊后，说还要再观察，因为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尚不能诊断为抑郁症。从医院出来，父母对小D说：“都说了不是抑郁症吧？你们这一代孩子，就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从小没受过什么挫折，抗压能力弱！”

小D告诉一位好朋友，自己在网上测出了抑郁症。朋友从公众号里翻出一篇文章给他看，说：“别太担心，你看这里也说了，抑郁症其实就是一场心灵的感冒。”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的解释，都可能有相应的获益：如果小D能让大家相信自己有“抑郁症”，也许他就能请个假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从压力中慢慢恢复。

如果父母能把小D的情况说成是“犯懒病”“抗压能力弱”，（在他们看来）也许就能让小D坚持上学，不要落下功课。小D的父母可能会抗议道：“这明明是小D的获益，怎么是我们的获益呢？”——这的确是你们的获益，因为你们想要一个优秀的孩子，而不在乎小D要为这样的优秀付出什么代价。

小E可能的获益是什么呢？他当然有可能只是想安慰小D，让小D不要太为此苦恼。但如果他的解释成功起效，就意味着作为朋友，他不需要为小D付出太多关心和照顾，就像对一个感冒的朋友或同学，我们只要提醒他多喝热水、多休息，在关系层面，就差不多“仁至义尽”了。

接下来，我们把观察的范围扩大一些，看看你经常听到的关于抑郁症的解释，背后可能有哪些获益。

首先，药厂和大部分开药的医生基本倾向于生化解释，因为这和他们的利益相关。如果每个抑郁的人都需要终生服药，对他们来说可是重大利好。

认知行为流派常常认为抑郁症是“错误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他们的工作致力于“调整你的思维方式”。

按摩和针灸行业，也对抑郁症有自己的看法。

就连你现在读到的这本自助书，当然也希望提供能打动你的解释。

所有这些，背后都有或大或小的利益，从药物给医药行业带来的利益，到心理咨询给各个流派的咨询师带来的利益，再到每本卖出的书给作者我带来的版税收入。这种利益是必要的，正是利益的驱动，让这么多领域的人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抑郁症。但当研究者到了一个具体的位置上，这个位置牵涉的具体利益，常常会妨碍他更直接地去探索真相。

就连本书，也难免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不会去讨论按摩和针灸能不能或怎样改善抑郁，不仅因为我不懂，也因为和我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谈清楚了我也不能真的去给来访者做按摩和针灸。但作为普通读者，不论你自己是抑郁型人格，还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尽量获得相对全面的视角，并对这类解释的获益保持警惕，是很有好处的。

再来看一个十分常见但不容易意识到的“解释的获益”：一些抑郁的人并不喜欢“抑郁可能和原生家庭有关”这个方向的解释，有时甚至会愤怒地抗辩：“我爸妈对我很好！我的家庭很正常！”当然不是所有抑郁都和原生家庭有关。很容易想象的例子是，“二战”时期的犹太人，不论原生家庭多么幸福、健康，如果被送去集中营关一段时间，仍然可能抑郁。但这一抗辩也可能有获益，最常见的是两种：

● 在我们的文化中，“家庭有问题”是一种带有贬低意味的评判，很容易引发羞耻感，因而这种抗辩，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 当一个人在心理上还不够成熟有力时，很难去想象“父母不那么爱我”“他们曾经伤害过我”甚或“他们正在伤害我”“他们并没有爱的能力”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世间可能没有人无私地爱自己，而自己无依无靠、没有后援——这种想法太过苦涩，很多人会选择抗辩，让自己免于直面艰难的真相。

这两种获益并不长久，有时甚至是饮鸩止渴，因为这些抗辩会妨碍你了解事实真相，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抑郁问题。

有些抑郁者的父母就更不喜欢原生家庭方向的解释了：“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难道还有错！你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难道不该为自己负责吗？”他们很容易把“探究问题的根源”等同于“对自己进行指责”。就像小D的父母那样，他们更容易认同各种非原生家庭取向的解释：

● “你大脑里的多巴胺分泌不足。”

● “你的观念有问题。”

● “你就喜欢胡思乱想。”

● “你心理素质不行，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 “你就是日子过得太优越了，抗压能力弱。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 “有病就带你去医院治，说我们干吗？”

● “你就是怕辛苦，想在家啃老。”

这些解释背后共同的获益就是：“我可没有责任。”

为了争夺“解释的获益”，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你可能还会看到各责任方的相互“甩锅”。比如，有时年轻员工在公司自杀，家属上门追责，双方就会各执一词。

家属：“他从小到大都挺正常的，学习优秀，性格也开朗，怎么进了你们公司就抑郁了？不该是你们的问题吗？”

企业：“我们公司制度灵活，工作轻松，上上下下几百人都好好的，就他一个人抑郁了，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吗？”

对于那些逝去的人，我们已无从知道真相。即便他们还活着，或许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真相。真相是什么？接下来的几节里，一起试着接近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