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的挑衅 PROVOCATION BY IGNORANCE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威廉姆斯挑起的这个争论还是处于晦涩难解的状态。那些参与争论的学者对于解决这个两难的困境却很自信。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本至关重要的书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对于其他生物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本来自威廉姆斯本人，另外一本的作者是梅纳德·史密斯。威廉姆斯戏剧化地写道：“进化生物学界将面临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危机。”威廉姆斯在《性和进化》（Sex and Evolution）一书中巧妙地描述了几种与性相关的理论，试图缓解这场危机。梅纳德·史密斯在《性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ex）一书中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绝望和困惑提出了忠告。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提有性生殖的昂贵代价，它的劣势很明显——两个单性生殖的处女所生的子代数目是一对男女所生子代数目的两倍。他认为以现有的理论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可能读者会认为现在这些例子不堪一击，也不尽如人意，可这是我们现在仅有的最好的例证。”他在另一份论文中写道：“我们也许忽视了某些关键的基本特征。”梅纳德·史密斯一再强调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论著谦逊而质朴，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关性的各种解释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科学的观察者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氛围。在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家都在无知中摸索，试图寻找前所未有的事实、理论或模式。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性是如此的众所周知，单单地去解释它，赋予它一个优势是不够的。所提出来的解释一定要优于其他的解释版本，就好像羚羊要生存下来不是要比猎豹跑得快而是要快过同类，就这么简单。性的理论不值一文，多如牛毛，大多数也都在逻辑上符合规律，但哪一种理论最正确呢？

下面我将谈及三类科学家。

第一类是分子生物学家，他们整天嘴里念叨的不是酵素就是外切核酸降解等。他们很想知道组成基因的DNA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的世界里，性就是DNA修复的过程或者某种分子工程，他们不懂方程式，但绝对是超长单词的粉丝，尤其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长单词。第二类是基因学家，他们只谈基因突变和孟德尔遗传学。他们痴迷于性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基因变化，并且热衷于实验。比如，剥夺数代有机生物的性功能，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不及时阻止的话，他们就会开始写方程式并且谈论“连锁失衡”。最后一类是生态学家，谈论的完全是寄生虫和多倍性，他们热衷于比较各种证据，哪种物种有性，哪种物种没有，并且知晓许多与研究无关的北极与热带地区的事实。他们的思考方式没有那么严谨，语言比较生动。他们整日埋首于图表之中，工作离不开电脑。

每类科学家都支持一种性解释。分子生物学家主要是在讨论性为什么会产生。这不同于目前性问题所取得的成果，而后者却深深地吸引着基因学家们。生态学家却在探讨着另一个问题：哪种情况下有性生殖会比无性生殖强？这有些类似剖析发明电脑的原因。历史学家（如同分子生物学家）会坚持说发明电脑本是为了破译德国潜水艇密码的，今天却用作他用。电脑在做重复性工作时比人工更为高效、快捷（基因学家会这么回答）。生态学家对为什么电脑会取代接线员而非厨师之类的问题感兴趣。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三种解释似乎都有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