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的幸运

尽管收入少，可是我没有颓废，比如我一直在锻炼身体，有时去公园跑步，而且每天还爬台里的楼梯。

那个时候，位于五一广场的大连电视台新址刚刚交付使用，我很喜欢这座新楼。每天我都会从一楼小跑到14楼。

两个月后，我的状况才发生改变。大连电视台创办了一台节目与《幸运52》类型相似，名叫《大赢家》，刘仪伟主持。我申请去做编导，领导同意了。到了新的栏目，我的工资涨到了1500元，总算能缓口气了。

在大连的好日子开始了。毕竟，做综艺节目，我有经验。而且《幸运52》还是我工作过的地方。

《大赢家》的制片人让我做现场导演，以及题库筹备、选手筛选的负责人，我很感谢他的信任，这些都是我熟悉和喜欢的岗位。在《幸运52》，还有导演考核我的工作，现在，题库、游戏、选手，都由我来确定。

其实这个栏目的人员很少，严格来说，真正的导演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在内容方面，除了制片人和我，再有就是一个做后期制作的女孩，而制片人侧重于经营方面的工作（有一个负责招商的制片团队），因为这个栏目的经营模式也类似于《幸运52》，主要靠栏目自负盈亏。

在这个组，我做过多个岗位，除了现场导演，还有广告摄像，兼任过一段时间的制片主任。我甚至做过一期后期编辑——那个女孩要回老家结婚，请了几天假，所以那一期就是我做的后期，编了一夜，很有成就感，当时使用的还是对编机，转轮的那种。

后来我回北京时曾经吹过牛——在一个栏目组的常设岗位里，我只有一个岗位没做过，那就是女主持人。其实我丰富的工作经验主要来源于这段经历，因为主编、主持人、制片人的工作，后来我都做过。

《大赢家》的主持人是刘仪伟，他幽默诙谐，我们合作得比较好。节目的收视率也逐步上升，几个月后，节目就获得了大连二套的收视率第一名。到了2002年，个别期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大连一套的综艺王牌《久久合家欢》，成了全大连台的收视冠军。

我记得一个数字，14.56%，就是夺得全台第一名时的收视率。

然而，那个时候，我的个性仍然过于刚强。

2001年初，有一次录制快结束的时候，出了个意外。按照流程，现场会有人组织观众拥上台和刘仪伟合影，那样气氛会很热烈。结果在那天现场，我的小助理光顾着和女孩搭讪，忘了组织观众，他是负责组织右侧观众席上的观众。而在左侧，我也被人干扰（有人来找我谈事），没有及时地组织观众上台，因此上台的观众不多，气氛有些冷。

这时候，我的耳麦里传来制片人严厉的指责声：“宝海，你怎么回事——”

客观来说，制片人是对的，那就是我的责任。可那个时候，我很爱面子，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戴着耳麦，都听到了制片人的责问。恼怒之下，我猛地摘下耳麦（头戴的那种），用力摔到地上，转身而去。

这时候，我们还在山上录制，大连台的旧址。

我在演播室外面抽烟，很郁闷。

负责现场键盘音效的老庆走了过来，安慰我，让我心里好过了一些。他说：“你想听什么音乐，我给你弹。”

我笑了：“那就给我弹咱们节目的片尾曲吧。”

老庆一撇嘴：“天天听，你还没听够啊？”

我说：“我喜欢曲终人散的那种意境。”

偌大的演播室里，只有我俩，空气中回响着《大赢家》片尾曲的旋律。

后来老庆告诉我：“去找你，是怕你一生气下了山。晚上还有一期，你不在，节目怎么录啊？”

老庆那时候30岁出头。他可是《大赢家》的开心果。他的岗位是现场键盘音效，也就是综艺节目中各种“声音”的制造者。他会弹很多歌曲，在我眼里，是个很有才的人。然而，看他的面相，是绝对跟音乐、艺术联系不到一起的。因为他面相很凶，会让人觉得是蹲过监狱的人——可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还真进过监狱（或许是看守所）。

据老庆说，监狱里，“最牛”的是杀人犯，没人敢惹，最没地位的是强奸犯。有一种人，千万别跟他打交道，最好也别跟他说话，那就是诈骗犯，跟他接触，一定会吃亏上当。

老庆的口才太好了，听他说话，是一种快乐。

他多次跟我说，想给大连领导写信，提议改造大连。比如，大连到处种草，这太浪费了，不如种韭菜，一样是绿的，割了还能吃。

再比如青泥洼地下商业街，那么大的地下区域，应该养鱼，效益一样会很好。

还有星海会展中心，那么大的封闭空间，可以用来养鸽子啊！

就在这时候，我的好运又来了，我做了大连一套周日档谈话节目《真情驿站》的主持人。这档节目讲述老百姓悲欢离合的故事，类似于央视的《实话实说》。

然而，在哈尔滨发生的一幕又出现了，历史总在不断重复。

《大赢家》属于大连二套的栏目，而这个《真情驿站》属于大连台周末组的节目，这两处的领导关系不睦。我必须做出选择，只能在一处工作。经过考虑，我决定留在《大赢家》栏目组，主要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主持能力没有信心。

过了半年，周末组取消，《真情驿站》也停播了。