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狂人日记》百年祭

“1918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震动了新文学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使鲁迅闻名全国并登上了新文学领袖的地位。”[1]这是我们熟知的传奇故事，是“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伟大起点。但事情并不像这样简单和充满戏剧性色彩，过了将近一年的空白期，《狂人日记》才等来了它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读者回应——傅斯年在《新潮》1919年2月号上提及该篇的一句话，以及4月号上的短评《一段疯话》。这是中国新文学传播史上出现的所谓“被忽略的一年”[2]。何以如此呢？茅盾在1923年提供了一个解释：“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一本的《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显著的风波。”[3]这个解释提供了一个来自“内部”视角的有趣的观察，即作为《新青年》的“编创人员”[4]，如何看待《狂人日记》在“影响”问题上的独特与寻常之间的辩证：它以自己的独特参与到《新青年》的言论环境中，在其中显得寻常，同时又在这种寻常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所以，观察它的“影响”，需要考虑它的作用对象。在“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方面，它“不见得怎样怪”；而在造成新的“文艺作品”方面，它却是“前无古人”的。这提示我们，在讨论《狂人日记》的相关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语境。既要考虑它对语境的参与，也要考虑它与语境的对话；既要评估它对语境的贡献，也要承认它是语境的产物。如此辩证往复，庶几才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历史和文艺的认知。

百年一瞬。围绕这篇作品的内容、形式、思想、语言、历史和现实意义，百年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基于由此形成的“公共知识”，人们不会置疑，是这篇作品以“教科书级的”的“现代汉语”推进了刷新中国文学和社会思想面貌的进程，深刻影响了“白话文运动”“反礼教/反传统”“中国文学现代性”等社会和文学主题的进展，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5]，在这暴露中，展现时代的根本冲突、示范“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和威力、揭示社会改良的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而使“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6]们得一神助，极大地促进了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革新进程。

尽管如此，对《狂人日记》所拓开的知识领域的处理，永远不能说已经足够充分，围绕上述“公共知识”范畴内的相关主题的讨论，几乎在每个时代都会被重新提起。百年之下，一代代的读者仍不免追问：“狂人”到底是谁？他的下落究竟如何？围绕这篇经典作品，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狂人”及其结局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形式化表现即是正文的“白话”与小序的“文言”之间的触目的并置和对立。这一形式化的呈现，实体化了时代的根本困境，也使得作品的意义表达变得暧昧：作品所提供的“新”与“旧”的情境框架，是“狂人”败北的象征，抑或有意味的措置？经过尖锐冲突和反躬自省，问题得以化解？有所进展？还是依然存在？如此种种，诱人深思。本章着眼于这些问题，以百年来中外《狂人日记》阐释史为背景，通过细读文本，重解“狂人”“候补”以及“救救孩子……”等经典细节，尝试重新定义《狂人日记》的经典性。一得之愚，试申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